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美军攻陷平壤。
南朝鲜部队负责东线的进攻。麦克阿瑟指示西线的美军第10军从仁川登船，从海上绕到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出现在东线北朝鲜军队的后方，配合在东线的南朝鲜部队攻克元山。当美军抵达时，元山早已被南朝鲜军队攻下。
这样，美军在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全线逼向鸭绿江。
根据麦克阿瑟的最新命令，原计划中第8集团军从平壤一线北进、第10军在元山登陆后东西对进合围的方案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各部队分散行动，沿不同路线向北推进，穿越朝鲜北部山区，剿灭沿途的北朝鲜残余部队，最终抵达鸭绿江即为胜利。
换句话说，任务的目标就是到达鸭绿江。
10月19日，平壤沦陷的当天夜晚，38军、39军、40军、42军共四个军，及配属的炮兵、高炮、运输和后勤部队，总计26万余人，分别从三个不同的地段跨越鸭绿江。
此时正值深秋，东北大地寒风刺骨，初雪漫天飘舞。中朝边境的鸭绿江上，成千上万的士兵与战马汇聚成一道汹涌的洪流，源源不断地涌向前线。
所有援朝部队白天隐蔽，夜间出发，过江行动每天从黄昏开始，至拂晓结束。
战士们头上戴着用树枝和树叶编织的防空圈，手臂上绑着一条白毛巾，以便相互识别。凡是带有中国字样的标志，一律不得佩戴，甚至连帽徽也要摘除。而如今广为流传的那张志愿军渡江的照片，其实并不是第一批跨越鸭绿江的志愿军。
部队过江进入朝鲜后，立即潜入山林，在夜色掩护下，按照命令进行隐蔽行动，白天休息夜晚行军，走山林险路，隐秘地向前推进，直奔向鸭绿江疯狂推进的美李军而去。
后来，西方对中国军队的隐秘性和突袭能力深感震惊：
“三个师从鸭绿江边的安东出发，差不多18天的时间，昼伏夜出，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从晚上7点一直走到凌晨3点，凌晨5点，他们要挖掩体，伪装所有的武器装备，然后吃饭。
平均每天行军23公里，共行军430公里，到达了北朝鲜东部的集合地点；
在白天，只有侦察部队外出行动，去寻找第二天的宿营地。主力部队都静止不动加以伪装；以航空照片和空中观察是无法看到的。”
为防止被发现并遭到空袭，当时部队制定了铁的纪律——白天只要有敌机临空，所有官兵必须原地不动，以个人的牺牲换取全体的安全，即便炸弹落在头顶也不得移动半步，以避免暴露目标导致更大的损失！
为了防止过早同敌军接触，便于我军歼敌，还要求已过江的部队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20公里不走，让敌进至上述地区将其歼灭。
志愿军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成功避开了敌军的空中和地面侦察。当数十万志愿军深入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时，“联合国军”竟然毫无察觉。志愿军要充分利用这一突然性，给予骄傲自负的麦克阿瑟致命一击。
麦克阿瑟，此时依然乐观的以为：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志愿军过江时，朝鲜北部邻近鸭绿江的地段，已经是一片战火。
10月19日至22日，志愿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全部进入朝鲜。与此同时，第50军和第66军作为战役预备队于10月底也相继入朝。
到11月初，志愿军共派遣6个军，包含18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总兵力共30万人。
当时，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总人数达到了42万（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然而参与向北推进的前线部队仅有13万，其中包括美军4个师、英军1个旅以及韩军6个师。
每当夜幕降临，志愿军在秘密行军中，总会遇到一批批溃退的北朝鲜军队。志愿军中不少是来自东北的士兵，通晓朝鲜语，双方沟通并不算困难。
这些溃退的士兵神情恍惚，毫无战斗意志。当他们看到志愿军手中的武器甚至还不如自己的装备时，纷纷摇头叹息。有些人拉住志愿军，焦急地询问：“有飞机吗？有坦克吗？”当得知没有时，沮丧地转身离去。
10月21日凌晨四点，温井西北约30公里处的一个废弃金矿——大榆洞，两军统帅终于会面。
先向金日成通报，志愿军已开始行动。首批入朝参战的部队包括四个军、十二个步兵师和三个炮兵师，人数约为26万。此外，作为预备队的两个军，大约8万人也将在近日入朝。
为防止突发情况，中国还计划抽调二十多个师，作为第二、第三批部队入朝，总兵力投入将达到60多万人。
随后，又对金日成讲述了拟定的作战方案。志愿军打算在平壤、元山线以北至德川、宁远线以南打防御战，争取保住一块根据地，半年内敌军来攻则依托阵地将进犯之敌分割歼灭。
敌不攻则我不动，半年后利用苏联运来的新型武器换装部队，空中和地面均具有压倒优势后再打出去。
但这个计划能否实现让人担心，因为美李军前进速度太快，希望人民军能尽可能迟滞敌军前进，为志愿军进入阵地构筑工事争取时间。
人民军主力被隔断在敌后，都在忙着撤退，连联络都困难无比，送信得靠人提着脑袋越过战线用腿跑，出去的人连一个都没有回来，全部消失在残酷的战争旋涡里了，谈何迟滞！
金日成手上只有不到四个师的兵力，还有一个工人团。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一个师驻守在德川、宁远以北，一个师在肃川，另一个师在博川。
而且，这些部队都是刚刚组建的新编队，不仅武器匮乏，人员不足，兵员也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完全没有战斗力。
