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结束后，同学们的提问也主要是聚焦于女性的经济权利问题。
一位同学好奇地问道：“李教授，以往我们讨论女性解放问题时，大多集中在婚姻自由、教育自由上，但您在近期的几次演讲中似乎特别强调了女性的经济自由，您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李斯年微笑着回应到：“我认为经济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有当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她们才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向，不再依附于他人，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话音刚落，另一位同学紧接着提问：“那么，教授您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具体行动来推动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呢？”
李斯年沉思片刻后说：“我认为主要有两点。首先，我们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入手，确保妇女在经济领域享有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比如，农村妇女应该享有土地权，城市妇女则要有平等的就业权。此外，女性还应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在劳动过程中，如果男女完成了同等价值的工作，女性就应该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报酬，也就是要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绝不能在劳动报酬方面对女性有任何歧视。”
李斯年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下面就开始议论纷纷。
关于女性的财产的继承权这一点还好说，因为它一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1919年，“李超事件”就曾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但是，李斯年在后面所提到的男女“同工同酬”问题就显得有些超前了。
在历史上，由于传统宗法制度和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华国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直到1930年才开始得到法律的承认。而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更是在建国之后的五十年代才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实际操作中，即使到了新世纪，这一想法也没有完全实现。
在此时人们的认知当中，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男性通常被视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女性则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
在劳动力市场上面，女性往往只能从事一些低技能、低报酬的工作。她们的工作强度往往比男性还要大，但薪资却普遍只有男性的一半儿左右。即使是在相同的行业中，女性的最高工资和平均工资也都远低于男性。
就以在场的这些女教师为例，她们的工资水平就比其他男校的教师要低三分之一左右。这也是许多女性平时敢怒不敢言的问题之一。因此，李斯年所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这一概念，深深触动了她们的心弦。
李斯年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其次，我们要关注妇女在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机会。通过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帮助妇女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使她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从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酬水平。我认为贵校在这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未来，这里会走出无数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独立自由之女性，她们也将推动我们华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不断前进。”
李斯年的回答以及对女师的期许赢得了在场师生热烈的掌声。演讲虽然结束了，但热情的师生们仍然围着李斯年，纷纷提出更多的问题。
这场讲座的演讲稿随后也在《京报》上面刊登了出来，李斯年所提出的女性的经济权、继承权，以及男女“同工同酬”的观点，无疑为之前轰轰烈烈的大论战又添了一把火，也进一步坐实了他作为“女权斗士”的地位。
伴随着李斯年的四处演讲和他在报纸上面所引发的纷纷攘攘的论战，民国十一年悄然结束了，北京大学也迎来了紧张的期末考试和寒假假期。
然而，在新年伊始，北大却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校长蔡元培再次辞职了。
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这已经不是蔡校长第一次提出辞职了，具体算来，这已经是他就任北大校长以来的第六次辞职了。
蔡元培自1916年12月26日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仅是一所高等学府，在社会公众眼中它还被视为一个官僚机构，被视为科举考试的替代物。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尽管“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的重要成果之一，得以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华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
然而，在创办的最初十几年时间里，北京大学内部的风气却并不尽如人意。在这里封建主义思想浓厚，学生们以升官发财为第一目标，无心钻研学问，校园内死气沉沉，研究氛围淡薄，社团活动也缺乏活力。
学校管理官僚化严重，师生与学校领导沟通甚至需要书写呈文，如同衙门一般繁琐。富家子弟沉迷于享乐，甚至“结十兄弟”钻营官职，教师队伍中也存在不少不学无术之人。
虽然前任校长胡任源在任期间曾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但北大仍然存在不少弊端，校风仍然没有端正起来。因此，在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之时，他的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前去就职，以免有损自己的声名。
然而，为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念，蔡元培还是毅然接受了北大校长之职。
他到校之后，立即着手整顿风气，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聘请具有革新思想的教授，设立教授评议会，加强文理两科的教学和研究，实行“选科制”，鼓励师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培养批判精神。
在他的努力下，北大拥有了华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胡适之、陈怀宁、周章寿等人，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人。就连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在北大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被排挤。
蔡元培的这些措施使北京大学的风气焕然一新，深刻地影响了学校的学术氛围和文化底蕴。他的改革为北大的发展进步以及跻身国内乃至世界名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改革的过程也是十分艰辛的。
蔡元培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他在任一共10年。
但是在这期间，他曾经七次提出辞职北大校长的请求。这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也见证了蔡元培对于教育事业的执着和对于改革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