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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武三年，从时进八月起，无论大江南北，便开始了秋收，那沉甸甸的谷子，饱满的玉米对于农家而言，象征着一年的希望，这一年的田赋以及地方、教育附加等税收，甚至还有全家人的口粮，全都指往着这一季粮食。
谷子一担一担地由田中挑回来，壮壮的，黄黄的，对于农民而言，这谷子就像是那金子一般的金贵。
在这垄上，没有一个人不欢喜的。今年的收成比往年至少要好上两倍。前年，刚开始实兴起“帝国稻”的时候，没有什么相信水稻的亩产能达到500斤，可是在官府强令下推广的“帝国稻”一亩打出500斤谷子实属平常，甚至有的好田若是肥能跟上都能打出6、700斤来。
对于这些日夜操劳着田地，甚至空着肚皮挣扎出来的代价，能有这样丰满，谁个不喜笑颜开呢？
人们见着面都互相点头微笑着，都会说天老爷有眼睛，毕竟不能让穷人一个个都饿死。或者说什么，这改朝换代改的好，咱们老百姓也跟着粘皇上的光了，如此种种，百姓的话语间充斥着对来年的希望。
他们互相谈到过去的苦况：水，旱，忙碌和惊恐，以及往年间饿肚皮的难堪！……现在在他们看起来似乎全都好了啦。
市面也渐渐地热闹了，物价只在两三天功夫中，都纷纷高涨起来了。对此，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反应，今年的收成可比往年要好，现如今这城里人越来越多了，吃米的也越来越多，这愁这粮卖不掉嘛？
卖是能卖掉。
但是乐极了的百姓们却惊讶的看到，物价上涨的同时，相反地，谷米的价格倒一天一天地低落下来。
五块！四块！三块！一直低落到只有两元五角的市价了，还是最上等的谷子。
“当真跌得这样快吗？”
欢欣、庆幸的气氛，于是随着谷价的低落而渐渐地消沉下来了。
谷价每跌下一元，老百姓的心中都要紧上一把。而丰年时的百物腾贵，更是让这丰收之年简直比常年还要来得窘困些了。
费了千辛万苦操劳出来的，浸着农民血汗的谷子，谁愿那样不值钱地将它卖掉呢？
百姓们初听到这样的风声，并没有十分惊愕，他们的眼睛已经看黄黄的谷子看昏了。他就不相信这样好好的救命之宝会卖不起钱。当人们传着谷价疯狂地暴跌的时候，乡间的老农还瞪着两只昏黄的眼睛怒骂道：
“就是你们这班狗牛养的东西在大惊小怪地造谣！谷跌价有什么希奇呢？没有出大价钱的人，自己不好留着吃？妈妈的，让他们都饿死好了！”
然而，寻着儿子发气是发气，谷价低，还是没有法子制止。两块二角钱一担谷子的声浪，渐渐地传遍了乡间。
“两块二，婊、子、养的才肯卖！”
无论谷价低落到一钱不值，人们仍然督促着家人干着活。打禾后晒草，晒谷，上风车，进仓，在火烈的太阳底下，终日不停地劳动着。由水泱泱地杂着泥巴乱草的毛谷，一变而为干净黄壮的好谷子了。而此时那粮价依然在跌着……
对于百姓们来说，他们甚至寻思着：若是价格这般跌下去，宁愿留在家中吃它三五年，决不肯烂便宜地将它卖去。这毕竟是全家有大半年来的血汗呀！
未几时，保长带着腰胯盒子炮的警察来了。他们后面还跟着五六个备有箩筐扁担的工役——那是粮行的工役，这是和往年一样，量谷收税。
“大梁！大梁！”
“有什么事情呀，保长老爷？”
“收税了！田赋跟附加，你爹爹名下一共十七亩七分地，你家的地里头上等田是……一共应缴田赋和附加税一共是十五元一角九分。算谷是十三担六斗零三合。定价一元二角整！”
谷价跌到这地步了？大梁叔睁大着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瞧着那跟来的警察，却是不敢言语了。
“唔！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几时要呢？”
“马上就要量谷的！”
“老天爷呀！”
黄黄的，壮壮的谷子，一担一担地从仓孔中量出来，大梁叔的心中，象有千万把利刃在那里宰割。泪水一点一点地淌下，浑身阵阵地发颤。
蚕豆子的滋味、火烈的太阳，狂阔的大水、观音土、树皮，……都趁着这个机会，一齐涌上了大梁叔的心头。
收粮的工役看那谷子已经挑上肩了，回头叫着大梁叔：
“走呀！”
大梁叔用力地把谷子挑起来，象有一千斤重。汗如大雨一样地落着！举眼恨恨地对准孙六爷的马车上望了一下，两腿才跨出头门。勉强地移过三五步，脚底下活象着了锐刺一般地疼痛。他想放下来停一停，然而头脑昏眩了，经不起一阵心房的惨痛，便横身倒下来了！
“天啦！”
他只猛叫了这么一句，谷子倾翻了一满地。
“大娃！大娜！你爹爹发痧！”
“爹爹！爹爹！爹爹呀！……”
“娘，快来呀，爹爹不好了！”
大梁婶也急急地从里面跑出来，把大梁叔抬卧在戏台下的一块门板上，轻轻地在他的浑身上下捶动着：
“你有什么地方难过吗？”
“唔！……”
大梁叔的眼睛闭上了。工役将一担一担的谷子从他的身边挑过，脚板来往的声音，统统象踏在他的心上。渐渐地，在他的口里冒出了鲜血来……
作为一座城市，上海，一天比一天更为繁荣，尤其是外滩一带，此时的外滩已经不再是旧时的租界——去年，根据同英、法等国改定的新约，租界一应被收回，甚至就连同外滩上的那些“洋地主”也会也大都易了主——他们可以说深受上海市政府坑害。
