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这话就是说给安小良听的，看来他是听明白了，所以有点气急败坏了，要咋呼着怼我。
但我没有正面回应他的话，继续对濮燕燕说道：“咱们也挺无聊的，我还是给你讲一个故事吧，你要听不要听？”
我知道濮燕燕是没心情听我讲什么故事，我们都被弄出国了，是生是死都不清楚，哪里还有听故事的心情？
我也不管她听不听，反正我看到光头他们在看着我，等着我往下说，而安小良虽然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派头，明显是竖起了耳朵要听我讲什么。
我清清嗓子讲道：“这个故事其实是外国人搞的一项实验，有一个人犯了死罪，他杀了好几个少女，按照该国的法律要被判处终监禁，那些受害人家属坚决不答应，要求法庭判决他死刑，但该国已经取消了死刑，法官不能越过法律处死他。
这个人作案手段极为残忍，杀的人也够多的了，连审判他的法庭人员都觉得难以忍受，如果放过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即使让他把牢底坐穿也不足以平息民愤。
最重要的是他会成为一个样板，以后这类罪犯会层出不穷，反正杀多少人也不判死刑，那些疯狂的犯罪分子会利用法律的宽性作更大案子的。
为了给受害人家属一个交代，也为了震慑未来那些蠢蠢欲动的犯罪者们，必须要让这个罪犯死！
审判人员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应该处死杀人恶魔，但法律是不由法官来修改的，法官的职权只有按照定下的法律条款来审判犯人，给犯人量罪定刑。
怎么样既然处死恶人，而又不受法律条款的约束呢？法官们必须遵守法制，如果知法犯法是要承担责任的，他们不可能这样做。
虽然他们绞尽脑汗，却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
这时有一个人来找法官。
此人是心理学家，他向法官献了一计，让法官眼睛一亮，然后经过众人讨论，认为值得一试。
判决过后没几天，那个罪犯被从监牢里提出来，带到一个实验室里，这时法官告诉他，这是一个专门研究死亡心理的机构，是集生理与心理于一体的研究课题，理论上的探索是容易的，难的是进行实际的试验，这种课题研究是国际上的大事情，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是利用死囚来做的，死刑犯在被处死的过程中，对他进行各种生理和心理的测试，所以在这方面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高于本国，因为本国取消了死刑，已经没有死刑犯了，没有了研究对象，研究也受到了严重阻碍。
罪犯听到这里就问你们是想拿我做试验吗？可是我并没有被判死刑，只是终身监禁而已，你们拿我当试验目标也不对吧？
法官说，由于这项研究在国外通常是拿死囚做试验对象，也遭到了一些人权组织的批评，认为这是利用死囚强行进行试验，死囚也有人权，不能随意加以剥夺，所以国外这方面开展研究也困难重重。
但这项研究毕竟是有意义的，所以不可以停止，本国也要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现在研究部门有了一个新思路，既然不能利用死刑犯来做试验，那么能不能用那些没有被判死刑，被判终身监禁的犯人来进行呢？
所以本国研究部门想在这方面试验一下，现在找到了你，你愿意配合这个研究吗？
罪犯说我没判死刑，又不怕死，你们弄出来的研究结果不是没有用吗？我怎么会有临死的心态呢？我不会死，就不会害怕，不会绝望，所以你们拿我当试验品是不是找错了人？
法官说这项试验并不单纯在临死者身上试，也会利用普通人来做，从身体正常的人，到身体有病的人，身体有病也分轻病，重病，这样就可以得到多种数据，而你虽然没有被判死刑，但你是终身监禁，跟普通人还是有些区别，研究人员相信对你进行研究会采集到与普通人不同的反应信号。
罪犯问如果他拒绝接受试验呢？
法官说这是你的自由，你完全可以拒绝，决不会对你有任何强制性的，由你说了算，不过你拒绝的话，可能放弃了一次绝好的减刑机会。
罪犯很吃惊，说终身监禁不是不可以减刑的吗？这个罪是坐牢坐到死为止，免了死但永远在牢里过一辈子，怎么会有减刑的说法？
法官说这就是特殊事情特殊处理，这也是法律赋予法官的一项灵活裁决权，如果终身监禁罪犯在某些方面可以帮助国家产生作用，比如在战争时期被应征当兵上战场，就会减刑甚至免除刑期了。
这对罪犯来说是个莫大的诱惑，本来犯死罪不死已经够幸运的了，终身监禁只是活在牢里一生，永远被剥夺了自由，没想到还有个好机会可以减刑，如果减刑就意味着他有出狱的可能，下半辈子不一定在监牢里终老，多好的机会呀。
罪犯终于同意了。
法官让他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表示同意接受试验。
