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四号，曹大林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透，他就来到合作社院里，看着那块“长白山草北屯合作社”的木牌，心里百感交集。离开几个月，牌子上积了层薄雪，他用手轻轻拂去。
“曹主任，”身后传来王经理的声音，“这么早？”
“睡不着，”曹大林转身，“想想今天去县里怎么说。”
王经理走到他身边，也看着那块牌子：“这牌子立了五年了。五年前，咱们几个人，几杆枪，几把锄头，就敢立合作社。现在人多了，事多了，反而…难了。”
“不是难了，是复杂了，”曹大林说，“以前只管打猎采参，现在要管生态、管发展、还要跟人斗。”
两人正说着，吴炮手也来了。老人背着手，看着东边渐渐亮起的天色：“今天是个好天，宜出门。”
吃过早饭，曹大林和王经理准备出发去县里。刚走到屯口，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下，郑队长从车上下来。
“曹大林！你回来了！”郑队长热情地握手，“听说你们在兴安岭收获不小？”
“郑队长，您消息真灵通，”曹大林笑道，“刚回来您就知道了。”
“林业系统有自己的通讯渠道，”郑队长说，“听说你们跟鄂伦春人合作了？这是好事，跨地区、跨民族合作，县里很重视。”
这话让曹大林心里一动：“郑队长，我们正要去县里汇报，申请建立生态保护区。您看…”
“上车说，”郑队长拉开车门，“正好我要去县里开会，顺路。”
车上，曹大林把兴安岭之行的情况详细说了，重点说了鄂伦春人的保护经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他们想建立生态保护区的想法。
郑队长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这个思路好。现在上头确实在提倡生态保护，但具体怎么做，大家都在摸索。你们有实践经验，有合作基础，有可行性。”
“但是王老板那边…”曹大林提起顾虑。
“王老板？”郑队长哼了一声，“他那套‘狩猎度假村’，县里也有人支持，说是能创收。但我看，那是杀鸡取卵。你们要是能拿出更好的方案，我全力支持。”
有了郑队长的支持，曹大林心里踏实了些。但郑队长也提醒：“光有支持不够，得有真东西。你们的方案得具体，得可操作，得让县里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只是生态好处，还得有经济好处。”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保护生态不能光靠情怀，还得让老百姓得实惠。曹大林想到了在哈尔滨山货店看到的价格差距，想到了合作社的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问题…
“郑队长，”曹大林有了主意，“如果我们能建立‘合作社直销点’，把山货直接卖到城里，价格翻几倍，社员收入增加，大家就更愿意保护山林了。这算不算经济好处？”
“算！”郑队长眼睛一亮，“这个好！保护和发展结合，有说服力。”
到了县里，郑队长带他们直接去了林业局。局长姓张，五十多岁，戴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听了曹大林的汇报，张局长很感兴趣。
“你们这个想法，跟省里的精神吻合，”张局长说，“省里刚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路子。你们有具体方案吗？”
曹大林拿出在火车上写的草案：第一，申请以草北屯为中心，建立长白山南坡生态保护区；第二，在保护区内实行科学狩猎、可持续采集；第三，与鄂伦春合作社建立联盟，共同保护、共同开发；第四，在县里或市里设立合作社直销点，减少中间环节，增加社员收入。
“这个第四点好，”张局长指着草案，“让老百姓得实惠，他们才会真心保护。但具体怎么操作？你们有销售渠道吗？”
“暂时没有，”曹大林实话实说，“但我们在兴安岭看到，同样的东西，在产地卖三块，到哈尔滨卖三十块。如果我们能建立自己的渠道…”
“渠道我可以帮你们联系，”张局长说，“县供销社正在改革，允许合作社直接对接。但前提是，你们的产品要有质量保证，要有规模。”
“质量我们有信心，”曹大林说，“规模…需要时间。”
“时间我给，”张局长很爽快，“这样，你们先回去，把方案细化。特别是保护区范围、管理办法、监测措施，要写清楚。一周后，我带人去你们那儿考察，如果可行，就向县里正式申报。”
这个结果比曹大林预想得好。有局长支持，事情就成了一半。
