今天还有一次参观的机会，唐小纶继续跟，导游也不排斥唐小纶。
1963年8月，陕西省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东北郊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后被命名为“何尊”。1975年，考古学家发现在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其中有“宅兹中国”一句。何尊铸造于周成王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后期，距今已有三千余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国”两字。
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大意是说，周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王都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已经在中国安家（建都）了，统治民众。显然，“中国”就是指周武王的王都。
为什么周武王的王都可以称为“中国”呢？这还得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说起。
导游故意问一下唐小纶，看看唐小纶对历史的了解多少，这位小伙子，你对中国的历史有多少了解啊？
这是要考我呢，哈哈那小爷可就不客气了，直接很大方的走过去伸手向导游，“拿来”，导游一愣，什么？什么拿来？
唐小纶说，你的麦啊，还能有什么，你歇一会，喝口水，递过来一瓶没开的蜜雪倾城饮料，接下来我给你能讲解讲解。
导游看着唐小纶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蜜雪倾城饮料？
刚才你给其他游客推荐的时候你说你最喜欢喝这个蜜雪倾城，可惜，你这几天不舒服，没敢喝，我刚才多买了一瓶，揣怀里暖着，这会刚好，就是你别嫌我揣着就是了，
导游一看这小伙子，情商还蛮高，可是这技家伙怎么知道自己这几天不舒服，没办法，又羞又臊的把麦摘下来，递给唐小纶。
唐小纶拿起耳麦，冲着众人拱拱手，接下来小子给大家讲讲，这题外话也是题内话，这说道这些古文物，大家是否知道，中国一词的由来啊，什么叫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由谁叫中国的，中国一词都包含了什么。
1、“中国”的由来
5800年前，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出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今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形成都邑性遗址，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形成其他中新性遗址。距今5100年至4300年前，一些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今4300年至41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朝建立后，经过约二百年的发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在中原各地形成不少人口集中的聚邑。
这些都邑和聚邑，被称为“国”（国）。“国”是一个象形字，中间的“口”代表人、人群，下面的一横代表一片土地。由于这片土地是这群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必须有人拿戈守卫。为了安全起见，周围还要建一圈墙——外面的一个大“囗”。何尊中那个“国”字的写法还没有外面这个大“囗”。这样的国当时已有很多，所以有了“万国”的说法。“万”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一个形容词，万国形容国之多。相传大禹在涂山（一般认为在今安徽蚌埠禹会区淮河东岸）大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到夏朝，尽管国的数量仍不可能达到万，但肯定比大禹时代有所增加。
商朝的统治范围和影响所及比夏朝更大，国的数量应该更多。随着国家形态的形成和强化，以及行政中心功能的完善，商王的驻地由不断迁移转变为长期稳定，成为最大、最重要的国。盘庚迁殷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的首都一直在殷（今河南安阳殷都区）。殷虽然也是“万国”之一，但其地位与重要性已远在其他国之上，因而被称为“中国”。“中”本来是商人制作的一面特殊的大旗的名称，用作召集部众。每次召集时，部众都会围绕聚集在这面大旗“中”的周围，时间久了，“中”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含义。中国，就是万国的中心、中央，万国中最重要的一个国，也就是何尊铭文中的“大邑商”。所以周武王在攻克商朝的首都“大邑商”后，可以向上天报告，“余其宅兹中国”。不言而喻，到了周朝，周朝的首都——原来的宗周和新建的成周——就是中国，其地位高于万国，也高于所有诸侯国的都城。直到东周初，中国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都”。
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逐渐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强大的诸侯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相互争夺兼并，对因灾祸而亡的小国不再兴灭继绝，而是直接吞并。春秋时有名有氏的国还有一千多个，到了战国时已经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个附庸小国。周天子的实际地位已经降到了与附庸小国相当的程度，他的首都已不如七国中稍大一点的都城。七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比他拥有更大面积的土地、更强的实力。“中国”早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诸侯国，特别是地处中原的诸侯国，都已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作中国。中国还被称为“赤县神州”或“神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实现统一，他的首都咸阳当然稳居中国的地位，而六国的首都和疆域都成了他的统治范围，各自的“中国”概念也得以延续，所以整个秦始皇的统治区都成了中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琅玡台刻石中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这一广阔的疆域都成了中国。
