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战争，交战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装备异常悬殊。
我们面临的对手，是拥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美军。
美国是高度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力量居世界首位。其军队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技术装备。
它把自己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并且运用了除原子技术以外的现代军事技术的一切成果。
在长期的国内战争中，我军习惯于从敌人手中缴获所需的武器装备，从战区群众中征集所需的衣食和物资，这就是所谓的“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
而在朝鲜战场，地域狭小，又经历战争洗劫，作战地区群众所剩无几，志愿军作战物资靠就地征集极为困难，而美军败退后即使有作战物资丢弃，也常将其炸毁，志愿军取之于敌十分困难。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地筹措”和“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已经适应不了出国作战的客观要求，志愿军绝大多数的军需物资，都需要从国内进行统筹供应，然后再由志愿军后勤部门，几经辗转，运往前线。
巨大无比的军事物资消耗，加上朝鲜特殊的作战环境，对志愿军的后勤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其后勤保障准备如下：
步机枪弹药按5个基数，炮弹按20个基数准备，各先行运抵集中地区2个基数和5个基数，每团携带炸药2000斤；
从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地区共抽调汽车1000辆，从东北地区动员大车4000辆，担任运输；
按31万人员、3万牲口、1000辆汽车准备；
准备3个月的粮草、汽油，在部队完成集结前，先运1个月的粮草、汽油；
赶制服装，每人单衣、棉衣各1套，另准备其他装具，按收容4万名伤员准备医院及5000副担架等。
尽管如此筹措，当年10月志愿军入朝后，战役意图非常受制于后勤能力。
第一次战役时，战线距我国国境线只有几十公里，可当战役进行到第10天，部队前进到距国境线170千米，粮弹就供应不上了，只能被迫停止进攻。
前三次战役，后勤部门对全军的粮食供应，仅达到需要量的1\/4左右，弹药只能做到重点补给。第四次战役，因为缺粮，两个军被迫推迟出发，由一开始的进攻，被动转入机动防御。
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参战的11个军中，仅1个军补充了9天粮食；第二阶段，9个军参战，有4个军未补足粮食。粮弹供应不足，是志愿军不得不停止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志愿军作战只能靠自身携带粮弹，带几天也就代表能打几天，每次战役只能持续7至10天，这被敌人称为“礼拜攻势”。
更严重的是，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始终要面对美军空袭带来的巨大威胁。
志愿军入朝后，美空军兵力大多用于重点破坏我后方的物资补给，致使鸭绿江北和铁路沿线大量的物资无法运出。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敌军共出动104万多架次，投掷和发射各种弹药69万多吨。
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志愿军后方人员、物资等遭受严重损失，交通运输线经常中断，物资无法及时补充前线，作战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
美军掌握了制空权，每天出动的飞机平均接近800架次，最多时超过2400架次，昼夜不停地进行巡逻和猛烈轰炸，见到中朝两国的车辆或人员便立即发动攻击。
由于朝鲜国土狭小，所有城市和乡村几乎都被炸成废墟，桥梁和道路也全部被摧毁。美军的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拥有大量火炮和坦克，火力强大，机动性高，进行的是现代化的多兵种联合作战。
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战争留下的弹痕满目，国家亟待重建，经济基础极为薄弱。
