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站：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53\/54号—邹韬奋旧居和纪念馆
淡水路东面是马当路，而西面是重庆南路，其实就是横穿上海的南北高架所在的道路。
越过复兴中路，没几步路就到了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看来上海对邹韬奋是高度重视的。万宜坊上方就大字刻着“韬奋纪念馆”。进去后，笔直走，不远的左侧，53号是韬奋纪念馆，旁边的54号是邹韬奋旧居。邹韬奋1930年到1936年住在这里。
旧居应是民居，只能在外面看看。我走进纪念馆，发现里面散开着站了十来个年轻人。有人对我说，不好意思，现在志愿者正在演练解说，希望不影响您参观。
我是通过了解鲁迅而知道邹韬奋的。他虽然有不少着述，但真正着名的几乎没有，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不能算一名作家，而更是一名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出版过不少刊物，比如《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全民抗战》，参与建立过一些出版社，比如三联书店。因此，他与鲁迅等许多左翼作家有密切的关系，并起到文学伯乐的作用。
当然，要了解中国近代文学，却是绕不开他的。建有纪念馆，在上海，也只有鲁迅和夏衍有这样的殊荣，连茅盾、巴金、郭沫若都没能够。
第十四站：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60号—丁玲旧居
本来丁玲并不值得用三站去描述。只是这一站来得太巧。因为，到了邹韬奋旧居，就等于到了丁玲的另一个旧居。同一个弄堂里，邹韬奋住在54号，丁玲住在60号，多走几步就到了。从丁玲旧居往弄堂口的方向看去，两辆汽车之后就是邹韬奋出没的地方了。
更巧的是，邹韬奋和丁玲都是1930年搬到这个万宜坊来的。
丁玲家的门虚掩着，我便拉开门走了进去。房间很小，里面有几位年轻人坐在几张写字台边。这里显然被一个小公司租用着。我问他们，丁玲住在几楼？他们茫然地看着我。我又问，你们知道这里是丁玲旧居吗？两个女孩子之一答曰：丁玲？然后我便走了出来。我想，或许他们都没有听过丁玲的名字？
这里是丁玲的伤心地。1930年，丁玲和胡也频搬到这里。1931年初，胡也频和左联其他一些作家和一批共产党人一起被捕。丁玲拼了命地想办法。她找到蔡元培，又竭力去找民国元老。最后蔡元培告诉她，他联系上人了，只是还没有回音。他说这话的这时候并不知道，包括胡也频在内的左联五人已经在上海龙华成了左联五烈士了。
丁玲离开上海，又回到上海。1933年搬到了虹口近市中心的昆山花园路。
第十五站：思南路—豪华名人林荫道
沿复兴中路穿过重庆南路，就进入了右面是复兴公园，左面是由诸多别墅改建而成的着名的“思南公馆“休闲区的美丽环境。再往前走不远，下一条马路叫思南路。
有人把思南路称为上海最美的马路。这话并不过分。这里大树遮阴，两边是形态各异的大型老别墅。真的是美。当然，从这里往西，一直到徐家汇，绵延好几公里，这样的马路很多。只是在许多这样美丽的别墅林荫道里，它还是很突出的。
正因为此，许多名人都来这里占个一席之地。多伦路除了白公馆等个别建筑，总体上是条平民街。而思南路就是个豪华版的多伦路。
有一块牌子罗列了这条路上及其周围的名人旧居，这些名人包括孙中山、周恩来、张学良、卫立煌、杨虎城、梅兰芳、何香凝、冯玉祥、柳亚子。
牌子上也有几位文学大家的名字：徐志摩、钱钟书、郭沫若、傅雷。但仔细看一下，其实这些文学名人并非直接住在这条豪华的林荫道上，而是都分布在它两边的其它马路上。其实他们在这一带倒是住得并不豪华。
第十六站：复兴中路573号—钱钟书\/杨绛旧居
从邹韬奋纪念馆旁边的路口向西，沿复兴中路穿过重庆南路，再穿过思南路，然后没几步路就到了钱钟书旧居。在路的南边。凡提到这个故址的文字里，都说这里是钱钟书旧居。但实际上钱钟书有个好太太。他的夫人杨绛厚积后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低于老公。因此我称这里为钱钟书\/杨绛旧居。1941年至1949年，钱钟书和夫人杨绛主要住在这个寓所。
钱杨旧居一洗旁边思南路的铅华，实在是朴实得很，甚至相当的民俗生活化。在复兴中路上，573号沿街的底层现在是一家水果店（就是右边写着“果业”的这家的位置）。走进弄堂找到这个门牌，感觉也非常的平民，只比淡水路沈从文丁玲他们的住处档次略高一些，当属新式里弄房子范畴。同样没有挂任何纪念牌。
民国时期，钱钟书在上海过了几段日子：1933年到1935年，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然后赴英国和法国，回中国后赴清华大学任教，又赴湘西生活了两年。1941年回到上海，1949年再次赴北京。1998年在北京逝世。
钱钟书的身份是学者和文学家。在文学方面，他出版过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中篇小说《猫》、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集《槐聚诗存》。与其它文学家比，他的文学作品应该说很少。但是，长篇小说《围城》奠定了他的文学巨匠的身份。。
而《围城》就是在这个住处写出来的，于1947年出版。当时，《围城》就引起了不小的震撼。80年代，这部小说再度被激活，一时誉满天下，很快就被视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一座高峰。
杨绛和钱钟书很长时间里晃悠在北京和上海之间。钱钟书生于无锡，民国时在上海度过了不少日子，包括写《围城》。杨绛祖籍也是无锡，但她生于北京，未满百日就随父母到了上海，4岁时再赴北京。这对知性男女于1932年在清华大学相识，一见钟情，定了终身。1935年成婚。40年代的一大半，他们是共同在上海度过的，应该基本上在复兴中路这个居所。
