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听了这个名字，都细细咀嚼着。“新月”，听起来确实挺清新脱俗的，也富有诗意，仿佛能够勾起人们心中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李斯年继续解释道：“新月当空，虽只有浅浅的纤弱的一弯，却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它象征着我们的诗社，虽然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起点，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圆满的未来。”
很多人已经认可了这个颇具小资情调的名字，再听李斯年居然出口成章，脱口而出的几句话就极具诗意，更加佩服起来，他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觉得这个名字很符合一个诗社的气质。
徐智摩也是泰戈尔的崇拜者，他最喜欢泰戈尔的那本《飞鸟集》。那本书里的三百多首短诗，每首都值得细细品味。
而《新月集》他也有读过，却没想到李斯年会拿来做诗社的名字。按他本意，直接叫新诗讨论社就好，简洁明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于“新月社”这个名字的喜爱，觉得它与泰戈尔的诗歌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
于是他赞同地说道：“好名字！泰戈尔先生的《新月集》讴歌的是童真和母爱，这些爱如同新月一般，温柔而充满力量，照亮着诗集的每一个角落。‘新月’象征着上升、新生、新的轮回、新的时光，也是我辈对新文学、新思想的追求和态度。我相信，我们的诗社一定能够像新月一样，不断上升，不断创新，成为新文学的一股强大力量。”
李斯年精心设计的名字最后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新月社”这个名字就定了下来。
接下来，胡适之这个最初的发起人，当仁不让地被推举为了社长。倒是李斯年，被意外地推举为了副社长，负责诗社的日常事务。这让他有些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够得到大家的如此信任和认可。
同样是副社长的还有徐智摩和陈西滢。
徐智摩还被任命为了编辑委员，他又拉着饶孟侃和朱湘等新诗创作比较活跃的几人加入了他的编辑部，为《诗镌周刊》的扩版做人才准备。
徐智摩计划为《诗镌周刊》增加一些新的栏目和内容，让这份周刊更加丰富多彩，吸引更多的读者。同时，他们也准备筹备新的专门的“新月社”社刊，为诗社成员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发表作品的平台。
陈西滢被任命为了理论组委员，负责新诗创作理论方面的总结。他也有筹划，准备组织一些研讨会和讲座，邀请一些诗人和学者来为大家讲解新诗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提高社员的创作水平。
一周之后，《诗镌周刊》改版前的最后一期正式发行。这一期的内容十分炸裂，除了刊登了胡适之所作的关于“新月社”成立的发言稿之外，还特意用了几乎一整版的篇幅来刊登李斯年的诗作《七子之歌》及相应的评论文章。
结果就是，这一期的《诗镌周刊》销量空前，打破了周刊的销售记录，首印的一千五百份在一天之内便全部售罄，随后又陆续加印了两次，最终的总印数达到了惊人的四千份。
与平时两千多份的销量相比，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倍。不仅如此，外埠的书商也纷纷前来订购，使得《诗镌周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要知道，在此时的京津地区，销量最大的报纸就是邵飘萍所创办的《京报》，其最巅峰的销量也仅仅只有六千份左右。与之相比，《诗镌周刊》作为一份专业性的刊物，其销量确实非常可观。
此时的《诗镌周刊》已经远销至沪上、金陵、广州等全国十几个大城市。
随着报纸的广泛发行，李斯年的诗人形象和爱国之名也随之树立了起来。他在文坛上的声望日益提高，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沪上的荣氏兄弟、常兄和先生，以及李斯年的父亲和大哥都仿佛重新认识了李斯年一般。他们惊讶地发现，离开仅仅不到半年时间，李斯年竟然已经成长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大诗人。
而在李斯年的声名逐渐鹊起之时，他也收到了来自蔡校长的召见。
一天上完课后，他被叫到了蔡校长的办公室。时隔几个月，再一次步入蔡校长的办公室，人物地点依旧未变，但蔡校长的态度却更加热情了几分。
李斯年走进屋内，发现除了蔡校长之外，还有一位戴着眼镜、蓄着浓密胡须的中年人。
蔡元培见状，连忙介绍道：“这位是许寿裳先生，他是‘女高师’的校长，同时也是咱们的浙江同乡，和我一样都是绍兴人。”
“女高师”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简称，也是此时的北京“国立八校”之一。它是当时华国为数不多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一，为众多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民国初期，由于传统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男女分校的现象较为普遍。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理念的发展，这种男女分校的制度逐渐受到了挑战。
发展到了此时，在华国，初等教育阶段和中等教育阶段已经实现了男女同校就学，这为男女平等接受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大学阶段，男女同校的现象直到两年前才被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所打破。那一年，北大首次招收女生，实现了男女同校的历史性突破，为华国的高等教育开启了新的篇章。
之前提到过，李雅琳和她的两位闺蜜就是最早入学北大的女生之一，她们在这个时代也堪称是进步女性了，以勇敢和坚定的步伐，迈出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一步。
然而，即使在北大、北师大等允许男女同校的国立高校，女生数量也相当稀少，一直徘徊在10人左右。
更多的大学女生还是选择就读专门的女校，“女高师”就是其中之一。此时华国国立高校中在校的女大学生总数不超过千人，而仅“女高师”一校就有三百余人，因此它成为了华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与中心，为众多女性提供了追求知识和梦想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