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不冷淡也不亲密的关系
1949年1月21日，杜鲁门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了。艾奇逊接替马歇尔出任美国国务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3年，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收效甚微，毫无建树，一片狼藉。
当时国统区经济体系近乎崩溃，政治体系危机四伏，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在解放战争战场上，国民党反动派节节失败，已呈现崩溃之势。
面对国会和报刊舆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艾奇逊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改变。艾奇逊向杜鲁门谈到，美国政府需要把援蒋失败的情况公之于众，应准备一份过去五年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文件，并向公众发表，以证明错的是国民党，而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杜鲁门同意了艾奇逊的主张，国务院随即在远东司成立班子，编辑发表的文件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强调这是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政府最重要的行动之一。
他一再催促加快编辑，并指示前任国务卿马歇尔将军通读全部文件，还要求在白皮书开头写一个短文件，阐述全书中心思想。
马歇尔在任时，曾担心这是对蒋介石的落井下石，拒绝这样做。这次，美国行政机构内的军方、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以及国民党政府都表示强烈反对。然而，杜鲁门不为所动。
1949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彻底暴露了美国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搞意识形态划线的实质，也暴露了“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
针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变化的情况，伟人指出：
帝国主义凶恶的本性是不会改变，应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对于还在动摇、犹豫的这些人，我们要去争取。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技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
彻底打乱了美国的布局计划。
10月2日，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
10月3日,美国政府表示，关于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正在讨论中,目前没有定论。
艾奇逊在向杜鲁门分析远东局势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并非直接依赖于苏联，独立性远高于其他共产党国家。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这是中国共产党自立独立自主的坚实后盾。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此前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美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取得进展。
要是美国在这个时候帮助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或许能换取中国共产党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但这样的话，美国也没有了谈判筹码，国际道义形象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可一旦此时中美关系破裂，少说也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10月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美国可以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前提是需要满足以下三项条件：
首先，新政权必须具备独立掌控整个中国的能力；
其次，新政权必须继续履行前任政府的国际责任，这一条表面上看似苛刻，实则空洞无物。当时除了已经割让出去的领土外，中国几乎已不再承担任何不平等条约下的义务。
沙俄的租界和特权早已被列宁废除，德国的租界和特权在一战结束后被废除，日本的租界和特权在抗战爆发后消失，美、英、法的租界和特权也在二战期间被废除。
如果非要说还有什么国际责任需要履行，大概只剩下苏联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权了。
最后，新政权必须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这一条则纯属为了凑数，不必多加解释。美国提出的这些条件，其实是一种外交暗示，意味着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给了新中国一个台阶，方便他借坡下驴。
之所以采取这种低姿态，是因为此时美国在西欧面临极大压力，不能继续在东方也陷入紧张的局势之中了。
以1950年为界，欧洲的力量格局已经出现了显着的不平衡。
自近代以来，西欧和中欧传统上有五个主要国家，分别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请注意，这里是1950年的欧洲，而不是1990年的欧洲。
此时的西德作为战败国，尚未拥有武装力量，也未加入北约，完全依赖美、法、英三国的军队进行保护。当时的西班牙，是弗朗哥领导的亲法西斯政权，非北约成员，与美国的关系极为紧张，甚至一度中断了外交关系。
意大利刚刚经历了二战，军备几乎损耗殆尽。尽管此时意大利的陆军人数不算少，约有10个师，总计15万人，但由于二战期间意大利是法西斯阵营，美军不愿立即为其提供武装支持，加上其本身实力不济，战斗力令人担忧。
换句话说，当时西欧五大国中，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实际上只有英国和法国能够对抗苏联。在西方阵营的整个中西欧地区，能依靠的也只有法国陆军和驻扎在欧洲的美军。
1950年，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包括第一步兵师、一个步兵团以及治安部队，总人数约为5万人；法国虽然拥有西欧最强的陆军，但其超过一半的兵力部署在海外殖民地，特别是在印度支那联邦地区，也就是今天的越南、缅甸和老挝，当地的战事也相当紧张。
法国本土仅保留了约6万人的5个师；而英国的情况与法国相似，超过一半的陆军驻扎在海外，本土仅有3个师，约4万人。