从林业局出来，郑队长说：“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吉普车开到县城边上的一个院子，门口挂着牌子：“长白山县山货收购站”。院里堆着各种山货：人参、鹿茸、蘑菇、木耳…
“这是县里统一收购山货的地方，”郑队长介绍，“价格…你们自己看。”
曹大林看了收购价目表：野山参，每两八元；鹿茸片，每两十五元；松茸干，每斤二十元…比哈尔滨的零售价低了三四倍。
“这么低？”王经理忍不住说。
“中间环节多啊，”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解释，“我们收上来，卖给地区供销社，地区卖给省里，省里再分销到各地…每层都要赚钱，到你们手里就剩这点儿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曹大林更加坚定了建立直销渠道的想法。
回草北屯的路上，曹大林和王经理商量具体方案。保护区范围怎么划？管理办法怎么定？监测措施怎么做？这些都需要详细规划。
“咱们得请个懂行的人，”王经理说，“光靠咱们几个老粗不行。”
曹大林想到了一个人——曲小梅。姑娘有文化，细心，在兴安岭做了大量记录，最适合做文字工作。
回到屯里，曹大林找到曲小梅，把任务交给她。姑娘很兴奋：“曹主任，我一定做好！”
“不着急，慢慢来，”曹大林说，“关键是要实，要细，要让县里看了觉得可行。”
接下来的几天，合作社全员动员。曹大林带人勘察地形，划定保护区边界；吴炮手带老猎人制定狩猎采集规矩；曲小梅伏案写方案；王经理负责协调各方…
大家忙得团团转，但干劲十足。因为看到了希望——保护山林，还能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十二月十八号，曲小梅的初稿完成了。曹大林召集大家开会讨论。
方案很详细：保护区范围以草北屯为中心，辐射周边五个屯子，总面积约一百平方公里。核心区禁止任何狩猎采集，缓冲区允许科学狩猎（限时间、限数量、限种类），实验区允许采集非保护植物。
管理办法包括：建立巡护队，定期巡逻；设置红外相机，监测野生动物；建立档案，记录每只经常出现的动物；与鄂伦春合作社建立联合保护机制…
监测措施包括：每月统计猎物数量；每季度检测水质土壤；每年评估生态状况…
“好！”曹大林看完，很满意，“小梅，你这方案写得好，既专业又实在。”
但刘二愣子有疑问：“曹哥，这么一搞，咱们打猎不就受限了？”
“是受限，但不是不让打，”曹大林解释，“打个比方：以前咱们是随便打，打到没得打为止；现在是计划打，打大留小，打公留母，让野物能繁衍，咱们年年都有得打。”
“那收入呢？”有人问。
“收入不会少，反而可能增加，”曹大林说，“第一，咱们的产品有了‘生态’标签，能卖高价；第二，咱们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带人看山看水，也能挣钱；第三，最重要，保住了山林，就是保住了咱们的饭碗，保住了子孙后代的饭碗。”
这话说得实在，大家听了都点头。
十二月二十号，张局长带着考察组来了。一共五个人：张局长、郑队长，还有县林业局的三个技术员。
曹大林带他们实地考察。先看参园——参园里，人参长势良好，周围种着刺五加等伴生植物，生态完整。
“我们学鄂伦春人的方法，”曹大林介绍，“采大留小，采密留稀，不伤根系。这样人参能持续生长，不会越采越少。”
张局长点头：“这个方法好，值得推广。”
再看猎场。吴炮手展示了新制定的狩猎规矩：什么能打，什么不能打，什么时候能打，打多少…都有明确规定。
“我们还准备给经常出现的动物起名字，建档，”曹大林说，“比如那头经常来的野猪，我们叫它‘大黑’，知道它的活动范围、习性，打猎时就能避开它经常活动的地方，减少冲突。”
“给动物起名字？”一个技术员觉得新奇。
“对，”曹大林说，“起了名字，就觉得是邻居了，打的时候会多一分考虑。”
这个理念打动了考察组。张局长说：“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不错，不错。”
最后看合作社的成果展示：从兴安岭带回来的各种样本，学到的技术记录，还有与鄂伦春人签订的合作协议。
“这个跨地区合作，很有意义，”张局长评价，“不仅是经济合作，更是文化、生态的合作。可以作为一个亮点。”
考察进行了一整天。晚上，合作社准备了简单的招待饭：野鸡炖蘑菇、清炒野菜、小米饭。张局长吃得很香：“这味道，比县里饭店的强！”
饭后，张局长表态：“你们这个方案，我原则上支持。回去后，我会向县里正式打报告。但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保护区需要明确的管理机构；第二，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第三，需要法律法规保障。”
