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在1937年7月30日成立汉奸政府北京地方维持会。 并且开始对北平一切抗倭力量，文化力量，教育系统进行颠覆……
8月25日，倭寇宪兵搜查了北大办公室，并以发现抗倭宣传品为由，不断骚扰北大。10月18日，北平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大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沙滩红楼，成为倭寇宪兵队队部，楼内地下室也成了宪兵队本部“留置场”（拘留所），许多爱国志士被关押在这里，遭受非人迫害。
根据被抓的教育人士描述，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学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里简直是活地狱。敌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里，终致使他晕过去。他醒过来时，倭寇宪兵上村告诉他，北大应该对这场使倭寇蒙受重大损害的战争负责，所以他理应吃到这种苦头…
毫无疑问，这是沙滩大院百年历史上的至暗时期。据统计，北京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教材大量被毁，仅此一项就损失60万银圆。
清华学校内各系馆大多被倭寇改为伤病员住房，图书馆被改作医院治疗室、手术室，体育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竟然成了倭寇随军妓馆，气象台成了豢养军马、军犬的场所。
倭寇还曾在清华大礼堂前举行“军犬大赛”，以军犬撕咬华夏人为乐，数十个华夏人被活活咬死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留下来的两个工友，被逼一再输血，最后死于非命。
北大、清华惨遭涂炭，北平不受倭寇人侵扰的，只剩下有基督教背景的燕京大学和有天主教背景的辅仁大学两座“孤岛”。
因为燕大为美国财产，倭寇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报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培养更多爱国青年。
在燕大，《义勇军进行曲》常在校园飘荡，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
后来，倭寇在华夏战场开始失利，对燕大也开始插手，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燕大教授们受尽屈辱，大部分人被关押了七个多月才释放。
燕大倒下后，北平硕果仅存的高校就只剩下辅仁和华夏大学了。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在亚洲所设的唯一一所大学，由德国圣言会资助，一直在刺刀与枪炮声中正常招生。
校长陈垣对他的弟子、国文讲师启功说道：“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由于辅仁是不受倭寇控制的大学，华北沦陷区的青年莫不以考入辅仁为荣。
私立学校和科研机构中，则只有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任校长的华夏大学，基本保持独立，苦苦维持至抗战结束。
此消彼长之间，汉奸学校日益增多，汉奸的队伍越滚越大。陈垣感慨地说：“抗战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否则跳下去的人将越来越多。”然而抗战时间之长，远超陈垣预料。
为了达到奴化华夏青年、实现思想控制的目的，北平沦陷不久，日伪当局便提出“北大复校”，建立伪北大。
伪北大起初没有校长，担任“监督”的，是民国文化界和政界名人汤尔和。汤尔和患肺癌后，接替他出任伪北大第一任校长的是钱稻孙。
钱稻孙少年留倭，对倭寇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跟他提起抗倭，他连连摆手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这种自轻自贱的论调，连金岳霖这种谦谦君子都要跳起来揍他。
钱稻孙的一位朋友，害怕将来倭寇战败，想脚踩两只船，就来征求他的意见，钱竟然回答道:“我就没有想到有那一天!”
担任伪北大校长后，钱稻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自己的叔叔钱玄同出山。
北师大迁往西安时，身为师大国文教授的钱玄同因百病缠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虽有留日背景，但终日闭门谢客，侄子请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门去。为了明志，钱玄同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顺民”。
1937年9月19日，旧历中秋。钱玄同日记记载：“‘倭寇特令全市商店挂灯结彩以志庆祝。藉纪念东方文化之佳节也。
当时的北平城到处都是倭寇特务，对各界人士进行监督抓捕，这些倭寇特务，有的剃光头，穿长袍，他们参加各行各业，还去考入华夏大雪学，考入学校时用的是华夏人的姓名，每人说一口流利的华夏话。只是后来才渐渐被人知道他们是倭寇人。每个行业都进入了这些特务，使得人人自危，害怕突然被抓！
北大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投敌，倭寇数派周去请马裕藻出山，都吃了闭门羹。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
马裕藻的学生张中行说，老师坚信华夏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
“留平四教授”中的另一位——孟森，因研究宣统元年测绘的《俄蒙交界图》被倭寇人盯上了。倭寇上门，《俄蒙交界图》也被掠去“收藏研究”，孟森气愤至极，英年早逝。
日伪遍访知名人士，为“东亚共荣”充场面。而知名人士则各出奇招，拒绝合作，如京剧界的程砚秋、齐如山，艺术界的齐白石、李苦禅等。
