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刑场回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周树海一直为被吓尿裤子而感到无比的羞愧。
他那时耿耿于怀，自己又没做错啥事，为啥听到枪响就能吓尿吓昏了呢。而且，他从刑场出来仍然不能回家，仍然被关在矿里单位的屋子里，只是从南滩武装部转到了辛屯矿武装部，不过虽然都是武装部，这边没有再对他挂铁牌跪瓷片坐飞机，审讯员只是反复问他与何光邦的关系，他说就是一面之交，三人那个时候拜了个仁兄弟，一个人已经死了，现在仁兄弟也都不算了就是个生人而已。
审讯员问他知不知道何光邦逃到香港去，周树海讲不知道。
审讯员又问他知不知道何光邦的哥哥是干什么的，周树海也讲不知道，审讯员做些记录就走了。
这样又被关了一个礼拜左右，一天屋子的门被打开进来了魏广忠，周树海一见魏广忠进来腿一软跪到在地，哭喊道“队长啊！你总算来了，这些天你去哪里了啊？”
魏广忠开始不说话，一会让陪同的审讯员出去关上门，”树海，你咋这么糊涂！你收到香港寄来的信，怎么就自己打开了呢！“
周树海说，”我从来没收过国外来的信，没想那么多，当时就是怕，不知道里面写的什么，也不敢随便交组织。“
魏广忠讲，”辛屯现在五千一百多个职工，加上家属有一万多人，有海外关系的有三十八个，其中十六个在台湾，三个在美国，十个在香港，还有一些在其它国家，他们在组织上都有记录，他们与海外的来往都给组织上汇报，你半路上认识的一个人跑到香港，怎么就想着给你写信了呢，你收到了信，为啥第一时间不给组织汇报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何光邦我不认识，但他哥我倒是认识，他哥叫何光斗，原来是我们部队上的一个师长，那时候我还是一个连长，我在部队上的时候还跟他握过手。现在何光斗倒台了，他弟弟去年跟着别人跑到了香港，要不是看何光斗的面子，算了，不跟你说了。接下来你要小心喽，你还得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先过这一段风头再说吧，这段时间什么也别说了，老老实实待着。”说完就走了。
这样，周树海又在武装部里住了两个多月，等快到过年了，有一天管他的干部说，“你今天可以回去了。”
周树海出了院子的门，看到杨玉霞就站在院外等他呢，他关在里面的时候倒是见过杨玉霞，开始每天来送饭，后面干脆就管他的人从食堂里打，从他的工资里扣下来饭票钱，关了不久杨玉霞告诉他，现在工资一个月又只有三十多了，这比他原来刚做副队长时拿七十多，做了几天队长拿九十多时少了不少。
周树海问，“够不够？”
杨玉霞讲，“将将地够吧，现在咱娘不是住咱家嘛，所以花的多一点，虽然也不用打鸡血再买鸡了，但我原来还在矿上养鸡场养鸡一个月能挣个十来块钱，现在矿上也不养鸡了，这点工资也没了。”
周树海讲，“将将够就行了，那一段时间的高工资也算是多挣出来的，也没让退，济国一个大学生到现在还就四十多块钱。”
回到队上，他队长的职务已经没了，新队长换了吴仁毅，给了他一个文书兼组长的职务，吴仁毅说，“这是魏主任在保你，咱俩又算是生死之交，不然能给你一个放炮员就不错了。你想想，当年发水的时候咱表现都差不多，就因为宣传队的那个队长跟你一个县的，你就混上革生委副主任。我比你早干工十多年，现在才弄了个革委会委员，闹了一个队长，咱俩的时运得转转了。”
周树海去找魏广忠，魏广忠讲，“暂时你先这个样子吧，就你更改名字的这个事，就该把你打回原籍处理，开会时有人提出你是冒名顶替，后面找到李大勇来做证，他还帮你说了一句，说你来的时候说名字原来叫田海涛，后来转关系的时候改名叫周树海，这个他可以证明，这才堵住了人家的嘴，你得去好好谢谢大勇，要不是他的这句话，你最好的情况也是回原籍运河县务农去了。楚主任也还算帮了你，我跟他好说歹说，他也是何师长原来带过的兵，这次他没落井下石，你还算是跟何师长八百杆子打不到的关系，要是真的是他亲戚，谁敢替你出这个头！至于信这个事情，虽然有特嫌迹象，算是内部问题，以后再有香港的信，第一时间先汇报，我们的政策一直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第二天周树海上了井就拎了两斤点心跑到15号楼住的李大明家，一进家门，就给李大明扑通跪下磕了三个头，“谢谢大明叔，你又救我我一次！”
李大明拉起他说，“算了算了别提了，出来了就好。”
两人说了一会儿，周树海问大明叔，“你咋就知道我原来叫田海涛这个名字，这事我到了辛屯谁也没说，就是郑济国知道，也都替我把着嘴。”
李大明支吾了一下，把他带到里屋关起门来说，“是魏主任偷偷找到我，让我这么说的，这事要说谢，你当然得谢我，现在这阵子，如果没人出来帮你挡掉，你确实就完了。不过你还是得再好好谢谢魏主任，没他让我这么讲我怎么会这么讲？这事本来他不让我告诉你，这事现在就咱三个知道，其他人谁也不能再说了。”
周树海从李大明家里出来一路小跑到魏广忠家，门一打开看到魏广忠，扑通跪地“嘭嘭嘭”三个响头，“主任啊！恩人啊！你的大恩大德我没法能报啊！以后我永远都是你的人。”
魏广忠把他拉了起来，“算了算了，树海，这段时间少往我办公室和家里跑，别让别人看见，因为你的事不少人在指戳，咱得注意一下，心里明净的就行，这一段时间，你可得忍忍喽。”
十多年以后，周树海在西滩街上赶集时，碰到曾经审过他的公社审讯员。
他本来去集上买两只散养的来杭鸡，正在挑鸡的时候，卖鸡的看了一眼他，突然放下手中的鸡，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周树海吓了一跳，卖鸡的说，“周矿长，您可是贵人多忘事，十多年前您在公社武装部关着的时候，我给您拿过窝窝头，哎呀，周矿长，当年的事情多担待，那都不是我们的本意，是上面让干的啊。”
周树海干干一笑，对方接着又说，“其实您也挺冤的，那时公社里收到过类似的报告，也没有都弄得动静那么大，正好那个时间矿上和公社里为着几个大队搬迁的事正杠着呢，您是撞到枪口上了，没想到矿上还挺能抗，让您在公社里待了这么久，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罪，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些个事，过了一些年以后才听说，呵呵，大人不记小人过呵，您现在都高升到矿长了，一定是那时候受苦受罪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