像荷兰、丹麦、比利时这些国家，在苏联坦克洪流来袭时，能指望它们吗？
换句话说，即便把意大利那10个连卡车都无法完全配备的师算上，再加上丹麦、荷兰和比利时的4到5个师，整个西欧也仅有25个师。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仍未实现摩托化，依然是传统的步兵师。
再看看苏联那边儿，情形要好得太多。
苏联在东德部署了4个集团军和两个独立加强师，在波兰部署了2个集团军，在罗马尼亚和奥地利各部署了1个集团军。
上述共计33个机械化师，均为经历过二战考验的部队。而这些仅仅是苏联在欧洲的驻外军队，并未包含其本土的军队，也不包括当时驻扎在旅大的近20万苏联士兵。
接下来谈谈苏联盟国的军事实力。
以1950年为节点，波兰拥有14个师，捷克斯洛伐克拥有11个师，罗马尼亚有8个师，保加利亚则有6个师，匈牙利的规模为5个师，连阿尔巴尼亚也有6个师。而已经与苏联交恶，但仍属于东方阵营的南斯拉夫则拥有多达20个师。
包括苏联驻东欧部队，不计入南斯拉夫的军事力量，东方阵营共有50个师，所有部队均依照苏联的编制。虽然东欧国家的装备略逊于苏军，大多是苏军淘汰的二战装备，但实力肯定强于同时期的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甚至与法国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苏联在1950年进行全面动员，至少可以动员200个师，其中大部分是二战老兵，同时苏联的库存装备足够武装400个师。
那么，为什么东西方阵营的军事实力如此悬殊，却仍能在欧洲维持战略平衡呢？
答案有两条：
其一，乔大叔朴素的实用主义思想；
乔大叔是个实用主义者。他从不掩饰自己在能力范围内的要求，一切都建立在实力基础上，行事风格直接明了，直来直去，国家利益计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而且，他对二战后苏联的现状，感到非常满足。苏联不仅恢复了1904年的领土面积（除了波兰和芬兰），还将整个东欧置于掌控之中，甚至占领了普鲁士人的故乡柯尼斯堡（后来被苏联改名为加里宁格勒）。
这一成就超越了任何一位沙皇。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扩张，而是应该稳固已有的成果。再加上苏联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创伤，急需休养生息，此时不宜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其二，美国人拥有原子弹。
到1950年，美国拥有300颗原子弹，而苏联仅有3颗，核力量的对比极为悬殊。尽管双方向对方本土投掷原子弹存在困难（缺乏有效的投送工具），但打击彼此在欧洲的驻军则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由于欧洲的力量格局失衡，美国的战略重点必须置于欧洲，并始终保持一支能够随时支援欧洲的军事力量。这也决定了美军不可能在其他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
鉴于以上情况，美国非常乐意与新中国维持一种既不冷淡也不过于亲密的关系，唯一的底线是避免军事对抗。
然而，这种暗示并未引起中国的关注，当然，也不排除中国有意忽视的可能性。
早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说：当时的外交政策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不仅因为美国长期对蒋介石提供大量援助，还因为当时中国城市中大量资产掌握在美国资本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在各大城市接管资产，场面之混乱和血腥程度堪比清初的跑马圈地。凡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看中的房子，便随意将其冠以“逆产”之名，诬陷房主在抗战期间通敌叛国是汉奸，继而强行没收。
这种强盗一般的接收，导致国统区众多工厂和企业倒闭，物价飞涨，各种物资极度短缺。美国借机大量倾销战争剩余物资，随后将所得资金用于低价收购因破产而抛售的资产，使得美国资本与国民党的官僚资本实际掌控了各大城市的产业。
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新中国的建设将无从谈起。
新中国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官僚资产和外资资产的没收行动，中美关系由此开始恶化。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此时除了表示抗议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表露出干涉新中国解放台湾的意图。
3.2 中苏较量的莫斯科之行
1949年6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乔大叔建议：
“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国应该共同承担更多义务，并进行某种分工。我希望中国今后能够更多地负担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指导和援助。”
还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革命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如今又转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承担起对东亚各国革命的指导责任。”
简而言之，苏共将负责欧洲的革命运动，而中共则承担起亚洲的革命任务。斯大林的这一“革命分工”绝非简单的口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直接影响了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与行动。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输出革命”。
从“抗法援越”、“抗美援朝”到“抗美援越”，这个担子，我们一挑就是数十年。
1949年7月1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决议，鲜明地表态支持苏联。
那位伟人在废除外国在华所有特权后，于1949年12月首次出国访问，前往莫斯科。这次访问，特意带上了江西竹笋、祁门红茶、湖南湘绣等满满一火车礼物。
此次莫斯科之行，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废除国民党时期签订的旧约，并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争取到苏联的资金援助与技术支持。谈判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百年的命运。若有丝毫轻率，刚刚完成民族独立的中国，恐怕将难以再进一步。
中国历来的传统是“守在四夷”，即将国境线扩展至能力所及的最远处，凡事尽量在境外解决，除非特殊情况，绝不干扰内地的发展与建设。