手续办妥了，试验也开始了。
罪犯心里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他压根不担心什么，不就是一个实验吗？虽然身上都布满了各种仪器的感应器，那是测量他的血压，心跳，脑电波等。
其实就是一项心理测试，起初研究人员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你现在心情怎样，你紧张吗？恐惧吗？你杀了那么多人，有没有后悔过，有没有担心过这些亡灵来找你？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鬼魂存在吗？有地狱吗？你想过如果有一天去世了，那些被你杀掉的女孩的亡灵会跟你相遇，你想象过这种场景吗？
对于一个嗜杀成性的连环杀手来说，这些问题对他一点刺激也没有，他稳稳地回答着，只有是或不是，不需要更多解释。
然而，可是，最终的结果，却出乎意料……
我说到这里，问濮燕燕：“你来猜猜吧，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个罪犯肯定死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你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我问她。
她说还用问吗，这个主意就是法官们为了要弄死他才搞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圈套，既然都花了那么大气力了，能无效吗？如果是无效的，你也不会说了，因为不是个精彩故事啊。
这时光头发表意见，认为那个罪犯不一定死，他连杀数人都没什么罪恶感，这种人的心理素质不要太强，怎么会在研究人员几个问题前瘫痪？
这时安小良发表意见了，他冷冷地说：“那人肯定要死的，法官和研究人员合起伙来把他搞死。”
“确实是法官和研究人员联合起来要搞死他，你说那人肯定要死，那你说说是怎么被搞死的？这个故事的难点就在怎么搞死他，又不能事后被检察官看出破绽来，认为是一个谋杀案，诸位发挥一下你们的聪明才智吧，好好地开动脑筋，想想可能性吧，看谁的推理能力强。”我含笑地煽动着。
濮燕燕歪着头使劲想了一阵，说想不出来。
光头和其他人也猜了一阵但都被我否定了。
还是安小良自作聪明，竟然说这是一个谋杀案，很明显只要给罪犯打一针就行了，还用那么麻烦吗？
我说如果打一针让他死掉，就是典型的注射死刑，法官越权了，而且在取消了死刑后也不会有注射死刑用的药物了，更因为罪犯被执行死刑必须有检察官在现场监督执行的，如果法官敢撇开检察官单独干，那就是谋害罪。
所以这次给这个罪犯搞研究，也是报告给检察官批准的，而且测试现场就有检察官派来的代表现场监督的。
最后他们一致认为罪犯肯定不会死的，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噱头而已。
他们催我把结果说出来，别装逼了。
我公布结果，这个罪犯确实死了，他是死于什么？是恐惧！
那么研究人员究竟用了什么方式，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狂魔给吓死了呢？
试验的结果是这样的，问完了这么大堆问题，罪犯其实挺累的了，然后研究人员告诉他，还有最后一项试验，那是要蒙住眼睛进行的，并且手臂也要固定起来，不能乱动。
罪犯已经觉得有些不对劲了，挣扎着问：“你们要对我干什么？不会是对我用什么药物吧？”
这时检察官看过了全部预案，他向罪犯保证不会用药，只是一道心理测试题，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后罪犯的眼睛被黑布完全蒙住，他的两条手臂也被固定，往下垂着。
这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耳朵却异常灵敏，搜集着每一点可疑的信息。听到检察官说所有人都撤出，到隔壁去看监控就可以了。
然后脚步声都出去了，门也重重地关上。
接下来就是长时间的静默。
这就是所谓的最后一项测试？罪犯觉得疑惑极了。
既然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他索性就打起盹来。
突然间，他听到一丝细微的声音传来，好像有人进来了，但明显不是正大光明地进来，而是十分小心地关上门，不让发出声响。
他竖起耳朵拼命听，听到一点点细微的脚步声向他靠拢。
“是谁呀？”他问道。
没人回答他。
他一下子头皮发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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