在租界收回时，尽管的外部部承诺保护租界内各国人士财产不受侵犯，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租地、购地却与随后通过的《土地法》有违，而按这一法律规定，外籍人士不得以公私名义于中国租用或购买土地，且中国人不得自外人手中接受赠予、承租或购进土地。
在法案获得批准后，租界以及国内的传教士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他们既无法继续持有，亦无法通过赠予、出租或者出让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而法律只留给他们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后，“外人非法持有土地”面临着被没收的风险。
尽管各国驻华大使曾表示抗议，但却又不得不承认政府并没有违背最初的商定“在法律框架内保护各国人士在华财产”，而禁止外人持有土地同样也是法律。最终，那些名燥一时的洋行，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条件——交还土地，至于土地上由其兴建的建筑，其则可以继续持有二十年，二十年后建筑亦将由政府收回。
也正因如此，从去年开始，许多名燥一时的专事地产业的犹太洋行纷纷陷入破产的边缘，而对于国内商人而言，这则是一个机会——他们趁机签署了长期的建筑租赁合同，不过，这种合同很难持续，现在的外滩同样也是一派大兴土木——大量的新兴建筑正在取代旧式的建筑，而那些风格各异的西洋式建筑，现在正在构成外滩的特色。
作为“临近”首都的江口最大城市，以外滩为商业中心的上海，并没有因为帝都的近在咫尺而没落，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隐隐有超越大连的势头——其正在一天天的成为中国金融的心脏，不管贬抑它的人如何说，此时的上海外滩仍然是世界性的，并没有因为租界的收回，而发生太多的改变。
如果说，这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恐怕就是曾经主导着上海产业的洋行，正在被一家家国商的企业所取代，曾经的那些买办们，这会早都已经成为了商人或者企业的高级雇员。在这里，每一个人的机会至少看起来都是公平的，都有成功的可能性，对于一些年轻有为的人来说，这里是个机会的殿堂，在这儿，只要有特长，再加上勤奋，就会得到提升和保障的奖赏。而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它是整个亚洲上最大的市场；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它又是富人奢侈淫逸的所在，当然，对于冒险家而言，这里却是同样也是天堂，一个属于冒险家的机会天堂。
兹……
将雪茄烟按灭于烟灰缸内，赵普升走到窗边，他凝视着窗外的黄埔江，看着江上的各国商船，此时夕阳西下，将江水染成了红色。
“根据对今年粮食产量的统计，统制委员会已经决定减少一半粮食进口配额……”
面对着背对自己老板，田中川的语气显得非常平静，作为公司的调查员，他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一些情报——尤其是与统制委员会有关的情报，现在不同于过去，过去中国的进口是随意的、无序的，任何个人、洋行都可以从事进出口业，但是现在不行，外贸统制是最早的统制，可以说，曾经纵横上海的洋行之所以会迎来他们的末日，就是因为外贸统制——所有的进口出口都将由政府授权的企业从事，未获得授权的企业不得从事进出口业。
通过对外贸的垄断，政府垄断了整个市场，他们既控制着出口商品的价格，同样也控制着进口商口的价格，那当然种类以及数量同样也是由他们控制，而委员会的控制是通过年初的计划进行的。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他们绝不会改变计划。
进口粮食的多少对市场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作为民生米业的总经理，赵普升非常清楚，至于这民生米业则是由上海以及苏浙的六十二家米行组成的公司——为了对抗东北来的北方米业公司，而组成的米商同盟。
与东北实施粮食统制不同，内地至今都没有实施粮食统制，也正因如此，民生米业才能借助本地收购等方式，与北方米业竞争，从而控制着上海等地大半的市场。
“进口减少了，这是好事！”
与传统的米商不同，赵普升之所以会成为这家联合公司的总经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了解东北的那些商人——出身米商家庭的他毕业于东北大学，曾在东北工作了长达六年，在继续家业后，更是在短短数年内，把赵家的十六个米铺变了一百三十五家遍布苏浙的米铺。
