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200万至1万年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处于旧石器时代。这是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是一段充满艰辛、挑战与不断探索的漫长历程。
打制石器在这个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原始人类运用简单的工具制造技术，将石块敲打成具有一定形状和功能的石器。这些石器的制作过程虽然原始而简陋，但每一次的敲击都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对生存的渴望。比如，手斧的形状经过精心设计，一端尖锐，便于砍伐树木和挖掘根茎；另一端则相对宽阔，可用于重击和劈砍。石刀则通常具有锋利的边缘，能够有效地切割肉类和植物纤维。这些石器不仅是工具，更是人类适应环境、与自然抗争的有力武器。
火的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最初，火可能是由于自然界的雷电、火山喷发或森林火灾等偶然因素产生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逐渐学会了保存火种，并逐渐掌握了生火的技能。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夜晚，一堆温暖的篝火不仅驱走了严寒，还让围坐在周围的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火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温暖，抵御了寒冷的气候，还改变了人类的饮食方式。熟食更容易消化，减少了疾病的发生，为人类大脑的发育和身体的进化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火烤的肉类，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使得人类能够获取更丰富的营养，促进了身体和智力的发展。同时，火还可以用来烤制坚果和根茎，改善了食物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骨、角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被大量使用。这些材料相较于石器更加柔韧和易于加工。骨针的出现使人类能够缝制衣物，增强了对寒冷天气的抵御能力。在寒冷的冬季，一件用兽皮和植物纤维缝制的衣物可以有效地阻挡寒风，保持身体的温暖。角制的工具则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例如，用鹿角制成的长矛，更加轻便和锋利，能够在狩猎中更有效地刺杀猎物。
狩猎和采集是当时人类主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依靠群体的力量追踪猎物，运用智慧和简单的武器获取食物。在狩猎过程中，人类需要密切观察猎物的习性和行动轨迹，制定策略，分工合作。有的人负责驱赶，有的人负责埋伏和攻击。采集则包括收集果实、坚果、根茎等自然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逐渐熟悉了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和季节变化的规律。他们知道在什么季节可以找到成熟的果实，在什么地方可以挖掘到丰富的根茎。这种对自然的观察和认识，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家族逐渐形成。这是基于亲属关系的小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依存、共同生活。在血缘家族中，长辈们将狩猎、采集和生存的技能传授给年轻一代，确保了家族的延续和发展。而母系氏族公社的产生则标志着社会组织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在母系氏族公社中，女性在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可能与女性在生育和采集方面的关键作用有关。女性负责生育和抚养后代，保证了族群的繁衍；同时，在采集活动中，女性往往具有更加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能够找到更多的食物资源。
一、重要的原始文化遗址
1.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省西部、陕西省中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其范围广阔，南达汉水中上游，北至河套地区，西及甘肃境内的渭河上游，东到山东省。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散布着众多反映母系氏族公社面貌的村落遗址，在某些区域，村落分布极为密集，展现出当时人类聚居的繁荣景象。
鱼纹盆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的杰出代表。它生动地展现了人类早期与动物的紧密联系。鱼纹的绘制细腻而富有动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些彩陶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是艺术创作的早期表现，体现了原始人类对美的追求和对生活的感悟。每一条鱼纹都仿佛在讲述着一个故事，也许是一次丰收的捕鱼经历，也许是对鱼群繁衍的祝福。
在陕西省华县元君庙和华阴县横阵村发现的众多母系氏族迁移合葬墓，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女性地位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在这些墓葬中，女性往往被置于主要位置，先死亡的同氏族成员的尸骨会在其后被迁移过来与之合葬。这种独特的葬俗表明，女性在氏族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可能在家族事务、宗教活动或经济生产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从墓葬的布局和随葬品的分布可以推测，当时的社会可能存在着一套以女性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和价值观念。
此外，从半坡遗址和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墓葬的随葬品来看，女性的随葬品通常比男性更为丰富。这一现象进一步印证了女性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和较高的地位。她们可能在生产活动中掌握着重要的技能或资源，或者在社会关系中享有特殊的尊重和待遇。随葬品中的精美陶器、饰品和工具，不仅反映了女性的生活状况，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工艺水平和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
2.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独特的新石器文化，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其分布主要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经科学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见证了人类文明在这一地区的早期发展。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工艺取得了显着进步。精心磨制而成的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不仅实用，而且在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还雕刻有精美的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宛如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工艺品，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精湛技艺。这些骨器的制作过程需要极高的耐心和技巧，从选材、切割到打磨、雕刻，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制作者的心血。
在农业方面，河姆渡文化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其遗址第4层的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遗存。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以及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为人类农业发展的历史书写了重要的篇章。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水稻种植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育秧、灌溉和田间管理，他们精心照料着稻田，期待着丰收的到来。
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是大量使用的骨耜。这些骨耜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的创新和实践。骨耜的形状和结构经过精心设计，能够更好地适应水田作业，帮助人们开垦土地、播种和收割。