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没有空军和海军，陆军装备也非常陈旧，基本依靠步兵和少量炮兵进行作战。这种情况使得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方面面临极大的困难。
行军的艰苦程度堪比战斗。
一位老同志回忆说：敌军的作战物资可以依靠汽车运输，而我们却只能靠自己携带。每个人都必须自备一个月的口粮和超过20斤的熟食，还有个人的衣物、被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武器弹药，以及战场上挖掘坑道所需的铁锹、铁镐等工具。每名战士的负重都超过了120斤。
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大背包，行动的艰难可想而知。
进入朝鲜后，敌机频繁空袭，我们只能夜间行军，白天则在山沟里休息。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我们专挑小路前行。
身上的负担实在太重，压得人步履蹒跚，每次短暂停歇时，士兵们只能靠一根木棍支撑着身体，想坐下后再站起来就难如登天，往往需要同志们相互拉扶，才能重新站立起来。
在这艰难的行军中，大家通过互相帮助，体质好的同志帮体弱的背东西、扛枪，彼此鼓励，一步步艰难前进。
我们最盼望阴天和下雨，虽然湿重的物品让负担更重，但这样我们可以走大路，敌机无法袭击，行军速度也能加快。从熙川到仁川，不到300里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多月。生活条件同样艰苦，没有蔬菜就找野菜吃，喝冷水，吃炒米、炒面维持生存。
断炊是常有的事。
一位老同志回忆：阵地上的生活极为艰难，随身带的粮食和干粮吃完后，由于后勤补给不上，就只能断炊了。最好的主食不过是高粱米和玉米碴，根本没有蔬菜和肉类，许多战士因此患上了夜盲症。
有一次战斗，炊事班在炮火中无法把饭送上来，我们整整战斗了一天，连一口东西都没吃，饥渴难耐。正当大家焦急万分时，有个战士发现沟里有人影在动，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炊事班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来送饭。
我们立刻派人去接应，但美军对阵地的封锁非常严密，飞机见到任何目标就进行追踪轰炸，投掷炸弹和汽油弹，结果炊事班的同志全体牺牲。我们没能吃上饭，只能在山里寻找野果充饥，等野果吃完了，就去挖野草根吃。
山上没有水源，后勤也无法送水上来。我们组织了夜间抢水行动，但美军的照明弹和探照灯彻夜照射，夜空亮如白昼。一颗照明弹可以持续照亮二十多分钟，接连不断的照明弹在天空绽开，随时可能暴露我们的行踪。
虽然每次行动都组织了火力掩护，但下山找水的战士几乎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很难再回来。偶尔一次成功了，也就等于挽救了全体战士的性命，保住了部队的战斗力。
寒冷是极为严峻的敌人。
一位老战士回忆起他所在的第66军196师586团，攻克华岳山时的战斗经历。他说：
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开始撤退。当时，虽然连队在战斗中阵亡和负伤的战士并不多，但冻伤的却超过了三分之二，导致整个连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遍地冰雪，天寒地冻，气温达零下 40 摄氏度;二是战斗时间长，整整一天一夜;三是缺乏防寒设备和防寒经验，战士们大多穿胶鞋，所以被冻伤的很多。
他说，自己和大多数战友的双腿和脚部组织已经冻坏，为了减轻冻伤，只能让战友破开河上的冰，用冷水泡脚，试图把冻住的鞋子和脚分开，但效果并不明显。此时，他们已经无法站立，更无法行走，只能靠着毅力匍匐前进。
当时没有担架队，也没有救护人员，大家只能用刺刀敲打着僵硬的双腿，发出梆梆的声响。就这样，他们爬行了大约三四里路，终于到达了一个小山村。村里的房屋大多已被敌机炸毁，只有半山腰的一间草房还完好无损。
到达时，大家的膝盖和棉裤都已经被磨破，鲜血直流。因为没有医生，只能撕破米袋和衣物，简单包扎伤口。重伤员被安置在唯一的草房里，其他战友只能用稻草围住，在露天度过寒冷的夜晚。
白天，敌机频繁轰炸，有的战友在轰炸中受伤。两三天后，师部终于派来了医疗队进行救治。经过热敷，他们的双脚肿胀不已。医生为他们的脚部涂上碘酒消毒，然后用绷带包扎。每次换药时，绷带都连着血肉和脓水一起被撕下，痛苦难以忍受。那些冻伤更为严重的战友不得不截肢，甚至有一些人因感染破伤风而失去了生命。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后勤工作中，周恩来负责担任“总后勤部长”，而前线军事的总指挥由彭德怀担任。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越边境，参与朝鲜战争。在出兵之前，详细部署了部队在武器弹药、车辆补给、伤员救治以及后勤人员调配等方面的工作，并明确提出要依靠国内供应进行作战的方针。
