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库！南华电器厂的收音机50万台，手电筒80万个，半导体收音机30万台，全部经过低温测试，零下三十度能正常开机！”
仓管的声音带着兴奋，“还有广州分厂发来的电子表200万块，上海产蛤蜊油150万盒，广州电子打火机300万个，都按品类分区域堆放好了！”
林秀莲走到三号库门口，推开沉重的铁门，一股混杂着塑料、金属和机油的味道扑面而来。
货架最底层，贴着“易碎”标签的箱子里装着南华电器厂的拳头产品——经过改良的短波收音机，不仅信号比苏联军工品更清晰，还特意增加了俄语频段预设。
这是赵国强特意嘱咐的，他知道苏联的坦克兵、潜艇兵有多需要清晰的广播信号。
“四号库！”仓管的声音透着一丝敬畏，“鼎鑫酒厂1984年二锅头100万瓶，坛装原浆50万坛，全部陶土封口，防震泡沫包裹三层！
还有服装厂赶制的毛巾300万条，牙刷200万支，搪瓷盆150万个，肥皂250万块，都是按军用标准生产的，结实耐用！”
林秀莲没有进四号库，她太清楚里面的情况了。
神农酒厂是赵国强八年前建的，专门高薪挖来的师徒俩来厂里做技术指导和厂长，二锅头的度数精准控制在60度——他早就打听好了，这个度数的白酒在苏联最受欢迎，既能御寒，又适合兑着果汁喝。
而那些毛巾和牙刷，都是用最厚实的棉线制作，牙刷毛硬挺不易变形，完全适配苏联人粗犷的使用习惯。
就在这时，林秀莲的私人电话又响了，是赵国强从莫斯科打来的，信号有些嘈杂，却掩不住他沉稳的语气：“秀莲，谢洛夫刚跟我透口风，莫斯科的国营商店货架全空了，连黑面包都要排三天队，我们的货一到，绝对会被抢疯。”
“赵总，您放心！”林秀莲的声音带着底气，“四个主库加三个临时货棚，总物资超过3000万件，光罐头和面包就能供莫斯科市民吃三个月。
仓储基地里面存放着更早之前囤积的宝贝：1982年的特级罐头，比现产的更浓稠入味；
纯羊毛的军用毛毯，是按二战时期苏联军毯样式定制的，保暖性远超普通产品；还有一批精制的白砂糖和冰糖，这在物资匮乏的苏联，比黄金还抢手。
电话那头的赵国强沉默了两秒，说道：“罐头再添200万箱，白砂糖500吨，毛毯30万条，和其他物资一起发运。”
“明白！”林秀莲挂了电话，立刻对着对讲机下令，“通知运输组，准备调用仓储储备物资，按‘常规货’标准重新封装，今晚十点前必须并入一号库发运清单！”
货场里顿时响起更多的脚步声，工人们推着液压叉车来回穿梭，叉子插入货箱底部的瞬间，能感受到那些物资沉甸甸的分量。
远处的铁轨上，王站长正带着铁路工人检查轨道，五列60节的棚车已经停靠在专用轨道上，车皮崭新，车厢内壁都铺了防潮毡——这是林透莲用十万块捐款和每人十斤猪肉、十斤牛肉，两件皮大衣，两箱白酒换来的优先调度权，在春耕车皮紧张的时节，这样的待遇堪称奢侈。
林秀莲走到轨道旁，看着工人将第一箱黄桃罐头搬上火车，铁皮箱子在雪光下泛着冷光。
她想起赵国强临走前的话：“我们不做一锤子买卖，要让苏联人知道，只要找鼎鑫龙域，就没有缺的货。”
夜幕降临时，仓储基地的灯火全部亮起，如同一片人造的星河。
七列火车整齐地排列在轨道上，每节车厢都被塞得满满当当，车门关闭前，工人用粗麻绳将货箱捆成井字形，空隙里塞满干草防震。
林秀莲最后检查了一遍，每节车厢上都刷着“神农集团”的红色字样和麦穗图案——这是赵国强特意选的标识，既接地气，又能让苏联人联想到粮食和丰收。
晚上十点整，发车的汽笛长鸣，震彻满洲里的夜空。
七列火车如同七条绿色的长龙，缓缓驶出基地，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像闷雷滚过雪原，朝着中苏边境的方向驶去。
林秀莲站在了望塔上，看着列车消失在风雪中，转身对身边的刘红英说：“通知神农所有工厂，全力生产！食品厂三班倒，罐头和面包不停产；
服装厂把所有缝纫机都开起来，皮大衣和皮靴的产量再提一倍；电器厂重点赶制收音机和手电筒，零件不够就从全国调！”
刘红英点点头，手里的笔记本已经记满了指令。
她知道，这只是开始，赵国强在苏联打开的缺口，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资去填补，而他们身后，是赵国强一手打造的工业帝国，是足以支撑起这场跨国贸易的千万家底。
火车出发的同时，北京鼎鑫龙域环球贸易公司的办公室里，林伯涛正对着满屋子的采购人员训话。
墙上的白漆还在掉粉，桌上的电话机却响个不停，此起彼伏的铃声像是在为这场全国性的扫货行动伴奏。
“都听好了！”林伯涛的声音沙哑却有力，他手里拿着赵国强发来的加急电报，上面只有一行字：“凡苏联可用轻工业品，不限品类，不限数量，全收！”，“采购组分成十个小队，分头去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上海、广州、成都……凡是有轻工业厂的城市，都要跑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