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形式适应了当地湿润多雨的气候环境，有效地防潮、防虫蛇，为人们提供了较为舒适的居住空间。干栏式建筑的建造需要对木材进行加工和拼接，展现了当时人们在木工技术方面的高超水平。干栏式建筑的发现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成就之一，也是当时人类适应自然、改造环境的智慧结晶。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色和差异。
3.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代表，其文化遗址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市大汶口村。
大汶口文化中的狩猎工具颇具特色，其中长6至10厘米的骨哨均由一截禽类的骨管制成。骨哨内部还可插入一根可移动的肋骨，用以调节声调。聪明的猎人巧妙地利用骨哨模拟鹿的鸣叫，吸引异性鹿，从而伺机进行诱杀。这种独特的狩猎方式显示了当时人类对动物习性的深入了解和高超的狩猎技巧。骨哨的制作工艺也相当精细，需要对骨管进行准确的切割和打磨，以确保发出的声音逼真而有效。
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十分丰富多样。考古发现包括墓葬、房址、窖坑等。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其中有一个普遍的风俗，即随葬獐牙，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此象征财富和地位。这些随葬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和对财富的重视，也展示了社会中存在的等级差异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
出土的生活用具种类繁多，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这些器皿分为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其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有序，展现了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水平。这些彩陶不仅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是艺术的载体，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
在生产工具方面，大汶口文化拥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其中，骨针的磨制尤为精细，体现了极高的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们使得农业生产、手工业制作和日常生活变得更加高效和便捷。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更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它是研究父系氏族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文化遗存，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大汶口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勾勒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发展的脉络和图景。
二、部落和部落联盟
部落通常由若干个较小的地区村社组成，比如因宗教、村落或邻里关系而形成的群体。这些村社进一步聚集，形成更高级的群集部落，其构成往往基于两个或多个血缘相近的氏族。在这样的部落中，人们拥有共同的语言，这是交流和传承的基础；共享独特的文化，包括习俗、艺术、信仰等方面，这些文化元素塑造了部落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秉持着相似的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神灵、生死等重大问题有着相近的看法和理解。
在一个典型的部落里，存在着共同的部落名称，这是他们区别于其他部落的重要标识，也是内部凝聚力的象征。部落名称往往与部落的起源、信仰、地理环境或某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相关。例如，有的部落可能以附近的一座神圣山脉命名，象征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敬畏和依赖；有的部落可能以传说中的祖先或英雄的名字命名，以传承其英勇和智慧的精神。各氏族的领土相互临近，便于相互交流、合作以及在必要时共同防御外敌。部落成员共同从事一系列重要的活动，如贸易，他们交换物品，促进了资源的流通和技术的传播；从事农业生产，通过集体劳动保障食物的供应；共同建造房屋，形成居住群落，增强了集体的安全感和稳定性；在战争时期，他们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部侵略或主动出击，保卫部落的领土和资源；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活动，通过对神灵的祭祀和祈祷，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宗教仪式在部落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祭祀活动通常在特定的场所举行，可能是一座神圣的山峰、一片古老的树林或是一个专门建造的祭祀场地。在这些仪式中，部落成员会献上珍贵的祭品，如食物、兽皮或手工制品，以表达对神灵的敬意和感激。他们通过舞蹈、歌唱和祈祷与神灵沟通，祈求丰收、和平和健康。这些宗教仪式不仅加强了部落成员之间的精神联系，也传承了部落的历史和文化。
贸易活动也是部落间交流的重要方式。部落成员会带着自己的特产，如珍贵的矿石、精美的手工艺品、特色的食物等，前往其他部落进行交换。这种贸易不仅满足了各自的生活需求，还促进了不同部落之间的技术和文化交流。例如，一个擅长制作陶器的部落可能会与一个善于狩猎的部落进行交换，从而让双方都能享受到彼此的成果。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的竞争以及外部威胁的加剧，部落联合组织逐渐形成。这些部落联盟通常由若干近亲或近邻部落组成，他们结成联盟的主要目的在于共同合作应对军事方面的挑战。在面对强大的外敌时，单个部落的力量可能有限，而通过联盟的形式，能够整合多个部落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资源，形成更强大的战斗力。例如，当遭遇其他部落的大规模入侵时，联盟中的各部落可以迅速集结，共同制定战略，协同作战，提高胜利的几率。同时，部落联盟也有助于在和平时期进行共同的防御准备，如修建共同的防御工事、组织联合巡逻等，以保障联盟内各部落的安全和稳定。
在部落联盟中，不同部落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可能会产生一位或多位具有权威和领导力的首领，他们负责统筹联盟的事务，协调各部落之间的关系。联盟内部也会制定一些共同的规则和约定，以确保合作的顺利进行和公平性。此外，部落联盟还可能促进了不同部落之间的文化融合和技术交流，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原始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充满了挑战与创新。在这个时期，人类逐渐从依赖自然的简单采集和狩猎，发展到能够制造工具、使用火、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不同地区的文化遗址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展现了当时人类在生产、生活、艺术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从仰韶文化中以女性为重要地位的母系氏族公社，到河姆渡文化的水稻种植和干栏式建筑，再到大汶口文化丰富的遗存和精湛的工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和演变。这些文化遗址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
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形成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最初基于血缘关系的部落，到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部落联盟，人类逐渐学会了通过合作和集体的力量来应对外部挑战，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这种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成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原始文明的发展特点是缓慢而渐进的，每一个进步都来之不易，是无数代人类不断探索和实践的结果。这些早期的文明成就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应当珍视这段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继续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