在听取了朝鲜战况后，再根据敌军迅速推进、以及我军难以占领预定防御阵地的战场实际，先前“先行防御、再行反攻”的战略计划，已无法实现。原有部署必须调整，要放弃以防御为主的方针，主动寻找战机，在机动中歼灭敌军。
由于之前异常顺利的进军，美军的第8集团军、第10军和韩军队都在分头冒进，完全不顾军队的阵型，部分军队为了早点到达鸭绿江，完成麦克阿瑟的任务，甚至出现以营、连为单位狂飙突进的现象。兵力纵向十分分散，这已经犯了兵家大忌。
10月21日凌晨至上午8点，电波在大榆洞和北京之间不停穿梭。
中央接连三次指示：“现在不是考虑防守反击的时候，不是等待部队集结后再打击敌人的时候，而是要抓住战机，力争在几天内对敌人展开打击。志愿军应立即投入战斗，通过运动和穿插将敌人分割包围。”
10月21日中午12点，13兵团司令员邓华和副司令员洪学智赶到大榆洞，与大将军会面，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10月24日，韩先楚、解方以及第十三兵团的指挥机关抵达大榆洞，各军和师的联络迅速打通。当晚，在大榆洞一个简陋的工具棚内，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会上建议将第13兵团领导机关改为志愿军领导机关，同时原13兵团的指挥人员也将升任为志愿军的指挥人员。
这相当于让第13兵团全体指战员整体提升了一个级别，后续入朝的其他兵团也将由他们进行指挥。
在抗美援朝期间，共有六个志愿军兵团入朝作战，分别是由邓华指挥的第13兵团、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陈赓和王近山的第3兵团、杨得志的第19兵团、杨成武的第20兵团以及董其武的第23兵团。
这六个兵团在战场上均取得了显着的战绩，然而从整体战果来看，第13兵团的表现尤为突出。
第13兵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四野的第13兵团，最初编有第38军、第47军和第49军。随着国内局势逐渐稳定，该番号曾于1950年4月短暂撤销。然而，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迅速恶化，1950年7月，13兵团再次组建，下辖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四个军。
这支部队源自四野，与其他野战军相比，四野各军的规模和装备优势明显。四野刚出关时，每个纵队的人数至少有五万，最多可达七万，规模远超第一野战军的一个兵团。
第四野战军的武器装备也十分精良。在解放东北的战斗中，四野击溃了数十个装备美式武器的部队和半美式装备的师团，其中包括国军五大主力中的新1军和新6军。这些国民党军队不仅火力强大，装备先进，其被缴获的装备极大地增强了四野各部队的战斗力。
此外，四野非常重视战术研究，提出了许多战术思想，例如“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等，这些战术在基层部队中广泛传播。
另外还经常举办训练班，对基层指挥员进行系统培训。虽然四野部队的单兵素质未必比其他野战军更强，但其基层指挥员的战术水平却无疑非常高。
在志愿军第13兵团入朝之前，军委对13兵团和15兵团的领导进行了职务互换，将1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与15兵团司令员邓华的职务调换，使两个兵团的指挥员全部更换。
由此，邓华担任13兵团司令员，洪学智和韩先楚分别担任13兵团副司令，12兵团参谋长解方则调任13兵团担任参谋长。这一调整显着优化了志愿军13兵团的领导班子。
志愿军第13兵团下辖的四个军中，有三支堪称四野顶尖的王牌劲旅，分别是第38军、第39军和第40军。再加上四野的第42军及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等部队，共同组建了东北边防军。
当时，东北边防军的设立主要是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因为美军与联合国军已在釜山地区配合南朝鲜军队进行防御。中央最初判断，只要美军不过38线，这支部队的任务便仅限于边境防御，而不会直接介入朝鲜战场。
随着1950年9月美国成功发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陷入困境，战况逐渐恶化，朝鲜军队节节败退，中国的立场也随之发生转变。
面对威胁，中国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势而起，其中首批进入朝鲜战场的部队便是志愿军的第13兵团。1950年10月19日，这支部队踏上了朝鲜的土地，正式开启了他们在异国的战斗征程。
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中央下令调动50军和66军也加入13兵团，以增强作战力量。新加入的50军是由辽沈战役和长春起义中的国民革命军60军改编而成，而66军则起源于华北军区的第1纵队，这两支部队都以善于打硬仗而闻名。
此时的13兵团规模庞大，由六个军组成，每个军下辖三个师。此外，它还包括炮兵师、工兵团、高射炮兵团及后勤等多个单位，总人数超过30万。
10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并正式任命大将军为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全面负责指挥作战。
邓华被任命为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负责干部和政治工作。
洪学智担任第二副司令，分管司令部事务、特种兵及后勤工作。