虽然躲开了倭寇人，但谁也躲不过经济这只无形的大手，北平经济的崩溃，将每一个人拖入了痛苦的泥潭。
为了维持生计，当初“为书而留”的陈垣，不得不忍痛变卖自己珍藏的几部大书。辅仁教授为糊口，则往往是在“晓市”卖掉自己心爱的图书，换得粮店配售的每天187克的混合面。
辅仁大学的校长、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脱离于高校、无以谋生者，如北大教授缪金源，则全家每日只喝一顿粥，到了夫妇饿死的境地。
被视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恐怖与贫困的双重压力下，大门紧闭，就是他们最后的尊严。
遇刺后的周作人，衣服上留有弹孔。
“当尽其一技之长”
还有一些人，表面上委曲求全，却采取了更积极的抵抗方式。
倭寇占领北平后，面粉价格飞涨，几个月内就从每袋二元涨到几十元。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在演出时提到此事。甲说：再过一年就好了。乙说：再过一年还不得涨到几百元一袋？甲说：再过一年老百姓都饿死了，一元一袋也没人买了。
倭寇人听了大怒，把这两位抓了进去。他们被放出来以后，还是拿面粉逗哏。甲说：以后面粉就便宜了，两毛钱一袋。乙问为什么这么便宜，甲说：袋子小了，跟牙粉口袋似的。倭寇人听了还是不高兴，不过没再抓他们。这也是一些人抵抗倭寇的方式，不能正面刀枪，但是也得抵抗倭寇。
当时伪汉奸组织‘新民会’编印了一本教科书，教此课的老师叫大家把课本放在课桌上，讲的却是唐诗、宋词。一次教官突至，老师从容地边擦黑板，边令大家默写岳飞的《满江红》。音乐老师也不教课本上的日伪歌，却低声教唱世界名曲。教官一来，老师立即弹起了风琴，高歌倭寇民厌战歌曲《荒城之月》。每个行业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和倭寇进行对抗。
一批尚无一技之长的中学生，仅凭着青年特有的孤勇，把锄奸的枪口，对准了当时的北平学界领袖周作人——1938年2月，周作人参加了日伪召集的座谈会，已有他要出山、担任伪北大校长的传言。
“抗倭杀奸团”（简称“抗团”）最初由津门私立中学的富家子弟组成。后来，这支队伍中的很多成员考入燕京大学。“抗团”派南开学生李如鹏、新学学生赵尔仁到北平，与燕大学生范旭共同完成刺杀周作人的任务。
李如鹏、赵尔仁到西城取枪，提供手枪的是“抗团”成员郑统万。作为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一直依靠家族声势作掩护为“抗团”提供帮助。
李如鹏、赵尔仁各取一支手枪，由燕大的范旭带路，直奔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所。
到了周宅，李如鹏、赵尔仁、范旭三人假冒“津门中倭中学学生”，声称要拜见周作人，商量赴倭留学事宜。周作人虽然甘心做贼，但对好学青年，仍不乏关爱之心，就命人传进。
在“苦住斋”二进院西屋的客厅里，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闲聊，看李如鹏、范旭二人进入，欠身招呼。
范旭指着周作人对李如鹏说:“此即周先生。”李如鹏点点头，二话不说，拔出枪照着周作人就是一枪，周作人应声倒地。
枪声一起，沈启无站了起来，下意识地呼叫：“我是客人。”李如鹏看他站起，生怕他反抗，抬手又是一枪，沈启无胸部中枪，仰天倒下。
李如鹏、范旭以为得手，便急忙退出。范旭走得快，一下子跑到前院，发现李如鹏没有跟上，赶紧折返，看见李如鹏被周家的两个仆人按倒在地，挣扎不脱。
范旭手中无枪，自忖难敌周家众人，急奔向大门，高呼：“九哥快来！”在外放风的赵尔仁闻声拔枪飞奔而进，对准周家仆人连放两枪。
周家两名仆人中弹，松手滚到一边，李如鹏一跃而起，与范、赵两人前后呼应，夺门而出。当日，李如鹏、赵尔仁乘车返津，范旭回燕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数日之后，报纸上披露出周作人遇刺仅受轻伤的消息。原来，射向周作人的子弹打中他衣服上的铜饰扣，周因此逃过一劫。
周作人遇刺后，惶惶不可终日，不仅拜见倭寇将军，还特地拍了张照片，照片上隐约可见长袍上的弹孔。他把这张照片分送给自己的朋友，包括远在美的胡适，还有翻译他散文的松枝茂夫。
后来，他称这是倭寇欲置自己于死地，故自己为全性命，不得已而附敌。这次锄奸行动，非但没有阻止周作人“落水”，反而成了他接受伪职的借口。
枪击事件后，周作人很快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随后担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
比周作人小七岁的郭沫若与他情况类似，都是留倭，都娶了倭寇女人，都生了孩子。郭沫若抛妻弃子，回国抗战，还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劝周作人，文章写道：倭寇人信仰知堂（周作人的号）的比较多，只要他南下，即使不发表什么言论，也是对倭寇军部一个有力打击。
周作人执意留下，并把自己的“苦雨斋”改名为“苦住庵”，好像是与北平民众同甘共苦。其实，北大南迁以后，周作人的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给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翻译希腊神话；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与其他生活无着的教授比，周作人过得不错。1938年1月26日，国难当头，他写了两首打油诗，仍是喝茶、看报、吃猪头肉。
在传言频出时，张中行曾作为“粉丝”和学生，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信里说“别人可，他决不可”。何以不可，张没有明说，心里想的是，那将是士林理想的破灭。对此，周没有回信。
周作人与倭寇人同台的照片刊登后，由老舍倡议、楼适夷起草、经郁达夫修改、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苦劝他立即南下，或做文坛苏武，否则“一念之差，忠邪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