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感，可是如果想表现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让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被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引起别人的不满是很自然地。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缺乏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非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类似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或许会犯大得多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也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可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能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乍看，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
如同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取决于能否通过以前的胜利和占领这个首都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假如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过什么，他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下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然而，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胜利，依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的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妥协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跟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这些和约，那么拿破仑有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论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聪明，如何机智，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能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或断认为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们就能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是十分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依据的吧！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人能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可是我们更不能说，1812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将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相对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曾经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并非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幸运或者命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自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但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非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反而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只得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好像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觉得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可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之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之令人不快，这是由于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仿佛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并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能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别的方面没有影响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所以，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分析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表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让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只要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规画。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跟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勇气或恐惧控制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不能找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时使用的语言，批判的工具做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前应当作的思考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让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曾经说过，理论不应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当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假如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理应如此。
我们已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只得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相关真理。自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将它们看作僵硬的。在外的法则。同样，应当领会真理的精神，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用理论去进行。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能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并非能完全经常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概念和词句，决不要将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而在多数的考察中，由于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头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并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在这里我们只涉及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所以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跟众多的宫廷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散兵游勇和不法暴徒一样，四处横冲直撞。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可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他们中大部分人假使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作为根据，就根本无法进行批判。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通常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或者当成一般的公理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简单。朴实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让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易生歧义和涵义不明的名词术语，以致作者的理解和读者很不一致。可是，严重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普通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满意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的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一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从相隔非常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混乱和模糊，一点儿也不会有说服力。因为，详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
这些模模糊糊。混淆不清。似是而非。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好处吗？几乎没好处。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讥笑。可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来以表达，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真正重视事实，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于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