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国在巴黎召开了一场旨在确立战后新秩序的“和平会议”，华夏也受邀参加。
战胜国们邀请华夏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要讨论“红色露西亚”的问题，以及处理已不在了的沙俄的各项身后之事。
巴黎和会终究没能就“红色露西亚”问题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于是各怀心思的列强们，也就无法形成合力对其进行绞杀。
不过在讨论时华夏提出的，应切实保障布哈拉埃米尔国和希瓦汗国的独立，乃至恢复两国疆域的建议，倒是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同。
事实上，在此时正介入中亚地区的外部势力当中，表现得比华夏还要积极的当属英国。
英军是在从1918年夏天时，就正式进入到里海以东地区的，并在那里扶植势力，企图将该地区纳入英国的总督辖区。
英军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和攻略目标，皆是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但并没能讨得太多的便宜，便在1919年2月朝波斯方向后退。
英军退走后，突厥斯坦军队得以着手巩固域内的局势，并计划向周边展开行动，试图打通与“红色露西亚”的道路联系。
在此前华夏收复西部国土的过程中，突厥斯坦损失了约四成的辖区面积，其首都和东部核心塔什干，距离华夏的西境已不过几十公里。
由于有“红色露西亚”的明确指示，突厥斯坦在1918年面对国防军的行动时，只能采取避让的策略，因此其东部领地大幅缩水在所难免。
此外，面积占到突厥斯坦剩余领地一半的外里海州，则与东部各州之间隔着布哈拉和希瓦的国土。
对于突厥斯坦来说更为不妙的是，外里海州在1918年发生了政变，其主要地区从此被保皇派势力所占据，该州的突军则退守西北，并夺占了咸海西南与里海之间的阿拉什领土。 因此，打开通道并重新夺回外里海州，也就成为突厥斯坦方面扩大实力，进而能够与“红色露西亚”形成合力的必由之路。
1919年3月，在完成了肃清内部的运动后，突厥斯坦东部各州便开始了对外出击前的准备工作。
此时他们可用的兵力共约十万，主要集中在塔什干和阿克蔑什特（克孜勒奥达尔），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于沙俄时期安置在中亚的德奥战俘。
突厥斯坦从上述部队中抽调了数万主力，向南边的撒马尔罕集结，意在突破布哈拉攻入外里海州，由此引来了驻于该国的华夏国防军的反应。
国防军派驻布哈拉的部队，为隶属于第五集团的第十二军，下辖步兵第三十九、第四十和第四十一师，以及轻装步兵第十师，总兵力近六万七千人。
其中第四十一师另被派出进驻希瓦，留在布哈拉的部队则将近五万一千名官兵。
这五万多人，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在这个地区内都是最强的力量，主要驻防于布哈拉城周边，以及到查尔朱伊（土库曼纳巴德）的铁路沿线。
此外，在这条铁路东端的华夏境内，第五集团军的一部还驻扎在安集延，该部既与布哈拉境内的国防军一起对撒马尔罕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又对西北方向的塔什干形成威胁。
由此可见，突厥斯坦军队若想强行突破布哈拉，必然要冒着从多个方向上，与第五集团军发生冲突的风险。
然而他们竟真的选择了甘冒此险的极端做法，因此也出乎了第五集团军的意料。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1919年春，已经取得了东方临时政府最高权力的高尔察克，正纠集起包括捷斯军团在内的数十万大军，大举向西进犯“红色露西亚”的控制区。
高军的行动，得到了西线的邓尼金等保皇派部队和协约国的配合，就连阿拉什也参与了其中，使得“红色露西亚”的局势一下子变得危急了起来。
为此，“红色露西亚”的领导人高呼“一切为了东线”、“竭尽全力粉碎高尔察克”，还把兵力和资源集中投向了露军的东方面军。
在此大形势下，突厥斯坦也需要投身其中，但突军的力量又不足以直接北进阿拉什，挑战已深入该国境内的高军南翼主力。
于是，突军便只能选择绕行西南的外里海州，再从里海东岸继续北上。
他们打算，力争与尚处于乌拉尔河上游的露军东方面军南集群建立直接联系，接受其司令员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的统一指挥。
突军的这个行动方案，同时也是在执行“红色露西亚”的命令，他们都判断如果不威胁到华夏的国境，或许对方就不会进行实质性的干预。
正是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突军才决定冒险尝试，并在4月底从撒马尔罕向西展开了突破布哈拉的行动。
另一方面，自国防军第十二军入驻布哈拉以来，该国内部原本躁动的局势很快被平息了下来。
第十二军还帮助该国整顿军务，将其军队依照国防军的人员编制体例整编为一个旅，成为日后该国陆军的核心力量。
当然，布哈拉的这支部队还需要再训练上一段时日，才能形成令人满意的战斗力，在此之前该国防务的重责，就只能由第十二军来承担。
此外，华夏方面对于“红色露西亚”和突厥斯坦也出现了误判，没能估计到对方在总体战局如此胶着的情况下，还敢对华夏影响下的范围发动攻击。
因此，当突军真的进犯布哈拉时，竟让第十二军有些措手不及。
突军刚进入布哈拉的领地不久，便迎面撞上了正赶来这里的国防军第四十师。
该师的这次调动，是第十二军基于布哈拉的边境形势，而做出的应急性部署，旨在加强该方向上的防御力量，用威慑来喝止可能出现的挑衅行为。
而当两军相遇时，由于谁都没料到对方会采取军事行动，在皆是慌忙应对之下，一场遭遇战就此爆发。
这同时也是华夏与“红色露西亚”领导下的势力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正面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