杨绛是个女才子，翻译家，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认为是最佳中文译本。她更是一位罕见的高龄后发力作家。以前觉得列夫.托尔斯泰80多岁时还能写出《复活》太了不起了。但杨绛更不得了。她也喜欢写作。可她跻身中国作家前列，则是在2003年，在她的散文随笔《我们仨》出版之后。她那时已是93岁高龄。《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发行量超百万，获得圈内外高度评价，圈粉无数。
有些遗憾的是，钱钟书生前虽然知道夫人是才女，却还不知道她也会是一名大作家。
不知是否是幻觉，我总觉得钱杨夫妇的文学作品与卡夫卡有不解之缘，或深受卡氏的影响。钱钟书《围城》的开篇名句“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总让我想起卡夫卡《城堡》里的主人公怎么走也走不进城堡的事迹。而杨绛《我们仨》开篇那幽灵晃荡般的笔触更让我想起卡夫卡的风格，那感觉介乎于卡夫卡和蒲松龄之间。
第十七站：南昌路136弄11号—徐志摩旧居
回到思南路，往北走，再向东拐进靠近淮海路的南昌路，不远处就是传说中的徐志摩旧居所在地：南昌路136弄。
这个弄堂很大很不好找。当高德地图告诉我已经到达目的地时，我正位于一条支弄的底部，前面是一堵墙，路似乎已到尽头。正好此时一名中年女子走出门来，我便向她打听徐志摩。她笑笑说：前面拐弯。前面还有路？我半信半疑地向那墙走去。果然柳暗花明，可以拐弯。拐弯后进入的是那堵高墙和这栋房子的山墙之间的一个夹道，宽不过一米。然后我面对着的是另一堵墙。我只能试探着往前走，到了墙根那里，才发现，还可以向右拐，是一道更窄的夹缝，宽也就半米。然而进去后还能向左拐，以同样的宽度。
就是金庸笔下张无忌钻出狭窄的山洞的那种感觉，眼前一亮，我进入了另一条支弄，也就是刚才那栋房子的前门所在。我看到了南昌路136弄11号的门牌，同时看到了门牌旁的大牌子。上面真真切切地写着徐志摩的名字。不过这个牌子上面的字被岁月磨得不行了。要凑近去，才能认出一些大字，小字就完全不行了。但是，不会错了。
有评论说：“徐志摩是中国现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诗人之一，20年代末到30年代盛极一时的新月派主将。”这是现在的评论。
徐志摩的作品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等。他的诗名盛极一时，而人们说，他的散文造诣不在诗下。他的诗歌代表作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等。
徐志摩跟金庸是同乡，甚至是表亲，来自紧邻上海的浙江海宁。但他是1927年才从北京移居上海的。1931年，他乘坐的飞机失事。这位天才诗人只活了34年。
但他的诗、他的才华获得了全世界华人的高度认可。
第十八站：建国中路20号—艾青“旧居”
沿着思南路往回也就是往南走，穿过复兴中路，经过思南公馆这片别墅群休闲区，再经过“周公馆”等众多的别墅，下一条马路是建国中路。向右拐进建国中路，很快就看到几栋庞大的老楼房。这里就是诗人艾青的下一个“旧居”了。
褐色的牌子上写着“法租界会审公廨旧址“，是建于1915年的东印度外廊式建筑。上面的小牌子表明，这是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在“旧居“外面加了个引号。这”引号“是非加不可的，因为这恐怕是最不可思议的“旧居”了。
这房子看着挺漂亮的。但却曾经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是关人的地方，几经沧桑，几经更名。人们习惯称之为“马斯南路监狱”。马斯南路是思南路的旧名。
没错，这曾经是法租界的监狱。踌躇满志从法国学画归来的年轻的艾青，在跟一众画画青年一起被捕后，就被关在了这里。1932年8月1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6年。(顺便有感一下:有一点我觉得实难理解:法国人从大革命以来一直特别重视和强调言论自由，却为何还会有政治犯，还有思想罪，连几个观念激进些的学生都不能放过呢?)
一篇文章这样描述：艾青在思南路监狱的日子是艰难的，一间牢房关押24个人，又闷热又拥挤。他在监狱中不能画画，于是他悄悄地写诗。
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回忆道：“1933年初，一个下雪的日子，我从碗口大的窗口看着雪，想起了我的保姆。我写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我改用了一个笔名，由律师带给了一个朋友，由那个朋友转给《春光》发表。这是我第一次用新的笔名艾青。”抒情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在《春光》杂志上发表，引起轰动，从此人们都知道中国有个诗人叫艾青，渐渐忘记了他的真实姓名蒋正涵。艾青从此弃名改姓，弃画从诗。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呈给你吻过我的唇……”充满激情的抒情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成了艾青的代表作，并被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但艾青更让人记住的是那个句子：“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是他另一首代表作《我爱这土地》里的句子。跟传统格律诗不同的一点是，白话诗的句子很难有被人们长远记忆的。海子90年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个经典。但海子这句其实字数整齐，是含着传统韵律的。而艾青的这个诗句是民国时的典型例子。它却完全是自由无格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