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狗血的诉讼，再加上乌托邦式的论证，还有那些模棱两可的专家意见，法学泰斗的不置可否，一场近乎闹剧的诉讼，以省高院维持一审判决告终，所有的努力都成为泡影。
梓涵觉得自己陡然成为问题的焦点：律师是否给力？作为法律处负责诉讼的科班出身的你是否称职？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如何交待？今后的诉讼思路是什么？
还有就是，田文景这种无厘头的出庭之举，他在法庭上那些不置可否的回答，是否必然导致庭审对华都银行的不利？
对于田文景出庭作为对方证人这个问题，梓涵也没有深刻地思考过，只是当时参加庭审的邓处以及其他人员都认为：罪魁祸首就是田文景，而且认定了他正是为了钱而“出卖”华都银行的。
律师也是这样认为的。
之前，律师们在论证二审时，都是信誓旦旦称胜诉有把握，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似乎此时的判决结果被打了脸。这种不利的结果，作为律师是否需要找一个借口？是否需要将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工作不力，归罪于一个“替罪羊”？律师怎么想的，梓涵也不清楚，但是，因为众多人纷纷议论田文景这种近乎傻逼一样的操作模式，梓涵和他之间出现了龃龉，甚至产生的矛盾是无可避免了。
梓涵之所以不愿意归罪于田文景，还是考虑到之前和他都是一个处室的，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梓涵不愿意顺着其他人的思路，总结案件二审的不利结果。但是，即便如此，最后传到田文景耳朵里的，那些对他傻逼举动之描述，从他质问梓涵时说的一番话，反映出似乎总结归因这个案件的不利结果，仅仅是梓涵指责他毁了华都银行的诉讼。
他反问梓涵：“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看着他几乎夺眶而出的眼泪，梓涵沉默了：我他妈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老子更不理解你出庭是为了什么。老子还想反问你：“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难道就是你田文景说的：是敬业的法官找到你，威逼利诱你一定要在法庭上说出事情的真相？是你年少无知，在不懂法律为何物的情况下，那天昏昏沉沉走到了法庭审理的现场？还是在场的大家伙儿都经历了一场虚幻的演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是我们大家冤枉了你，因为你无辜的像一只小白兔，可怜的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梓涵不得而知，但是梓涵一直告诉他：我没有说这个案件是因为你的出庭而导致被动，我也没有推脱责任的意思，我还没有那么无耻和浅薄，而且，我认为这个案件没有完，我自有下一步的打算。
一审的时候，主审法官在案件判决完就被提拔了。也许，这就是一个巧合，也许，人家法官的工作业绩已经到了必须被提拔的境地，也许是梓涵有些阴谋论了。但是梓涵觉得这个案件绝对不仅仅是分析清楚法律关系那么简单，其背后的东西是完全看不透的。
所以，二审维持原判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因为，推翻一审需要更多的事实论证一审判决的错误性，这谈何容易？从书面文书看，一审的判决书基本上没有什么漏洞，即使对法律逻辑认定的推论有不合情理之处，任何人也断然无法就此得出结论：法官是枉法裁判。
顶多是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与律师有偏差，而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况且，律师的意见又能如何？毕竟是在法官的主导下审理案件，而不是由律师和专家在这里探讨案情，即便是探讨，京城的专家也有支持法官判案的，说明这个案子绝不是非黑即白的铁案。
这个事情本来可以就此了结，没想到徐行长较了真：如果还有法律救济渠道，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花钱不怕，不能让家世界就这样逃脱法律责任。
梓涵特别不愿意再将自己的精力用在这种无厘头的诉讼案件上，他真想彻底脱产系统学习一下法律知识，第二年赶紧通过司法考试，摆脱“非专业领导的”头衔。
因为，参加了第一次的司法考试，已经让他头疼了。他根本没想到司法考试题如此变态：除了单选、多选还有不定项选择题。这对于梓涵这种记忆力不佳的脑残级科班毕业生，加之大学时候他的法学理论功底不扎实，刑法、民法、诉讼法都一知半解，考试的时候还总喜欢将现实中发生的案例带入思考，而且，这些年基本上没有深刻钻研的人，考试成绩距离及格线差了几十分是十分正常的，说明了他的实力——弱鸡级别。
所以梓涵希望工作中一定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这会影响他的复习，他特别希望尽快通过司法考试，而不是纠缠在这些莫名其妙的诉讼案件解决之中，以及那些狗血的不良资产处理之中。
但是，徐行长的个性，也是一把手的意志如此之坚定，这就是：死扛到底。
其实，徐行长的执着不仅表现在一件诉讼案件上，还表现在之前的3700万美元信用证事情上。
省电子进出口，也就是梓涵mbA同学关聪上班的那个公司。而且，他的顶头上司——邓处的老公赵老师也在这家公司就职。
谢行长在华都银行担任一把手的时候，电子进出口与省行的劳动服务公司做贸易，由华都银行为电子进出口公司开立信用证。
这笔业务的背后，实际上是天津的一家公司运作，做进出口贸易。电子进出口公司与华都银行省行劳动服务公司成立的颐康贸易公司，实际上就是个空壳：所有的手续由电子、颐康这两家公司做，两家公司从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但业务实际上是由宁波东方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做，公司的董事长陈行玮是这个业务幕后的老板。
徐行长来后，这笔“非正常”业务被总行叫停。
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笔业务资金链的断裂不得而知，但事发以后，省行已经不能再为该笔信用证办理“借新还旧”手续了。
3700万美元信用证的事情就这样爆雷了。
从之后法院审理案件的判决书可以了解到：从1998年2月到2001年3月，陈行玮以自己在内地和香港的公司有所谓的贸易往来的名义，先后在省行骗开信用证139份，将信用金从议付行意大利商业银行香港分行足额套取，致使省行最后开出的20份信用证实际形成承兑行的信用金3700 万美元被陈行玮“成功骗取”。
陈行玮后被判刑。
但这件事牵扯的面很广，上至赴京就职的谢行长，曾经审批这笔业务的省行梁静副行长、李强副行长、汤行助，还有国际结算、公司、风险等部门的处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也被总行问责和遭到处分。
为了协调和妥善处理这笔烂账，梓涵和几位业务部门的处长前往天津、京城与涉及陈行玮控制的那些公司谈判，结果一无所获。
执着的徐行长一定要成立个“领导小组”，对于这个“马蜂窝”不依不饶，明知道根本不可能有结果，却要坚持领导小组定期开会，不断与陈行玮的公司谈判。以至于所有涉及此事的经办人想起这个事情就想吐，大家都担心这破烂事情没完没了，而梓涵认为，自己假如一直深陷其中，可能不仅会招致本部门邓处的反感，而且可能招致所有曾经涉及这笔业务的行领导、处长们的反感。
然并卵，梓涵肯定是没办法躲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