但秦朝的存在时间太短，这个“中国”概念尚未普及，在西汉前期还与传统、狭义的“中国”概念并存。狭义的“中国”相当于中原地区，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中国人民”即指中原的居民。一方面，“中国”就是汉朝的代名词，尤其是对外而言，如在汉宣帝议定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朝见仪式时，萧望之提出的原则是“使于中国不为叛臣”。另一方面，在汉朝内部，“中国”的定义还不一致，如边疆新设置郡县的地区，当地民众已经认同中国，但此前已经设置郡县内的民众还不将这些地方当作中国。汉朝疆域内一些尚未设置郡县的区域和非华夏的部族聚居区，也往往被认为不属于中国。
此后建立的中原王朝，自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无不以中国自称，无不以中国为本朝国号的代名词。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皇帝如何易姓，中国的名称始终延续，从未间断。在分裂时期，分裂的双方和各方，只要有统一的愿望，或者为了取得合法性，都会以中国自居，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但当统一恢复，双方或多方都成了下一朝修正史的对象，即都被承认为中国。非华夏族一旦建立政权，统治了华夏，或者入主中原，或者统一全国，都必定会以中国自居，如西晋、十六国时期匈奴建的汉、前赵、夏、北凉，巴氐建的成汉，羯人建的后赵，慕容鲜卑建的前燕、后燕、西燕、南燕，氐人建的前秦、西凉，羌人建的后秦，乞伏鲜卑建的西秦，秃发鲜卑建的南凉；南北朝期间拓跋鲜卑建的北魏、东魏、西魏；以及后来的南诏，大长和，大理，渤海，契丹建的辽朝，党项建的西夏，女真建的金朝。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多数场合即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作为国号和国名的概念和涵义延续至今。
2、中华民族的形成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发展成为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的大家庭。
五千多年前散居各地的部落，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结成部落联盟，以迁移来规避和抵御天灾人祸。经过无数次的试错，其中一支较大的部落联盟迁入当时最适宜的生存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在夏朝数百年的聚居，形成了部族集合体——夏人。由于聚居区域还比较分散，部族间的交往也不可能频繁，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合为一个种族，因而被称为诸夏。
商人来自诸夏聚居区之外，尽管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夏人，并建立了商朝，但始终无法改变诸夏在人口数量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在商朝期间，尽管主流文化已经是夏、商文化融合的产物，但人口的主体仍为夏人。商被灭后，残余的商人被强制迁移和监控，散处的商人成了诸夏的一部分。
周人虽是灭商的主力，但直到周朝建立，周人在总人口中还居少数。周朝分封的范围几乎都是诸夏的聚居区，被封的诸侯与他们的宗族、部属、军士、仆从在封邑也往往居少数。因而除了在关中周人的旧地，占人口大部分的诸侯国的民众仍为诸夏，仍以诸夏自居。到周平王东迁时，经过近三百年的融合，江淮以北诸侯国范围内的民众都已成了诸夏、夏人。
华，本义是花，引申为美丽、典雅、高尚，由赞扬夏人服饰之“华”扩展为形容夏人之“华”。诸夏、夏人乐于接受，并逐渐以此自称“华夏”。以后，华夏亦被简称为“夏”或“华”。华夏以外的部族还有很多，到东周时，被泛称为胡、戎、狄、夷、蛮等，并根据分布区域、方位、特征被细化为林胡、山戎、北戎、伊洛之戎、赤狄、长狄、东夷、淮夷等，或者还保留各自的名称，如彭戏氏、白翟、楼烦、屠何、东莱等。随着华夏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区的扩展，一部分非华夏部族由牧业、狩猎或采集转化为农耕，并与华夏融合，一部分迁往北方。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长城之内的黄河流域，基本上已没有聚居的非华夏部族。
秦汉期间，华夏人口从中原迁入河套地区、阴山南麓、长江两岸、巴蜀、岭南、辽东、朝鲜。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后期、安史之乱至唐朝末年、靖康之乱至宋元之际，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使华夏人口遍布于南方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南方的三苗、百越（如山越、瓯越、闽越、于越、骆越等）、巴、氐、蛮、滇、僰、爨、僚、俚、僮等，大部分逐渐融入华夏，一部分退居山区或边僻地区，形成或组合为不同的少数民族。
魏晋南北朝期间，面对大量迁入的非华夏族群和已经认同华夏的非华夏人口，华夏的主体更强调自己属于“中国”的华夏，即“中华”。以后，中华与华夏并称，“华”成为中华与华夏的简称，也可以是中国的简称。
在不同的朝代，特别是历年长久的统一王朝，该朝疆域内的华夏和非华夏人口，均可以国号冠名相称，如汉（大汉）人、唐（大唐）人、明（大明）人、清（大清）人，并会在朝代以后长期沿用，如汉以后至南北朝都有“汉人”之称，此后往往以“汉”称华夏，以区别于“胡”。在清朝，内地十八省纳入编户的人口都称为汉人，以“满汉”象征全国人民。而“唐人”之称一直用至近代，尤其是在海外华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