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统治时期，东汉朝廷内外动荡不安，宦官与外戚间的权力争夺加剧，导致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腐败和混乱状态，这也为东汉王朝的衰亡埋下了伏笔。宦官群体擅权，许多文武官员为了仕途晋升，纷纷曲意逢迎，而那些坚守正义、心怀社稷的太学生和各地学子则对此种腐败现象深感痛心疾首，他们满腔热血，渴望变革，希望通过抗议行动唤醒朝廷，主张清除贪官污吏，剥夺宦官干预政务的特权，重用清廉贤能之人。
追溯至汉顺帝时期，反对宦官和外戚专权的声音就已经萌芽，然而彼时改革力量未能有效聚合，未能撼动全国局势。此前更有不少忠良之士向皇帝进言，希图削弱外戚势力，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均未被采纳。等到汉桓帝即位后，大将军梁冀一手遮天，滥权舞弊，引发民怨沸腾，更多的太学生和官员毅然投身到对抗外戚和宦官的抗争运动中。
眼见国家即将因宦官之祸而倾颓，太尉陈蕃与司空刘茂忧心如焚，两人联名上书汉桓帝，恳请其遏制宦官的胡作非为，禁止其插手朝政。然而，桓帝对此置若罔闻，不仅斥责二人，还将他们逐出宫门。刘茂慑于皇威，不敢再有动作，而陈蕃则是不惧强权，多次进谏，引用前朝申屠嘉、董宣等人的故事，呼吁桓帝释放被无辜关押的公正官员。但桓帝依旧不予理会，陈蕃此举虽未能打动桓帝，却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使得宦官对其恨之入骨，转而将矛头指向了其他较小的官员，一时之间，朝廷上下惶恐不安。
地方官员和百姓对朝廷的昏庸无道倍感失望，纷纷挺身而出，为受害的官员伸冤，强烈谴责宦官的种种劣迹，并要求皇帝剥夺宦官的权力。然而，宦官们非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打击报复，罢免了一批参与抗议的官员，并指挥军队镇压平民百姓。成瑨、刘质等官员因此遭受牢狱之灾，许多人惨遭迫害，幸存者寥寥无几。
其间，一名术士张成依仗与宦官的关系，纵容其子行凶作恶。河南县令李膺依法将张成之子逮捕，并准备判其死刑，但在判决下达之前，朝廷发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张成得意忘形，声称无人敢治他儿子之罪。李膺面对法律尊严被践踏，怒不可遏，坚持认定张成之子系明知大赦在即故意犯罪，应依法处决。不顾他人劝阻，李膺亲自主持将张成之子处死。
此举激怒了张成和宦官集团，张成借助宦官势力，向朝廷诬告李膺，最终导致李膺被捕入狱。此事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怒，百姓与官员们再也无法忍受，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爆发，宦官与朝廷官员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
在汉桓帝统治时期，宦官将那些反对自己的官员冠以“党人”的称号，并煽动汉桓帝在全国范围内下令逮捕他们，施以酷刑。朝廷官员或躲避或逃离，但仍有很多人被捕。陈蕃深知这些被称为“党人”的官员均为忠贞之士，他们在民间享有崇高的声誉，一旦被捕，将会激起更大的民怨。他再度劝诫汉桓帝勿轻信宦官的谗言，然而桓帝早已对其不满，这次更是直接罢免了陈蕃的官职，同时罢免了司空刘茂的职务，两人被迫返回家乡。
桓帝的皇后是窦武之女，窦武对桓帝的行为同样感到不满。在了解到党人在狱中展现出的高尚气节后，窦武向桓帝求情宽恕党人，而审理此案的宦官也被党人的品行所触动，对待党人的态度有所转变，尽量善待他们。李膺出于对宦官赵津、侯览等人的愤恨，审讯时巧妙地将宦官的亲信指认为自己的朋党，这让赵津等人惊恐万分，担心受牵连，只得建议桓帝大赦天下，释放党人。桓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公元167年宣布大赦，党人虽获得自由，但却被严禁再次出任官职，只能隐居乡野，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同年出现了异常的天文现象，人们普遍认为这预示着国家将有重大变故，矛头直指宦官集团。窦武等大臣抓住这一时机，密谋彻底清除宦官势力。然而，计划不慎走漏风声，宦官们抢先出手，胁迫窦太后和汉灵帝交出玉玺，并以皇帝名义逮捕窦武、陈蕃等一众大臣。官员们奋力抵抗，混战中，陈蕃不幸阵亡，窦武被俘后亦遭杀害。党人再度被投入监狱，而陈蕃之子被朱震护送至甘陵避难，窦武的孙子则被胡腾和张敞藏匿于零陵。
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为党人鸣冤，结果被汉灵帝处死，随后灵帝下令将党人的亲友和门生统统拘捕入狱，甚至株连了许多无辜的族人。
直至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面临内忧外患，担忧黄巾军攻入洛阳，同时也害怕党人余部与黄巾军联合，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释放党人的亲友和门生。至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汉少帝即位，凉州刺史董卓趁机掌控朝政，逼迫少帝退位，拥立汉献帝。随后，董卓颁下诏书，为陈蕃、窦武等屈死的党人昭雪，至此，持续已久的党锢之乱才宣告平息。
在这个宦官专权、胡作非为的黑暗时期，众多忠臣义士挺身而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宦官集团进行坚决斗争，力图恢复国家稳定。他们的英勇行为和坚定信念激励了后世无数正直之士，在面对强权压迫时，勇往直前，矢志不渝，成为了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