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十八，刘庄村西坡那片沙岗地里，日头毒得像下火。刘老蔫和他那半大的儿子，正弓着腰，用豁了口的镢头，一下一下地刨着板结的土坷垃。地太硬，一镢头下去，只能留下个白印，震得虎口发麻。汗水早就湿透了补丁摞补丁的褂子，碱花子一圈圈地泛出来，贴在皮肉上，又痒又扎。
“爹，歇会儿吧……”儿子喘着粗气，嗓子眼干得冒烟。
刘老蔫直起腰，用手背抹了把糊住眼睛的汗，眯眼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地头那个插着的、画着红叉的木牌子——那是划分给他们这“西坡作业组”的地界。牌子上“刘”字的那一竖，被人用石头划拉掉了半边，像个咧开的、嘲讽的嘴。
“歇啥？没听见早上敲钟？完不成今天的土方量，扣工分！”刘老蔫瓮声瓮气地说，又弯腰抡起了镢头。他知道，马赶明定的“新规矩”里，西坡这片的工分，本就比东河湾那边低两成。再扣，这一季就白干了。他婆娘还在家等着抓药，小闺女秋天想买本新华字典，眼巴巴盼了半年了。
地头不远处，是东河湾那片水浇地。侯五领着几个马姓、侯姓的年轻后生，正不紧不慢地收拾着灌溉的垄沟。地已经犁过一遍，又松又软，泛着黑油油的光。有人甚至从沟渠里摸了条巴掌大的鲫鱼，用草茎串了，嬉笑着比划。笑声顺风飘过来，刺得刘老蔫耳朵疼。
“同人不同命啊……”旁边地里的老光棍陈四，啐了口带沙子的唾沫，压低声音，“人家那是亲兵，咱们这是发配来的劳改犯。”
“少说两句吧，”刘老蔫头也不抬，“让‘耳朵’听见，下回发配你去北山坳开荒。”他说的是陈石头。自从当了保管员，陈石头像是变了个人，整天背着手在地里转悠，眼神像钩子，专盯谁偷懒耍滑，谁交头接耳。村里人背后都叫他“马队长的眼睛”。
陈四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吭声，只是手下刨得更狠了些，仿佛那硬土就是令他愤懑的根源。
就在刘老蔫父子在毒日头下挣扎的同时，七十里外的县城，天色却是阴沉的。
刘麦囤和韩耀先蹲在县革委会信访办公室外头的墙根下，已经第三天了。两人都是一身尘土，嘴唇干裂起皮。装干粮的布袋子早就空了，韩耀先小心藏在内裤夹层里的最后几块钱，昨天买了几个黑面馒头和两碗白开水，也花得差不多了。
信访办那扇掉了漆的绿门，开开合合，进进出出的人脸色要么焦急，要么麻木。他们俩的材料，是前天下午，托了老黄头在县农机站当临时工的远房侄子黄卫民，拐弯抹角递进去的。黄卫民说了，里头有个办事员是他酒友，答应“尽快往上反应”。
“尽快”，这个词像根飘在半空的稻草。从昨天等到今天，信访办的人换了一茬，没人搭理他们。偶尔有干部模样的人出来，目光扫过墙根下这群形容枯槁的上访者，就像扫过一堆碍事的石头，漠然移开。
“麦囤哥，要不……咱再去问问？”韩耀先的声音有些发虚，眼睛下面两团乌青。这几晚，他几乎没合眼，一闭眼就是马赶明那双冷冰冰的眼睛，还有陈大嘴被拖走时那张绝望的脸。他知道，自己交出去的那些账本和票据，是把双刃剑，能伤马赶明，也能要自己的命。现在，剑递出去了，却悬在半空，不知会落在谁头上。这种等待，比挨打还难受。
刘麦囤没说话，只是盯着自己裂了口子、露出脚趾的解放鞋。鞋是离开那晚，老黄头硬塞给他的，说路上好走些。鞋很合脚，但每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那是离家的距离，是对未知的恐惧，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想起临走前，病床上的二叔刘汉水握着他的手，那手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攥得他生疼：“囤啊，咱老刘家，就剩这点指望了……爹当年没看错你，你是个有胆气的……”
胆气？刘麦囤心里苦笑。他现在只觉得浑身发冷，饿得前胸贴后背，更多的是深深的无力。面对马赶明那些具体的陷害、污蔑，他愤怒，他想拼。可面对这扇沉默的、代表着“上面”的门，他像一拳打进了棉花里，空荡荡的，使不上一点劲。
“同志，”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中年干部从信访办出来，刘麦囤猛地站起来，拦住了他，声音因为紧张而干涩，“我们刘庄村的材料，前天递进去了，想问问……”
中年干部停下脚步，打量了他们一眼，眉头微皱：“什么材料？哪个部门接的？”
“是……是关于我们村生产队长马赶明，贪污、打击报复的举报材料。”韩耀先抢着说，手不自觉地在裤子上擦着汗。
“哦，那个啊。”中年干部似乎想起来了，语气平淡，“材料收到了，领导看过了。不过，同志啊，”他顿了顿，用一种混合着同情与公事公办的口气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涉及到基层干部，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单凭你们这些……书面材料，很难立刻下结论。领导批示了，要‘调查研究’，要‘核实清楚’。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安心生产，相信组织，啊？”
“回去？”刘麦囤如遭雷击，“同志，我们不能回去！回去就……”
“哎，你这同志！”中年干部脸色一沉，打断了刘麦囤的话，“要相信组织嘛！组织有组织的程序，调查需要时间。你们在这里等着，也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影响县里的正常工作秩序。回去吧，有结果了，会通知你们公社，再由公社转达给你们。”