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总后勤部长亲自关注并解决了从后勤保障所需的干部、部队、车辆、物资、经费、运输问题，到争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以及停战谈判等各个方面的事务。
总后勤部长亲自部署并检查了70万人的后勤供应计划执行情况，并根据战场形势及时进行补充和调整。由于朝鲜北部在入冬后气候极为寒冷，部分部队缺少足够的冬装，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每天两次打电话催促后勤部门加紧生产和运输。
中共中央确定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后，总后勤部长安排军委总后勤部派员前往东北调查后勤供应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1951年1月下旬，总后勤部长与聂荣臻等人前往沈阳，参加了由李富春主持的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会上，针对志愿军服装不适宜作战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
例如，他建议将不便于防空和爬山的大盖帽改为“解放帽”；将不易脱下的套头式单衣改为开襟式。此外，为了防止山地作战时衣服被树枝勾住，或者棉絮坠落影响保暖效果，建议将志愿军的棉服改为加绗线的款式，这种设计后来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志愿军服装。
关于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总后勤部长从武器弹药的配备、粮食的供应与携带，到衣帽、鞋袜等细节，事无巨细地进行精确计算和审核。他曾表示，只要东北方面有需求，我们将全力以赴，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成为坚实的后盾。
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聂荣臻肩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重任。
无论是志愿军的编组、训练、集结，还是武器装备的运输、后勤保障、军工生产等，他都需要统筹安排。同时，伤病员的安置、兵力的补充、部队的轮换以及干部前线见学等各项工作，聂荣臻也都亲自部署和实施。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抗美援朝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尤其是吃饭难的问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道，当时军委总后勤部刚刚成立，机构不够完善，基础薄弱，作战物资的保障主要由东北军区负责，华北军区也承担了一部分任务。
聂荣臻多次提醒军区后勤部门，强调抗美援朝是全党全军的头等大事，是重中之重，只要前线需要的物资，我们有的必须提供，缺少的也要想尽办法筹措，务必尽量满足前线的需求。
他还特别嘱托，凡是途经华北前往朝鲜的部队，军区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尽可能为他们补齐所需的弹药物资，并安排一次团以上干部的聚餐。
由于战线的延伸和美军飞机的频繁轰炸，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变得愈加严重，物资运输困难重重。在那段时间里，聂荣臻几乎每天都接到关于前线供应问题的电报，有时一天会收到一大堆。
他印象深刻的一些电报包括：
有部队在第一次战役中饿了整整三天；有的部队只能靠稀饭维持战斗；还有的部队一边作战一边派人挖土豆来填饱肚子。而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第二次战役期间，正值朝鲜最寒冷的季节。
在这场战斗中，我军歼灭敌军3.6万人，但自己伤亡超过3万人，且有5.1万多人因冻伤失去了战斗力。
志司曾发来一封电报，内容只有简短的六个字：“饥无食，寒无衣。”
聂荣臻读后，心情无比沉重。
为了将物资送到前线，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为了解决志愿军的吃饭问题，国内迅速组织和动员东北、华北的城市大规模生产炒面。随后，武汉、南京、长沙等地的机关和市民也纷纷参与到炒面制作中。