作为米商的他深知进口大米的重要性——从同治年间起，每年需要进口上百万担粮食。现在配额减少，意味着这上百万担粮食的缺口，都要从国内补充。
“进口一减少，对国米的需求自然也就更大了！”
赵普升头也不回的继续说道。
“现在，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要趁着丰收之季，联合各地的粮商，把谷子的价格压下去……”
“总经理，虽说自古就是丰年粮价低，可要是压的太低，到时候，粮食公司介入的话，怎么办？”
“不用担心！”
摇摇头，赵普升的声音依然显得很平静。
“虽说各省皆设有粮食公司，但那些粮食公司往往只是专注于售粮，而不是购粮，实际上，他们也就是赚个差价，不过与咱们不一样，他们是用进口的低价粮去平抑城中的粮价，就像上海一样，这两年涌进上海的人口岂下数十万，若不是粮食公司售平价粮平抑粮价，这上海的米价，至少要突破7块！”
尽管许多米商对粮食公司有着颇多的怨气，但是于赵普升看来，这粮食公司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毕竟，高价粮总不是长久之计，而且粮食公司有时候也是米商的朋友——比如在农民借粮还粮的过程中，因为粮食公司不直接收购农民的粮食，这个时候，粮商则可以借机压低谷价，而农民为了偿还到期的债务，则不是不接受低价。
也正因如此，赵普升从不觉得省营的粮食公司是竞争对手，反倒因为他的主动合作，一直以来颇得粮食公司的欣赏，甚至因此多次得到民政官的嘉奖。当然商人言利，这一点从骨子里都是无法改变的，他之所以同粮食公司合作，同样也是为了利益——凭借着与政府良好的关系，使得民生米业垄断着多地的米市。
“济山，你知道从帝国建始到现在从上海至武汉长江沿线诸城增加多少人口？”
突然，赵普升把话锋一转，看着面前的王裕民的反问道。
“470万，全国城市新增人口超过1500万，这些人，一年要吃多少粮食？”
作为米商，赵普升关注的并非仅仅只有粮食的收成，他同样更关注市场，关注着市场的需求，而相比于传统的商人，接受过系统商业培训的他更注重数据。
“总经理，今年应该会突破1800万人，从帝国建元至今，国内各地均大兴土木，别的地方不说，仅仅南京京畿一带，就有二十余万从事建筑业的工人，再加上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工地，南京周边的各业工人至少百万之众，至于从上海到南京沿江一带，这两年纱厂、布厂几乎每天都有新厂开业，于纱厂工作的女工何止百万，民政大臣不说在报纸上说嘛，十年内，国内城市人口就将突破一亿人！”
提及一亿人时，王裕民的呼吸都显得有些急促，一亿人是什么概念，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其中的40%-50%都将集中的从上海至武汉一带的“沿江都市圈”，粮商喜欢人，城市人口越多，粮食的用的便越多，市场自然也就越大。
“先不要说一亿人，就是这新增的1800万人，哼哼……”
面上挤出一些笑容，赵普升把话峰微微一转。
“两年前，朝廷借着“地税风潮”，重新量地，量出来多少隐地？差不多三万万亩隐地！三万万亩，那些隐地大都都成了所谓的“无主之地”，然后被朝廷没收了……”
赵普升提及的是两年前的“旧案”，受限于测量技术以及其它种种原因历朝历代民间“隐地”都实属正常，但基于现代测量技术进行的测量，却使得大量民间“隐地”被量出，而在朝廷限定的时间内，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实将隐地上报进行登计，从而导致“隐地”变成“无主官地”，而朝廷随之借着“风潮”的紧急状态造成的高压之势，将“隐地”一率加以没收。当年可谓是怨声载道，可经历过“地税风潮”后的士绅、百姓却无人敢言不。
“去年，官府通过公地放领的方式，把这三亿多亩地尽数放出，放给无地、少地的百姓，数千万户贫民因此受益，家家户户给皇上立长生牌位，这事不是号称是新朝第一德政吗？”
当然这一德政是建立另外千百万户家业受损的基础上。
“今上仁爱，实是我等国民之福气……”
王裕民的话到不是肺腑之言，毕竟他们家当初就被查出了一百四十余亩隐地，按照相应的法律条文，隐地超过三亩者，一率视为无主官地加以没收。换句话来说，仅此一项他们王家便损失数千元。
“福气不福气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可我知道，这公地地租是折成现金的，也就是说，除了税，还有地租，皇粮国税，谁人敢欠？所以今年，这粮价至少能比去年压低五成以上！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卖粮交税！”
“总经理，你的意思是……”
王裕民看着总经理，从总经理那冷冰冰的话语中，他读出了对方的意思来。
“压价，把今年的谷价压下去！你要记住，无论咱们压到什么价，他们都得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