韩先楚则被任命为第三副司令，不具体分管事务，主要负责到部队督促并检查作战情况。
解方担任参谋长，杜平出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步伐坚定，浩浩荡荡进入到朝鲜半岛作战的时候，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众人眼前，那就是指挥权的归属问题。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场战争是“抗美援朝战争”，那中朝两方的军队到底是该听从中方的指挥，还是由朝方进行调度？
这是战前的首要问题，因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队的联合作战，在战争中难免会有分歧或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在关键时刻，决策的权力显得至关重要，不然就会停留在无休止的争论中，贻误军机。
首先我们看一下对手，也就是“联合国军”。
所谓“联合国军”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盟友组成的一支军队，美国军队是整个“联合国军”的构成支柱，而且美国当时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力，也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支军队由美国全权指挥、麦克阿瑟成为“联合国军”的总司令也是顺理成章的。
可是我们这一边，面对这个问题就非常棘手。
抗美援朝战争的起因是美国悍然出兵朝鲜半岛，插手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战争，“联合国军”入侵朝鲜轰炸我国边境，我们为了保家卫国，这才抗美援朝的。
而朝鲜这边，是不愿意交出指挥权的，原因有二。
一是，朝鲜战争是一场基于民族主义情感而发动的统一战争，金日成是一位民族主义情结很浓厚的领导人，实现朝鲜的真正“复国”，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他很想亲手实现。
二是，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在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战争。朝鲜半岛是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出国作战，如果反客为主，在情感上和客观实际上都不好接受，这是朝方的视角。
可是站在中国的立场来看，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而且还是和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美国作战，一旦指挥出现问题，几十万将士们的生命怎么办？
当时将士们在朝鲜前线作战，在后方的国内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地支持抗美援朝运动，甚至连在功德林接受再教育的国民党将领们都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中。
对于我们来说，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是一场战争，更是重塑中国人民信心和凝聚力的关键转折点，所以我们也对指挥权非常看重。
因此对于指挥权问题，中朝双方各有各的考虑，也各有各的难处，双方对彼此的想法都是心知肚明的，就这么一来二去之下，在战争部署前的磨合阶段，产生了不小的分歧，这对于两国联合作战来说可不是一个小问题。
毕竟在决策层面的分歧是一定会放大反映在战场上，这点是最严重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半岛上的第一次战役就受到了这种分歧的影响。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上的第一战，也是新中国面对强大的美国军队的第一战，发生在1950年的10月25日，这个时候朝鲜已经进入冬季，天气比较寒冷，刚刚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撞上了美国军队，“联合国军”此时未发现志愿军入朝，仍大胆前进，兵力逐渐分散，第一战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打响了。
这一打起来，战术指挥层面的问题可就反映在了战场上，因为缺少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无法步调一致协同作战，没有相互之间的配合，双方只能各自为战，各打各的，完全发挥不出原有的战术配合和灵活作战的优势，单纯的火力比拼根本没办法和美国军队抗衡。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两国军队的语言不通，没有办法迅速有效地沟通，再加上志愿军刚刚入朝作战，双方军队缺少磨合，调度上非常混乱，甚至还出现了互相误伤的“乌龙事件”。
在第一次交锋过后的仅仅9天，也就是1950年的11月4号，志愿军第39军的战士们对位于博川东南方向的美国军队第24师展开了围攻。
但是由于中朝两方之间沟通不畅，信息传递速度慢，加上缺少统一的指挥调度，在这一时间正向顺川地区进军的朝鲜坦克师误以为我军是韩国军队，结果造成了误伤，被围攻的美国军队也趁机从包围圈中逃脱。
这次乌龙事件所带来的积极一面就是让志司认识到统一指挥权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是刻不容缓的。这一认识有助于避免在后期造成更大的无谓伤亡。
