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扬帆于大明朝野
四月底的北京城，傍晚时分，气温依旧很高，御花园的树叶都是蔫的。没有一丝风，让人炙热难耐。
虽然是坐在御花园池子边的凉亭上，四周放着冰块，还有宫女打扇，但崇祯皇帝还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干脆站起来，在亭里来回走动。没过一会，又开始站着发呆，眼睛无神地看着池子里的游鱼。
旁边伺候的王承恩稍微抬头偷看崇祯，敏锐地发现他的眼神里透着一丝忧虑。
其实，王承恩非常清楚，崇祯从还是信王之时，眼神中就经常有忧虑。
以前是担心，忧虑自己的性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罪魏忠贤，什么时候大祸临头。
现在担心，是忧虑祖宗基业，现在的国事，没有不让人烦恼的地方。
今天，一向勤政的崇祯都听从了自己的建议，
直接从文华殿来御花园散心。看来，他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崇祯皇帝忽然停止走动，转身对王承恩说：“大伴，你说最近会下雨么？”
“皇上，物极必反，干旱了这么久。现在说不定炎热天气集中到了京城，京畿周边已在下雨了。”
王承恩还能怎么说，只好口不对心的安慰。
崇祯皇帝转头看看西边那火红的太阳，都要落山了还喷着火，不由得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说出来，舒缓下压力而已。
真希望上天能创造奇迹，帮朕缓口气，崇祯这样想着。
近日，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十几个省的督抚，纷纷上报今年的旱情，严重的如山东、陕西等地，连人畜的用水都无法保证。
唉，屋漏偏逢连夜雨，才过几天的舒心日子，伴随着波及半个大明的旱情，可以预见今后的艰难。
“大伴，你说杨学士征收一年练饷的奏疏，究竟该不该答应？”
说是散心，崇祯内心始终还是在想着国事。
四月初，杨嗣昌以丁忧为名，辞去兵部尚书之职，举荐陈新甲担任。
同时附议卢象升的建议，同意铲除囤积在谷城的四万叛军。
为避免走漏消息稳住张献忠，专心致志、一鼓作气剿灭叛军。
杨嗣昌揣摩帝意，秘密请缨督师。崇祯皇帝龙颜大悦，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
临行前，他重提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并指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在此基础上，建议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下令抽练边兵和加练民兵。
加征田赋每亩练饷银一分，全国共征收七百三十万两。
王承恩苦笑，如此军国大事，他如何敢建言？
可崇祯既然问起，不回答又不好，他低垂着头看着脚下，“皇爷，何不问问秦督的意见，老奴觉得这个少年总督挺有想法。”
其实，这句话已经透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犹记得当初秦浩明建言崇祯不要收三饷，他可是在旁。
“江南水患、北地旱灾、边关要饷银、文武百官要俸禄……可大明一年的税赋也才不过四百万。
上次清查范家等三家晋商，好不容易得财七百多万，可弥补历年的亏欠，又所剩无几。”
崇祯掰着手指一件一件的算着，整个眉间是化不开的浓郁。
大明这个家，
不好当啊！
“真想学秦爱卿，不管不顾打秋风、搜刮钱财用于养兵，但终究国家法制，祖宗社稷不许。
一地尚可，若整个国家则不妥。”
近来，朝中偶有御史言官，弹劾秦浩明四处搜刮钱财的传闻。后来接到他的密疏，才明白原委，原来是筹措钱财练兵。
应该说到现在，崇祯已经无比厌恶朝中的清流御史言官，也就是东林党人。
原来他自认比自己的哥哥天启高明些，能够驾驭东林党这匹野马，为己所用。
所以他一上台，立即驱逐魏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
但是，他吃尽了苦头。重新上台的东林党为了争取民心，免了许多赋税。
可是，单单九边重镇，每年就要耗去国库九百万两白银，几年下来耗光了大明的财政。
可是这些以倡谈儒学为己任的东林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呈上来的奏章大多大话、空话连篇的愚腐之见，纸上谈兵之奇谈怪论，国事无补的道德文章。
而且朝中党争加剧，相互攻讦，彼此掣肘。
崇祯再志向远大、励精图治，也难以应付这种局面。
“大伴，送五百两纹银、御马两匹、绸缎十匹，庆祝秦爱卿订婚之礼。”
崇祯淡然吩咐，此举也是告诫御史言官，今后不要再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正常的人情往来而已。
“诺！”
王承恩躬身领命，吩咐后面跟班的小黄门去准备。
“只有暂苦百姓一年！”
炎热的天气让崇祯有些烦躁，在百姓和国家社稷面前，崇祯终于选择增收练饷。
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大明因东事愈重，乃决策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
辅臣杨嗣昌定议：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辽东、蓟镇，及保定、畿辅、山东、河北各镇兵由各总镇、巡抚、总兵分练，东西策应，闻警即至。
于是有练饷之征，初增练饷，期以一年而止。饷尽而乱未平，诏征其半。
崇祯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秦浩明接到朝廷快马密奏，随同圣旨一同而至的还有宣大镇守太监高起潜。
山雨欲来风满楼！
“杨嗣昌误国，杨嗣昌误国啊！”
秦浩明捏着手里的密奏，喃喃自语，心里充满悲哀。
不能说崇祯帝不警醒不勤勉，从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确实希望能够重振大明。
为此他清肃阉党，任用自己信任的大臣。
可他最信任的杨嗣昌，却是大明的掘墓人之一。
随着三饷的征收，国内叛军作乱再也不可挡。
大明内忧外患，借增加赋税来镇压叛军作乱，加强边防，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崇祯原计划是征收一年即停止，没有想到的是饷已尽而乱未平，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民不聊生，让更多的民众加入到了起义的队伍中。
这样就走入了一个怪圈，因为起义队伍壮大了，就需要更多的军费开支，而这就要靠更重的赋税才能支撑。
当然最后支撑不住，明朝的大厦就呼喇喇倾倒了。
剿饷没能平息内乱，练饷也没有起到作用。
不是钱花得越多，事情就办得越漂亮，反而因为钱多了而打这些钱的主意的人，就更多了。
加强边防的希望也落空，最后也没能抵御住建奴军队的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