不久后，数百万斤炒面被集中运往前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部队普遍反映，长时间食用炒面配雪水导致腹胀和腹泻，副食品的匮乏也让许多人患上了夜盲症，结果还是造成了大量非战斗减员。
各种消息不断传回后方，通常先由总参进行汇总，然后由聂荣臻负责落实。他们制定了许多应对措施：增派汽车团、申请购置车辆、紧急培训司机、增调工程兵修建道路、调集抢修铁路的人员和设备、抽调大批医护人员前往战场、加紧组织高射炮部队的训练并尽快派遣出国参战、责令总后勤部改进被服和装备，改善熟食供应……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整个后勤工作都是在总后勤部长的领导和关怀下展开的。关于这方面的每一件事情，我几乎都要向他请示。他事无巨细地过问……总之，他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极为宝贵的贡献。”
1951年8月18日至9月18日，9月29日至10月22日，联合国军相继展开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1951年8月，美军依托其空中优势发起了“夏季攻势”。
时任美国远东空军司令的奥托·威兰制定了“空中绞杀战”计划：动用了约1600架飞机，占朝鲜战场空军总兵力的70%左右，计划在90天内摧毁北朝鲜的铁路系统，力图使其“铁路运输彻底瘫痪”，切断志愿军前线与后方的联系，达到“窒息”志愿军前线部队的目的。
在朝鲜铁路网的咽喉要道“三角形”地区，这段仅80公里长的铁道线每天都遭到美军200架次以上飞机的轰炸，投下的炸弹总数高达3.8万枚，几乎平均每半米就有一枚炸弹。而在朝鲜全境1200公里的铁路线上，美军共投下了超过10万吨炸弹。
洪水肆虐，加之敌军轰炸，志愿军的补给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前线部队的存粮一度只够维持不到一周，后方部队也只能勉强支撑不足两周。1951年9月，前线士兵已经开始挖野菜、剥树皮，甚至煮皮带来充饥。
当年在吕宋岛，山下奉文因为畏惧美军的制空权，不敢暴露自己的补给线，结果只能任人瓮中捉鳖。志愿军不愿重蹈覆辙，要想避免这种困境，必须勇敢地把补给线摆上台面，堂堂正正与美军空军一较高下。因此，学会如何在现代战争中构建“钢铁补给线”是至关重要的！
战争是人力与物力的较量，尤其是在面对拥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帝时，若没有最基本的物资保障，战胜敌人将无从谈起。
——志愿军党委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
为了维持兵力优势并防备美军可能在后方登陆，志愿军在朝鲜的兵力已增至77万人，分梯次布满整个北朝鲜。由于当地并非产粮区，志愿军所需的粮食、弹药和后勤物资全都依赖国内运输。然而，洪水冲毁了大量铁路和公路，许多山区道路被淹没，几乎无法修复。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奇微抓住了时机，决定发起一场新的战役。
这次战役是一场空地协同的立体作战。空中力量以朝鲜北方的铁路为主要目标，实施了着名的空中封锁战役，即“绞杀战”。
同时，地面部队发起了夏季攻势，进攻的主要方向集中在人民军防守的北汉江东岸，从艾幕洞至东海岸高城，约80千米的防御正面。自8月中旬起，联合国军从前线到纵深共建了三道防线，部署了18个师、1个旅和1个空降团，并联合韩军进行战役前的准备。
此时，美军提出恢复谈判，正是为了争取更多时间，完成这次战役的部署。
8月19日，美军联合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集结了约三个师的兵力，发起夏季攻势，目标是朝鲜人民军从北汉江到东海岸约80公里范围内的防线。
同日，中国军事警察在中立区巡逻时，遭遇了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的攻击，排长姚庆祥当场中弹遇难。随后，双方代表迅速赶往现场进行调查。通过提取的子弹口径确定，这些武装人员使用的是美制武器。
根据现场勘察和目击者的证词，这些武装人员从南方，也就是美军控制区渗透进来，人数大约为30人。中朝代表随即向美方提出了质询。8月21日，美国代表作出回应：联合国军无法约束南朝鲜游击队的行动，此次事件与联合国军无关。
8月22日晚10点20分，一架美军战斗轰炸机进入中立区，低空盘旋五圈。首先投下了两枚照明弹，随后又投下了四枚燃烧弹和十二枚航弹，全部落在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附近。美军之所以选择轰炸中国代表团驻地，是为了寻找开战的借口。如果能顺便炸死几位中朝军队的高级将领，那对他们来说更是意外之喜。
8月23日，中朝代表向美方发出通知，要求终止谈判。接到这一通知后，美军谈判代表威胁道：“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来替我们辩论吧！”紧接着，美军便展开了他们早已策划好的攻势。