志司建议成立一个中朝联合指挥部，以这个指挥部作为统一调动指挥的大本营，保持在对于战场指挥上的协调一致。
可是民族情结很重的朝方人员，不太能接受这个提议，他们对于朝鲜人民军的独立性是很看重的，毕竟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朝鲜半岛从经历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到被美国和苏联两大“超级大国”一分为二，已经太久没有过主动权了。
双方就这样在协调调度和统一指挥的问题上僵持住了。
关于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如果单纯是我们和朝鲜双方争论，实际上是很难解决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大国领导人作为调停者的话，整个事情就好办多了。
那么对于中朝联军的指挥权问题，从目前解密的苏联档案与中国的档案记载，乔大叔在指挥权归属的问题上选择了中国。
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斗表现大家是看在眼里的，无论是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来说，我国都明显要强于当时的朝鲜人民军。
11月8日，电告中国驻朝鲜大使代办，建议金日成在10日前后利用战役间隙与志司众人会面，以便商讨在朝鲜作战和物资供应事宜，以及朝鲜人民军和相关机关进入东北后的训练、安置等其他问题。
眼看着战争一天一天的继续，可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迟迟没有解决。志司只好再次向中央发电请示。
1950年11月12日，中央回复电报，首先提示要注意在前线工作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指出：“要待打了很多胜仗，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事实上多次证明是正确之后，那时才会被朝鲜同志所赞同和信服。”
11月12日，中央再次向金日成和志司传达，对外发布的声明需更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支部队是“在朝鲜人民军总部指挥下参与作战”。
11月15日，金日成和苏联方面代表什特科夫专程来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挥部，这一次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最重要的中朝联军统一指挥权问题。
会议中，我方提纲挈领地指出，朝鲜半岛地形非常狭窄，整体上来看是南北方向狭长，而东西方向距离比较短，如果说没有统一的调度和指挥，很容易就会发生误击的乌龙事件。
短短的一段发言，既对朝鲜战场的具体情况做出了概括，又对上一次的乌龙事件表明了态度，对于我方意见，朝方人员虽然是无法反驳，但是出于民族感情，他们的态度依然很强硬。
我方又提出：中朝双方，以及苏联方面的代表一起，组成一个协调指挥小组，对朝鲜战场的作出统一指挥。
听完了这个建议之后，金日成虽然没有明确同意，但是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11月中旬，中共中央致电乔大叔，提出建议，由金日成、大将军和苏联驻朝鲜大使组成三人小组，统一指挥在朝鲜作战的三方力量。
乔大叔回电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希望朝鲜执行大将军的方案。收到电报，金日成迅速回电：“您关于统一指挥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和及时的。另外，我们也认为该司令部的最高司令员无疑是应当由中国人来担任，而其副职则由朝鲜人担任。”
就这样，在我国和苏联的努力下，以及朝鲜方面的配合，最终平稳顺利地解决了军队指挥权归属的问题，既照顾到朝鲜人民军的民族情绪，又兼顾到朝鲜战场上的现实情况。
12月上旬，中朝双方同意立即成立联合司令部，双方一致同意推举大将军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此举旨在更加有效地打击共同敌人，实现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所有作战及相关事宜，并且有权指挥所有与作战相关的交通运输（如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无线电话电报等）、粮秣筹措以及人力物力的动员等事宜。
关于朝鲜后方的动员支援、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恢复等工作，联合司令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联合司令部的所有命令将通过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统一下达。
1951年3月中旬和8月上旬，先后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以及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联合指挥机构等，隶属联合司令部管理。
这一系列机构的设立，有效解决了中朝两军在协同作战中的指挥统一问题，确保了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的高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