可抗战胜利后，长城以北的广袤地区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1947年初，苏联在旅顺部署了第39集团军、一支联合舰队以及5个空军师，这支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强大武装力量实力非凡。而且，旅顺的海军基地正好卡在渤海湾的关键位置。
因此，苏联之行压力巨大。
苏联通过对日宣战，才获得了东北的安全缓冲区、外蒙古的控制权，以及大连港和旅顺基地，当然不愿轻易让步。
从22日到30日，整整8天毫无进展，外界猜测纷纷。
3.3 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然而，国际局势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美国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
美国扶持的国民政府失败，使其在东亚失去了原有的势力范围，这让美国感到极为不满。然而，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
中苏两个大国，如果达成同盟，那将是极为可怕的局面。因此，美国的外交重点在于拉拢中国，同时挑动苏联的猜疑。若能导致中苏关系的不和，美国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在东亚的损失。
作为美国的异父异母兄弟，英国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并准备与缅甸和印度一道，承认中国的外交地位。
1月26日，美韩两国政府签署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按照该条约，如果金日成发动对南朝鲜的进攻，美国必定会出兵援助。这一局势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乔大叔对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的整体战略考虑。美国的介入让乔大叔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他绝不可能与拥有全球最大、战斗力强大的陆军的中国彻底决裂。迫于形势，乔大叔不得不调整原先的态度，迅速安排了双方的会谈。
1950年1月2日，在国际形势和舆论压力下，乔大叔初步同意废除旧约，重新签订新约。他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传达了一个消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与新中国重新签订条约，让《雅尔塔协定》见鬼去吧。
随后，在外有英美拉拢、内有利益交换的背景下，中国和苏联于1950年1月22日终于完成了谈判，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根据条约，中国收回了已经失去5年的东北利益：苏联将在1952年底前无偿移交中长铁路，苏军撤出旅顺海军基地，并在对日和约缔结后解决大连港的问题。
关于外蒙古问题，条约中未作任何提及，意味着双方默认了外蒙古的现状。
对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当时的外蒙古已经公投，已无论是否承认其独立，皆已成定局。蒋介石政权先行签署条约，随后外蒙古又进行了全民公投，再加上苏联的支持，新中国凭借当时的微弱实力和有限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可能收回。
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基于现实，而是依赖幻想和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最终必将导致一无所获。
当时贫弱的新中国最重要的利益是什么？就是夺回东北的主权，保证领土不丢失。
从中国的战略利益来看，外蒙古与东北不可同日而语。
通过艰苦的谈判，终于成功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盟友，苏联向新中国转让了大量财产，归还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的所有权利，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苏联与中国结成的军事政治同盟，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重要战略举措。对于苏联而言，这项条约至关重要，不仅保障了苏联7500公里边界的安全，还确保了苏联在与美国对抗中拥有一个最为可靠且体量庞大的盟友。
失去的东北，终于通过谈判收回来了！
但条约里还是留下一个隐患：中苏友好互助，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与军事及其他援助。
经中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共同对侵略者作战。至此，朝鲜战争前的世界格局基本形成。
鉴于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多次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计划，而苏联自然也不愿放弃远东的不冻港。这对一个对土地有强烈执念的国家而言，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乔大叔支持北朝鲜的行动，实际上是出于以下四种可能的考虑：
第一种走势：北朝鲜利用苏联支援的大量装备和贷款，出其不意的突袭之下，是必然可以击败南朝鲜的。元山，仁川，釜山，济州四个都是天然良港，作为苏联支持的回报，金日成已许诺统一后租借给苏联。这都是很不错的不冻港，完全可以顶替失去旅顺和大连的损失。
第二种走势：美国出兵干涉，北朝鲜奇迹般的顶住了美国的进攻。那苏联就等于用极少的物资，利用一个代理人缠住了美国，苏联可以趁机在欧洲大幅扩张势力，美国不敢有任何动作。
第三种走势：美国出兵干涉，北朝鲜失败，中国不出兵干涉。北朝鲜失败，金日成将被迫退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美国把战火烧到东北边境。因为中国薄弱的海空力量，长期的军事对峙将造成极大的压力，极大可能向苏联求助，苏联就能继续名正言顺的在旅顺海军基地和大连港驻军，继续拥有面向太平洋的出海口！
第四种走势：美国出兵干涉，北朝鲜失败，而中国出兵干涉。很显然，中国是不可能单独抗衡美国的，依然必须要请求苏联的军事援助。一旦苏联地面部队进入东北，那等于重新获得了驻军权。通过保持苏联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存在，就可以重新拿回新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失去的利益。
当时的苏联认为，中国是不太可能直接派兵参战。毕竟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而且进入他国领土作战，也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不仅要防备敌方，还要警惕盟友可能突然撤退或不服从指挥。
当时，除了中国自己，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不相信中国能够打赢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