曹大林提出想法：“管理机构可以是我们合作社升级——成立‘生态合作社’，既搞生产，又搞保护。经费可以自筹一部分，申请一部分。法律法规…需要县里出台文件。”
“这个思路可行，”张局长说，“你们先准备材料，我回去协调。”
考察组走了，但留下了一句话：一周后给答复。
这一周，曹大林度日如年。每天都要去村口看几遍，盼着县里的消息。合作社的其他人也一样，干活时都心不在焉。
十二月二十七号，终于等来了消息——不是县里的正式文件，是郑队长带来的口信：县里原则上同意了！但要补充一些材料，特别是与鄂伦春合作社的合作细节。
“还要细节？”曹大林有些着急，“我们已经有协议了啊。”
“县里要看具体的合作内容：怎么共同保护，怎么利益分配，怎么监督执行…”郑队长说，“越细越好。”
曹大林明白了。这是要确保合作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能落地。
他立即给莫日根写信——不是发电报，是写信，因为要说的事多。信中详细说明了情况，请求鄂伦春合作社提供更详细的合作方案，包括：联合巡护的具体安排、资源共享的具体办法、利益分配的具体比例…
信写好后，交给杨帆，让他去加格达奇发加急信。来回得三四天。
等待的日子最难熬。但曹大林没闲着，他带人去完善保护区的设施：在边界处立了界桩，在关键位置设了观察点，还建了一个简易的生态监测站——其实就是个小木屋，里面放着记录本、温度计、望远镜等简单设备。
“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眼睛，”曹大林对负责监测的社员说，“每天记录：看见什么动物，多少只，在干什么；天气怎么样，雪有多深，水有多清…这些数据，将来都有用。”
监测站建好的那天，曹大林站在屋前，看着眼前的群山雪原，心里涌起一种使命感。
这片山，养活了祖祖辈辈。现在，轮到他们来保护它了。
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为了后代。
山里人的责任，山里人的担当。
十二月三十号，杨帆回来了，带回了莫日根的回信。信很长，老人用汉字夹杂着拼音，详细写了鄂伦春合作社的意见：
第一，同意联合巡护，每年春秋两季各一次，每次十天，双方各出五人；
第二，同意资源共享，鄂伦春的桦皮工艺品、兽皮制品可以通过长白山合作社销售，长白山的人参、鹿茸可以通过鄂伦春合作社销售；
第三，利益分配：销售收入扣除成本后，按六四分成——生产方得六成，销售方得四成；
第四，监督执行：每季度对账一次，每年开会总结一次。
此外，莫日根还提了个建议：建立“山林保护基金”，从销售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五，用于保护区的设施建设、野生动物救助等。
“这个建议好！”曹大林看了很激动，“莫日根爷爷想得周到。”
他立即把鄂伦春合作社的意见补充到方案里，交给曲小梅整理成正式文件。
十二月三十一号，1983年的最后一天。曹大林把合作社全体社员召集起来，开年终总结会。
他先总结了这一年的工作：狩猎收入多少，采参收入多少，其他山货收入多少…虽然不多，但维持了合作社的基本运转。
然后，他讲了兴安岭之行的收获，讲了建立生态保护区的意义，讲了未来的打算。
“明年，”曹大林说，“咱们要做三件事：第一，把生态保护区建起来；第二，把直销渠道打通；第三，把合作社升级——不光是生产合作社，还要是生态合作社、文化合作社。”
“让咱们的产品，带着长白山的故事，卖到全中国；让咱们的保护经验，成为全国的榜样；让咱们山里人，过上有尊严、有希望的好日子！”
掌声雷动。大家的眼睛里，闪着光——那是希望的光。
夜里，曹大林回到家。春桃做了几个菜，还烫了一壶酒。
“今天过年，喝点，”春桃说，“庆祝你平安回来，也庆祝合作社有了新方向。”
曹大林端起酒杯，敬妻子：“这几个月，辛苦你了。”
“不辛苦，”春桃笑着，“你在外面闯，我在家里守，都是为这个家，为合作社。”
山山已经睡了。夫妻俩对饮，说着家常话。说到兴安岭的经历，说到未来的打算，说到孩子的教育…
“等保护区建起来，我想办个‘自然学校’，”曹大林说，“请孩子们来，教他们认识山里的动植物，教他们保护环境。让下一代，从小就懂得爱山护山。”
“这个好，”春桃支持，“我帮你。”
夜深了，酒喝完了。曹大林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1983年的最后时刻，长白山一片宁静。雪地上，月光如水。
明天，就是1984年了。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山里的日子，还在继续。
山里的希望，正在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