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鲍承先出身于将门之家，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明万历年间，他凭借自身的才能和家族背景，逐步晋升为山西利民堡守备，并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因表现出色而得到了山西巡抚吴仁度的褒奖。此后，鲍承先的仕途更加顺畅，先后担任蓟镇德州游击和京城东二营参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面对蒙古军队对蓟州的侵扰，鲍承先被调任为五军营参将，带领三千多名士兵前往蓟州加强防御。
随着后金势力的不断扩张，辽东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和开铁之战中遭受惨败，辽东地区兵员损失严重。在此背景下，明廷紧急调派各地精锐部队增援辽东。鲍承先被提升为副总兵，负责招募新兵前往辽东前线。同年九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开原东协副总兵，主要任务是协助总兵官贺世贤、李秉诚等人镇守沈阳城。泰昌元年（1620年），辽东经略熊廷弼在离任前对诸将进行了表彰，鲍承先因此被加封为都督佥事。
然而，鲍承先的命运在天启元年（1621年）发生了转折。这一年三月，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率军进攻沈阳和辽阳，鲍承先被派遣出城驻守。但在敌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鲍承先的部队未做有效抵抗便迅速撤回城内，导致数百人伤亡，数千人被俘。不久之后，总兵贺世贤在战斗中阵亡，沈阳和辽阳相继落入后金手中。鲍承先被迫退守广宁，期间被蓟辽总督文球定为“无功而微有罪”。
到了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再次率领大军进攻广宁。鲍承先跟随总兵刘渠前往救援西平堡，但在战斗中，他与孙得功一同仓皇溃逃。最终，广宁城被孙得功献给了后金。鲍承先在城破之后藏匿数日，最终选择向后金投降。努尔哈赤考虑到鲍承先的军事才能，仍旧授予他副将之职，这标志着鲍承先从明朝将领转变为后金的一员。
二、计除崇焕
皇太极即位后，于天聪三年（1629年）创建了文馆，这是后金时期的内阁机构，负责处理军国大事。鲍承先在这个时候进入了文馆，开始了他在后金统治集团中的政治生涯。宁完我，作为后金的重要决策大臣，推荐鲍承先进入文馆任职，这表明鲍承先已经开始在后金的决策层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年十二月，皇太极亲自率领大军伐明，鲍承先随同济尔哈朗由龙井关进入明朝境内，攻占了马兰峪，并成功招降了该地的守将。随后，后金军继续南进，抵达了北京城下，招降了明朝的牧马厂太监，获取了大量的战马资源。在这一系列行动中，鲍承先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协助招降，还帮助获取了宝贵的物资。
此时，后金军已经逼近北京城，与明军发生激烈交战。明辽东督师袁崇焕率领两万兵马前来救援，驻扎于广渠门外，成为了后金军面临的最大威胁。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太极召见了鲍承先和高鸿中，密谋除掉袁崇焕。他们制定了一项精心策划的反间计。
鲍承先和高鸿中按照计划，制造了一种与袁崇焕有秘密联络的假象，让明朝太监杨某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对话。对话内容被设计得似乎透露出袁崇焕与后金之间有某种密谋，以削弱北京的防御。为了让这个计策得以实施，鲍承先等人故意让杨太监有机会逃走，并返回北京城内。杨太监听到这些对话后，急忙逃回北京，向崇祯皇帝汇报了他所听到的消息。
崇祯皇帝听信了杨太监的话，怀疑袁崇焕有通敌之嫌，于是下令逮捕袁崇焕，并最终处决了他。这一事件对明朝的军事防线造成了重大打击，同时也极大地动摇了明廷的信心。
三、随军伐明
天聪四年（1630年），鲍承先随同后金军攻占了永平。在这次行动中，他亲自写信给迁安知县朱运泰和游击卜文熿等人，成功说服他们开城投降。后金军借此机会继续推进，拿下了滦州。随后，皇太极命令鲍承先与副将白格率领镶黄、镶蓝两旗的兵马戍守迁安，并在那里建立了五座台堡。当明军来犯时，鲍承先指挥军队坚守阵地，并成功击退了敌军。明军的监军道张春、总兵祖大寿等人集结了六万人马攻打滦州，贝勒阿敏命令鲍承先将驻守迁安的军队调往永平。滦州城被攻破后，阿敏放弃了永平，率领众将领向东撤退。皇太极下令审议诸将弃城的罪行，但由于鲍承先和白格成功守住了迁安，并击退了敌人，他们没有受到惩罚。
天聪五年（1631年），鲍承先跟随皇太极攻打大凌河，并设法招降了翟家堡。这一行动显示了鲍承先在招降策略方面的才能。
