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德静向单位上请了两天的假，陪姜毅从公社到县里，从县里再跑回到公社，两天里，连着跑了四五趟来回。
县里的说法，公社里报上来就是这样的名单，县里是按公社的方案批复的，且里面并没有做更改。
公社说，写在名单上的名字是公社改的，是县里面打的电话，让这样改的名单，其实方案不是公社里改的。
可再问公社里是谁打的电话，公社的干事说就是管招生的领导。
他们再找回到县里，问有没有打过这样的电话，没人说给公社里打过电话，电话就是催公社上报名单了，具体的名单都是公社里定的。
如此跑了几个来回，两人都没了心气，严德静对姜毅讲，“兄弟，这事看来根本弄不成，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人，推来推去，找不到后面的人。要不你还是来辛屯上班吧，你来上班，离我也近便了，咱哥俩儿也好做个伴，相互照应，再说了，现在是工农兵上大学，来辛屯不代表着以后读不了大学，来辛屯是一步，说不定你的表现好，领导赏识，明年就有机会再从辛屯矿去上大学了呢，辛屯也能推荐大学生的。”
一个礼拜后，姜毅用自行车驮着铺盖卷来到辛屯矿报到。
报到当天，他一定要拉着严德静去南滩照相馆照张两人的合影照，在上面写上“革命友谊”四个字，他悄悄地对严德静讲，“其实我想在上面写上‘好兄弟’或‘患难兄弟’，可照相馆的人不给写。”
严德静讲，“你遇到困难了是真的，我可算不上遇到难了，也就是好兄弟，也就是革命友谊。”
照像师看到姜毅说，“你们上次的照片从县里面刚放大送过来，你正好带回去。”
姜毅抽出放大的照片，上面写着“欢送姜毅和庞美璇革命同志”，眼睛一酸，眼泪差点又掉下来，他转脸对严德静说，“你看，我丢了大学，你丢了对象吧，还说你没碰到难处。庞美璇也走了，跟你肯定不可能了，我昨天听说，别人给她在善国县也介绍了个对象，对象的妈妈是善国县革委会副主任。”
严德静听了心里一沉，脱口而出，“她都要去读大学了，可能回不来善国县，这样介绍对象能成吗？”
姜毅嘿嘿一笑，“她对象去年就去金陵大学读书了，你说两人成的可能性大不大？”
姜毅虽然没能读上大学，但辛屯报到后，却没有按照原来招工时说的分到采煤队下井，劳动营听说他在下乡时表现不错，文化水平高，虽然工种是下井工，但却是在机电科，分配的师傅是周树海。
严德静听说周树海做他师傅时，一皱眉头，姜毅看他皱眉头，问，“怎么了，这人不好吗？”
严德静讲，“也说不上不好吧，我到也认识他，他跟我大学校友郑济国是老乡和同学，原来见面时也打个招呼，算熟人，前一阵子办六一五学习班，他也是学员，还看管跟我关系挺好的吕兴全，看得特别死，上个厕所也一直跟着，所以有点烦他。”
姜毅说，“我也刚拜师傅，感觉人还行，好像比较稳当，下班的时候，还带我去医务队看了他原来的一个伙家，讲要是他忙不过来的时候，要我去病房里帮他照看一下，我看他家里三个孩子，家里事情也比较多。”
周树海带姜毅去医务队照看的病人是张开明，原来在采煤二队时住一个集体宿舍的。
张开明是从矿务局医院转院回来，转院回来的时候，矿务局医院的大夫讲他的肺全是黑的，完全钙化了，天天跪着坐着就是躺不下来，喘气的声音像拉风箱一样。
张开明住回辛屯医务所的时候，挨着床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小脚老太太，看着慈眉善目，也不太说话，张口讲话也是听不懂的南方口音。
周树海一天陪护张开明时，正碰到魏广忠带了两个人来看老太太，旁边的人一直给做着翻译。
后面周树海悄悄问魏广忠老太太是谁，魏广忠讲，“是楚洪的丈母娘，姓黄，尹黄氏，年龄大了，跟着女儿女婿过，她是湖北人，当然听不懂她讲话了。”
两个晚上后，老太太嫌张开明太吵，就换了一个病房。
后面张开明基本单独一个人，张开明喘不上气来，整天说，“把我的胸给敲开吧，实在喘不过气来，要么就说给我一根绳子让我上吊算了！”
吓得护士和家人把所有的绳子都收走了。
姜毅就是在张开明的病房里，知道了什么是矽肺病，从此，他在井下做活的时候，再不方便，他仍坚持戴着防尘口罩。
那个时候，他没想到几十年后自己成为中国着名的律师，在他成为大律师的时候，他依然为许多的矽肺病病人免费打官司，这些病人从煤矿井下到路桥隧道，从养殖厂到石器厂，天南地北无所不在，甚至有人为了打官司不惜开胸验肺。
姜毅一直记得矿上的第一个师傅周树海说的，“老百姓，还是命不值钱！有点病不当回事，喝点水，顶顶就过去了。张开明不是不知道干活要戴口罩，他咳出来黑痰也不当回事，反正周边的人咳的都是黑痰。张部长给他寄过黑木耳他也舍不得吃，又送给了爹娘。医院追着他复查矽肺病的时候，他想方设法地躲开，他知道如果再查出来，他就要换地面上的岗位，工资会少很大一截，他说把爹娘送终三个孩子养大，他这条命也值了，他闭眼前最后一句话是‘老天待我不薄，我这条命也值了。’“
姜毅到了辛屯的半个月后，就跟着周树海一起把张开明送到了火葬场。
火葬场上，周树海又碰到早了一点来的楚洪。
几天前，他的丈母娘在家里上吊了。
”活得太长没啥意思了“，这是辛屯人后面一直在传的，楚洪丈母娘临死前反复念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