说完，他不再理会呆若木鸡的两人，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走了，仿佛只是处理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刘麦囤站在原地，看着那干部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浑身的力气像是被瞬间抽空了。阳光刺眼，他却觉得眼前阵阵发黑。“调查……研究……”他喃喃地重复着这两个词，每个字都像冰雹砸在心里。马赶明在村里一手遮天，谁会配合“调查”？等“研究”出结果，恐怕黄花菜都凉了，不，恐怕他们这些人，早就被“研究”得骨头都不剩了。
韩耀先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双手抱头，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发出压抑的、野兽般的呜咽。最后那点希望，也灭了。回去是死路一条，在这里耗着，也是死路一条。
“起来。”刘麦囤的声音嘶哑，却异常冷静。他弯腰，一把将韩耀先拽起来，盯着他通红的、绝望的眼睛，“哭有屁用！黄卫民不是说，他认识农机站一个副站长，早年受过我爹一点恩惠吗？走，再去求他！县里不行，咱就去地区！老子就不信，这天底下，就没个说理的地方！”
他的眼神里，那点被官僚辞令几乎浇熄的火苗，在绝望的灰烬中，反而烧得更旺，更狠。那不是希望的火，是破釜沉舟、逼到绝境后迸发出的、带着血腥气的决绝。
同一时刻，刘庄村，刘汉水那间充斥着草药苦涩气味的屋子里，却在进行着一场悄无声息的“会议”。
刘汉水半靠在炕头，身上盖着薄被，脸色蜡黄，眼窝深陷，但一双眼睛却亮得灼人。炕沿上坐着他的老伴，手里拿着永远纳不完的鞋底，耳朵却支棱着，听着外头的动静。地上小板凳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刘老根，木匠，人闷，手艺精，在村里有些老辈人的威望；另一个是马有才，就是被撸了会计职务的原会计，四十多岁，此刻佝偻着背，像个霜打的茄子。
屋里没点灯，光线昏暗，只有窗外投进来的一点天光，勉强照出几个人模糊的轮廓。说话声压得极低，像蚊子叫，得凑得很近才能听清。
“有才，你再仔细想想，”刘汉水的声音又轻又慢，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马赶明当上队长这十来天，经手的钱粮，账面上能对上的，到底有多少？”
马有才抬起头，脸上满是苦涩和后怕：“老队长，账本都交出去了，现在在韩……在韩会计手里。我就是个记账的，有些开销，马队长直接拿走，就一句话，不入账，我、我也不敢问啊……”
“没让你看账本，”刘老根闷声开口，他手里拿着把小刻刀，无意识地在板凳腿上划着道道，“你就说，你经手看见的，听见的。比如，侯五这几天是不是常从仓库拿东西出去？都拿的啥？有没有条子？”
马有才眼神闪烁，左右张望后压低声音说：“侯排长常来。前天拉走一麻袋‘辽春’麦种说是改善伙食，昨天又提走两盏新马灯和半桶煤油，说是夜里巡逻用。条子有时是马队长事后补签，有时就忘了。”刘汉水眯起眼问：“‘辽春’是春麦种，这时候哪能当伙食吃？”马有才沉默着低下头。刘汉水又追问：“陈石头管的仓库，有没有不该进或该出没出的东西？”马有才身体猛地一颤，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大前天后半夜，我起夜时看见陈保管、侯排长和另外两人赶驴车进了仓库后院，车上盖着苦布，看着沉得很，没点灯，动静也轻。第二天仓库后面的旧青砖好像挪了位置。”刘汉水和刘老根对视一眼——他们知道旧青砖下有个废弃地窖，顿时疑心有人在里面藏东西。刘汉水拍着马有才的肩膀说：“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侯成把刘庄村变成他家的粮仓、钱库，把大伙儿当长工、佃户，甚至囚犯。刘一篓就因为多说了两句话被关起来，保不齐以后就轮到谁了。”马有才眼圈泛红，低头小声道：“老队长，我再想想，要是想起有用的，就让我家小子趁拾粪的时候告诉老根叔。”刘汉水点点头，他知道村里像马有才这样胆小但有良心的人不少，急不得，得慢慢拉。接着他问刘老根：“侯成那边，你探过口风没？”
侯成本是原保管员，被撤了职后一直有怨气。刘老根说和他碰过两回，一起抽过烟，侯成对保管制度意见很大，说陈石头手黑，仓库里的东西对不上数，还提到马赶明上台前，马高腿那批“待处理”的废旧农具是账销了但东西没销毁。刘汉水觉得这是意外收获——要是能找到那些“消失”的农具，说不定能扯出马氏父子勾结的事，甚至挖出更早的问题，比如刘汉山死那晚的物资流向。他叮嘱刘老根要上心，也得小心，别吓着侯成。这时刘汉水的小孙女喊着捡柴火回来了，屋里的“会议”就此中止，马有才趁机溜走，刘老根收起刻刀出去，还摸了摸小孙女的头。刘汉水闭着眼听着院子里的动静，这不过是刘庄村一个平常的午后，可平静之下，暗流已经开始涌动。他知道这点“微光”很弱，照不亮天，但至少证明土地没死，人心还念着“公道”。他得护住这份念想，等时机，等麦囤带回光。而此刻在县城街头拉着韩耀先做最后一搏的刘麦囤，正是刘汉水和村民们心中悬在深渊上的“光”——尽管这光，也正身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