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小夏，一个刚毕业半年、在大城市里挤破头找生存空间的社畜。每月三千五的工资，扣掉交通费和伙食费，剩下的钱连买件像样的衣服都得犹豫半天。所以当中介告诉我，老城区有个两居室，月租只要一千二，还带个小阳台时，我几乎是立刻就拍板定了下来。
中介当时搓着手，眼神有点飘忽，吞吞吐吐地提了一嘴：“林小姐，这房子啥都好，就是……邻居有点特别。”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一千二！两居室！还带阳台！”，哪里还顾得上“特别”不“特别”，当场就跟中介打包票：“只要房子便宜，邻居是外星人我都能忍！”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太年轻，太天真了，根本没明白“特别”这两个字背后，藏着多大的“离谱”。
搬家那天是周六，天气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得发软，脚踩上去都能感觉到黏糊糊的。我提前跟公司请了假，早上七点就揣着钥匙往老城区赶。那片老城区藏在城市的角落里，街道两旁全是几十年的老房子，墙面上爬满了绿油油的爬山虎，有些窗户还挂着老式的木制窗棂，窗台上摆着几盆蔫蔫的多肉，透着一股岁月沉淀下来的陈旧感。
我租的那栋楼在街道的尽头，是一栋六层的红砖楼，墙面上的红砖已经有些褪色，露出里面斑驳的水泥。楼道口的铁门早就锈迹斑斑，推开时发出“吱呀——”的声响，像是老人沉重的叹息。我站在楼道口，正对着手机确认地址，就听见远处传来“突突突”的声音，转头一看，搬家公司的货车正慢吞吞地开过来，车斗里堆得满满当当的，全是我大学四年攒下的家当。
两个搬家师傅跳下车，擦了擦额头的汗，跟我打了个招呼：“林小姐吧？东西都在这儿了，咱们现在往上搬？”我赶紧点头，殷勤地递过去两瓶冰镇矿泉水：“辛苦师傅们了，这天儿太热了。”
师傅们也不客气，拧开瓶盖“咕咚咕咚”灌了大半瓶，然后就开始扛箱子。我租的房子在二楼，不算高，但楼道实在狭窄，又堆满了杂物——三楼张大爷的旧自行车、四楼李阿姨的腌菜坛子、五楼王奶奶的废品箱，挤得楼道只够一个人勉强通过。师傅们扛着大箱子，得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杂物，每走一步都得格外小心。
我跟在师傅后面，手里拎着几个装着日用品的塑料袋，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刚擦完又冒出来。楼道里没有窗户，空气不流通，闷得像个大蒸笼，还夹杂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有隔壁炒菜的油烟味，有老人家里特有的陈旧味，还有墙角霉斑散发出的潮湿味。
就在搬家师傅把最后一个纸箱扛进二楼楼道，准备往我家门口放时，我正擦着汗跟在后面，突然听见头顶传来一阵中气十足的吆喝，声音穿透了闷热的空气，直愣愣地砸进我的耳朵里：“哎！那个师傅！小心点！你手里那箱子里，是不是装了我刚腌的萝卜干！”
我愣了三秒，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塑料袋——里面确实有一袋刚从超市买的、还没拆封的萝卜干，是我昨天特意买的，打算以后早上配粥吃。可师傅手里的箱子，明明装的是我的冬天衣服啊！我疑惑地抬头往上望，只见三楼的防盗窗上，挂着一个身影。
那是个大妈，大概六十岁左右，穿着一件玫红色的花围裙，围裙上还印着“吉祥如意”的金色图案。她的头发用一根木质筷子随意地盘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脸颊两侧，被汗水打湿，贴在皮肤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脸，粉底厚得能刮下来当腻子，白得像刷了一层墙，两颊的腮红涂得红彤彤的，像是刚从灶膛里捞出来的红薯。口红更是夸张，涂得超出唇线两厘米，颜色是那种饱和度极高的正红色，活像刚从年画里走出来的媒婆。
她手里还举着一把不锈钢的炒菜铲，铲头上还沾着几点油渍，正探着身子往下瞅，眼神格外锐利，像鹰隼一样直勾勾地盯着搬家师傅手里的纸箱，仿佛那箱子里真藏着她的宝贝萝卜干。
“大妈，您是不是看错了？”我赶紧仰起头解释，声音因为着急都有点变调，“那是我的箱子，里面装的是冬天的衣服，不是萝卜干。”
大妈“哦”了一声，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失望，她咂了咂嘴，把炒菜铲往围裙上擦了擦，又突然眼睛一亮，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伸手指着我脚边的塑料袋：“那你手里拿的，是不是萝卜干？我跟你说，小姑娘，你这萝卜干一看就没味儿！我腌萝卜干的时候，得放八角、花椒、桂皮，还得浇上点白酒，腌上半个月，那味儿才叫一个香！下次我给你装点我腌的，保准你配粥能多吃两碗！”
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有点懵，刚想开口说“谢谢大妈”，就看见她突然“哎呀”一声，像是想起了什么大事，猛地缩回身子。紧接着，屋里就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烧糊了，还夹杂着一阵焦糊味，顺着窗户缝飘了下来。
然后，就听见她的大喊声，穿透力比刚才还强：“我的红烧肉！要糊了！”那声音里满是焦急，我甚至能想象出她在屋里手忙脚乱的样子。没过两秒，她又探出头来，额头上沾了点黑色的烟灰，脸上的粉底都花了一块，却丝毫不在意，冲我比了个标准的“oK”手势，大声说：“小姑娘，我叫王翠花，就住你楼上三楼！以后有事尽管喊我，我这人最热心了！”说完，“哐当”一声关上了窗户，那声音响亮得差点把楼道里的声控灯都震亮了。窗户是关着的，门也是锁着的，它怎么就不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