天聪六年（1632年）十一月，皇太极询问文馆的诸位文臣，想要考察各部启心郎的政绩以决定取舍。鲍承先与宁完我、范文程上奏建议，应该根据官员是否真心为国服务来决定其去留。
天聪七年（1633年）五月，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前来归降，他们的船只停泊在镇江。鲍承先上 疏 建议尽快建立水师来攻打明朝，以防明朝也组建水师进行抵御。到了七月，后金军攻克了旅顺，鲍承先又请求将镇江的兵船部署在盖州，以便控制周边岛屿，并用仁义安抚当地民众。
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皇太极攻打明朝的山西大同。明朝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等人让鲍承先的次子鲍韬写信给鲍承先求和。最初，鲍韬被明朝投入应州的监狱，后来被释放并送信。途中遇到蒙古土谢图济的农兵，被夺去了马匹，并遭到砍伤。蒙古骑兵离开后，鲍韬苏醒过来，被一位名叫冯国珍的人送到后金贝勒代善的营地，并与鲍承先相见。随后，鲍承先将鲍韬引荐给皇太极。皇太极见到鲍韬伤势严重，将其留在军中，并让冯国珍将信送回。
天聪九年（1635年）正月，鲍承先上疏指出，孔有德、耿仲明等人为部将请求敕命，而皇太极允许他们自行行动。鲍承先认为，作为帝王，首先应该重视自己的名号和仪制，应该有明确的上下之分。皇太极对此表示不满，并解释说孔有德等人率众远来，功劳不小，应当给予适当的奖励。皇太极还提到，自己对待部下是出于诚心，不应随意更改之前的旨意，并强调鲍承先本人也是归降而来，同样受到了朝廷的优待。
三、备受重用
天聪九年（1635年）八月，多尔衮在讨伐察哈尔蒙古的过程中得到了元朝末年流落到漠北的传国玉玺。鲍承先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他请求工部制作一个宝盒来安置玉玺，并建议挑选一个吉祥的日子，亲自率领群臣到城外迎接玉玺进宫。他还提议发布诏书，将这一重大事件通告给满、汉、蒙古各族人民。皇太极听取了鲍承先的建议，这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强化了皇太极的权威。
不久之后，鲍承先与其他汉官如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梁正大、齐国儒、杨方兴等一起，劝说皇太极顺应天意民心，接受尊号，并确定国家政策。这一连串的活动为皇太极登基做了充分的铺垫。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诸贝勒都写出了自己的誓词，并送交皇太极审阅。随后，代善、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萨哈廉、杜度、岳托、豪格等诸贝勒先后宣读了修改后的誓词。恰逢此时，来自漠南蒙古的外藩诸贝勒也赶到盛京，要求皇太极接受尊号。满蒙诸贝勒联合恳求皇太极即位为皇帝。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同时，文馆也被改组为内三院，鲍承先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标志着他在清朝政权中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两年后，即崇德三年（1638年），鲍承先又被任命为吏部右参政。
崇德四年（1639年），随着汉军八旗的创立，鲍承先被编入汉军正红旗，这反映了他在清朝统治体系中的重要性。
崇德五年（1640年），鲍承先随同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围困锦州。在这一过程中，鲍承先负责防守衮塔。然而，在耕作季节，明军伤害了清朝的农民，鲍承先未能及时出兵救援，这一行为被认为是畏缩退避，按律应该处死。但是，皇太极宽恕了他，只是将他投入大牢。后来，鲍承先因病被释放。
顺治元年（1644年），随着清军入关，清世祖顺治帝在北京定鼎。鲍承先跟随顺治帝入关，并因功得到了顺治帝的赏赐，包括银币和鞍马。
顺治二年（1645年），鲍承先逝世。顺治帝命令大学士范文程检查鲍承先的装殓和安葬准备工作，并赐予祭品，以此表示对这位曾经的重臣的尊重与哀悼。
四、结语
鲍承先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个人选择如何影响其一生的命运。无论是他的投降行为还是他在清朝政坛上的角色，都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讨论素材。虽然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复杂的形象，但不可否认的是，鲍承先在明清易代的关键时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