首先谈谈这场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的空中绞杀战。
实际上，美军这种战术早有前例可循。
二战期间，美军曾对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后勤补给线发起过一次战略性空袭。意大利北部多山，交通线一旦中断，修复起来极为艰难。此次空袭给驻意大利的德军造成了严重打击，有效阻碍了德军对意大利的掌控和支援。
美军此次的战术是，在朝鲜北部划定一个重点打击区域（北纬38度15分至39度15分），并通过大规模的空中火力对该区域进行持续的轰炸，主要目标是志愿军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
李奇微在制定计划时说道：“我们要用空中轰炸这根绳子，慢慢地把中国巨人勒死。”
美国人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极度的自信，甚至在绞杀战刚刚开始时，远东空军第五航空队司令埃佛勒斯特中将，便自信满满地对记者们表示：“如果我们对铁路实施全面的阻滞突击，就能削弱敌人到如此程度，使得第八集团军能够通过一次地面攻势将其击溃，或者迫使敌人主动将部队撤退到满洲境内附近，从而缩短其补给线。”
洪学智在回忆起当时的心境时，用了十二个字：“日不能安，夜不能寐，心急如焚！”作为志愿军的后勤司令员，他肩负着确保近百万大军粮草充足、弹药充沛的重任，可想而知他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见到疲惫不堪、脸色青黄的洪学智，对他说：“洪大个子，敌人打算把战争转移到我们后方了。这将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前线由我负责，后方则是你的职责。你一定要全力以赴打赢这场战役，任何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洪学智奉命离开。
根据当时美军情报部门的分析，在前线战区，中朝部队共拥有60个战斗师，每个师每天需要的补给量为40吨。由此推算，中国的后勤部队每天至少要运输2400吨的物资。如果每辆卡车的载重量为4吨，那么一天的补给就需要600辆卡车来运输。
考虑到从鸭绿江到志愿军前线往返需要10天，整个运输任务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才能完成。而如果使用火车，每天则至少需要120节车皮才能将物资运至前线。因此，一旦公路和铁路线被切断，中朝前线的军队将陷入混乱，无需交战。
为了实现战役目标，李奇微对责任区进行了细致划分，将之前确定的重点攻击区域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交由三支不同的部队负责，这三支部队是美空军第五航空队、美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队和第77特混舰队。
在重点轰炸区域，平均每天出动5至6批次，每批次由60至100架飞机组成的大编队，集中对目标进行投弹。在一条长达73公里的铁路上，美军共投下了枚炸弹，平均每隔不到2米就有一枚炸弹。
尽管如此，美国人仍觉得不够，他们还在投掷的炸弹中掺入了大量定时炸弹，这些炸弹在落地时不会立即爆炸，而是在志愿军后勤保障部队修路时突然引爆，这样不仅破坏了道路，还对人员造成了伤害。
截至8月底，重点攻击区域内的所有铁路和桥梁均已瘫痪，无一能够通行。部分前线的志愿军甚至连续半个月无法获得粮食供应，只能依靠挖野菜充饥，出现了粮食断供的情况。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地面部队再次发起夏季攻势，局势已经变得异常紧迫。
1951年9月，美军海空力量共出动飞机3027架次，10月增至4128架次，11月更是飙升至8343架次。
美军炸毁后由志愿军修复的桥梁多达190座次，之后这些桥梁再度遭到破坏，又再次被修复。同样，铁路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先后被破坏并修复的地点超过4000处。
在此期间，大量物资在途中被炸毁，而前线部队的必需品中，仅有一小部分能够顺利运达，远远不足所需的四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粮食断绝，甚至连弹药也无法送达。前线地面部队在抵抗美军夏季攻势时，曾出现过用石头抵御敌军的情况。
朝鲜战争发展到现在，已演变为一场后勤对抗的战争。这种局面不同于三大战役时百万群众推车运送物资的情况，志愿军面临了全新的挑战。为了突破李奇微的防线，洪学智采取了四种策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