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北京意外将明朝收拢的历代文献、图书、典籍、礼器等全部截获，沈磊觉得自己在筹划第四步战略时只考虑了军事、经济、民生等问题，这文化方面有些忽略与疏失，于是在成立北京文史档案馆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与法案。
这法案如文物保护法与书籍出版管理法等外，此时主要是以省为单位各成立一个文史档案馆，将当地各种收缴自王公贵族、土豪劣绅、原官府公产、私人捐献的历代文献、图书、典籍、瓷器古董等保管整理起来，并且先将重复的与其它档案馆交流收藏。
有条件则进行一些修补与孤本抄录工作，至于出版的事暂时不急，至少一开始先少量用活字印一些简本，高档的木刻、石印版缓一缓。
这样一来可以乘此时军事重压，将重要文物之类先归拢起来，等社会安定再将历史价值不大的东西投入市场，还有可以控制盗墓发生与混『乱』中损毁遗失。比如有重大意义的周口店猿人头骨就是在抗战转移途中遗失，后来再在周口店发掘已没有再有这样重大的发现。
不过此时有沈磊在，少了许多『乱』世破坏、损毁、遗失；再没有满清对中华文化的摧残、阉割；还有盗墓及无意识破坏，没作为、不保护的自然损坏。
还有虽然还不是急务，但沈磊此时还在备忘录上记下了甲骨文、敦煌石窟与藏书、龙门石窟、长城、科学考察发掘等内容，等有条件就开始着手办。
在文化保护上沈磊忙碌了一阵，但他不忘记收拾山西八大皇商。在沈磊辖下地区对商人一开始就不限制，只是早先根本没多少人的地区商人与商业都不可能发展，全由他成立的供销社一统天下、一包裹办了。
后来一些移民从餐饮、手工艺开始进入商业，沈磊还让银行优惠贷款。下南洋后他也没有打压南洋地区的商人与商业，只是限制了不正当经营、欺行霸市、资助敌对势力等行为。
至于在南洋仍然是他一家独大乃是移民由他组织的，不论运输能力、网络、资金、成本等别人根本无法比，这也是长袖善舞，资本大经商容易。
况且他是产供销齐全，不少项目是暴利，还担负一些社会责任。如一些移民点开始几年不挣钱，但他的商业系统不仅商品齐全，价格统一，不是一般商人能办到的。
在沈磊原台湾、南洋的情形如此，攻占辽东时对那里的商业不必客气，乃基本上全都是敌产，只有小商贩外全部没收了。加上人移送南洋不少，劳役、劳改不少，完全重建起来，本地商业没有什么商人参与。
此次京津战役占领的区域大，原来的商业系统完整。但大多数大商人不是与官员有牵连，而这些官员此时大多数又投降满清或义军，他们必然要遭到『政府』方面的刑事清算而不是沈磊商业方面的清算。
(ex){}&/ 满清士兵的战斗力强大的因素物质层面不外是马匹、力大、兵器盔甲更好。而这三个因素兵器盔甲才是决定『性』因素，光力大骑马并不可能向军队冲锋，有了兵器盔甲才有对战的资本。至于满清这比大明军队更精良的兵器盔甲除了缴获，绝对有晋商的一份功劳。
对这样的见利忘义，不顾国家民族的商人沈磊在后世再痛恨也只能一声叹息，对宣扬晋商光辉史的砖家也只能暗骂一声一丘之狐、臭味相投。但此时有能力至少对这些腐烂变质的商人进行处理他当然不会手软。
或者说八大皇商确实是罪不容赦，但对晋商全部进行资敌调查打击面太大，是否误伤无辜。对此沈磊的考虑是八大皇商乃是出头『露』面者，其他商人明知道这样的行为仍然帮助组织货源等也该处理，至少他们的非法所得必须没收，对这样的人就该让他们劳而无所收获反而失去更多才能警省。
至于直接参与的商人沈磊对他们的处理就不是没收财产那么简单，从劳役到死刑都有可能，就看他们的行为严重程度。至于他们的家人也将运送南洋分散安置，再不能享受家族财富了。
沈磊的这个政策在实施前晋商们并未想到，不过他们的失望与恐慌随着满清败退多少有点。因为如果满清得势他们就算是不可能封侯授勋，凭帮过大忙好处肯定不少，而历史恰是如此。
功亏一篑肯定会失望，加上护卫队传说是对富人不大利的势力更加了一重恐慌。只不过他们的恐慌比义军打过来也大不了多少，而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打仗多年，还完全占领过全境，但对他们的损害是有限的，甚至是他们的经商活动一直持续。
所以他们更多是如看到一锭金子将拣到手却被人抢先，反而还因一个不大友好的势力取代原势力后，可能会割不少肉而懊恼的人而已。
晋商他们未曾带着财富与家人逃之夭夭乃是想不到沈磊会那么狠，而沈磊为防止这些人狗急跳墙，也是让进入山西的护卫队与接收政权的干部工作组不可先打草惊蛇，等一切安排好再动手。
后来的八大皇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虽然不觉得满清已经彻底失败，但他们为了应付护卫队的进入山西也是有些准备的。。
首先他们还没有料到沈磊对他们的厌恶与彻底清算的决定，没有想到乃是他们没有找到历史上有类似事情发生，其次是护卫队从海外崛起，他们不认为他们已经深深得罪了这个势力。
因这样他们心痛将到手的好处突然溜走，但从护卫队将满清能打败吓走，并且不象流寇作为，开始计划打点护卫队官员外，还准备了几个替罪羊若提到之前事派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