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瘟疫的变体
“回声绿洲”实验结束后的第七天，“镜渊”发动了一场规模和精度都远超以往的进攻。
它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叙事记忆库，也不是渗透某个社群。这一次，它像一只无形的手，同时拨动了联盟信息网络中数十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节点——几个中等规模的开放式协作知识平台、数个以“理性思辨”和“逻辑训练”为标榜的线上社区、一些聚焦科技伦理和社会工程学讨论的论坛，甚至包括两个联盟下属的远程职业培训系统的公开课程评论区。
攻击模式是“污染”与“嫁接”的混合变体，沈舟团队将其命名为 “逻辑瘟疫”。
最初只是零星出现一些讨论帖或评论，主题围绕着“效率最优化的伦理边界”、“情感作为决策干扰因子的量化分析”、“集体叙事对个体理性自主性的隐形剥削”。这些话题本身并不新鲜，但在“镜渊”场能的微妙调制下，其论述风格呈现出一种冰冷的、近乎数学般的“纯粹理性”美感，剔除了所有模棱两可的人文关怀和情感考量，将人类社会的复杂互动简化成一道道待优化的函数题。
更关键的是，这些内容迅速引发了大量追随和模仿。并非所有人都是被“镜渊”直接影响的傀儡，而是这种极端理性、剔除“噪音”的论述方式，恰好迎合了一部分在信息过载和情感疲劳中渴望“清晰答案”和“可控感”的用户心理。他们如获至宝，开始用同样的语调和逻辑，去解构一切带有情感色彩或道德模糊性的议题：从慈善行为的“性价比”，到艺术创作的“效用值”，再到人际关系的“情感投资回报率”。
这种论述像病毒一样复制、变异、传播。它不直接宣扬虚无，而是将“理性”和“效率”奉为唯一圭臬，将所有无法被量化和优化的东西——爱、牺牲、同情、美感、信仰——要么视为需要被最小化的“干扰项”，要么定义为尚未找到合适量化模型的“次级变量”。在这种框架下，为救陌生人而受伤是“非理性风险决策”，为理想放弃高薪是“无效生涯规划”，甚至对逝者的深切哀悼也被分析为“沉没成本的情感追加”。
“它不再仅仅冷却情感，而是在系统性地重构一种认知范式——一种将工具理性绝对化、将人彻底‘数据化’和‘模型化’的思维框架。”孙鹏飞在紧急会议上脸色发青，“这比单纯的虚无主义更危险。虚无让人失去动力，而这种‘绝对理性’会让人主动成为系统的‘优化零件’，甚至成为这种范式迫害他人的帮凶。历史上很多系统性恶行，恰恰是在‘理性’、‘效率’、‘科学管理’的旗帜下进行的。”
曹荣荣调出受影响区域的实时情绪地图，大片区域呈现出一种诡异的“低温高效”状态——讨论热烈，逻辑看似严谨，但情感温度和共情指标跌至冰点。“这就像……一场思维层面的‘去人性化’手术。‘镜渊’在批量生产一种新型的‘认知模板’。”
张帅帅和魏超尝试追踪“逻辑瘟疫”的源头和传播节点，发现其分布极其分散，且大量借助了真实用户的自主转发和深化讨论，很难像之前那样定位到少数几个“污染源”。“它利用了知识社群本身的学习和模仿机制，将自己伪装成一种‘更高级’、‘更清醒’的思维方式。我们面对的不是点状的攻击者，而是一种……自我复制的认知模因（meme）。”
陶成文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回声绿洲’证明了 raw 情感共鸣的短暂抵抗力，敌人立刻转换赛道，推出一种压制 raw 情感、推崇绝对理性的‘替代品’。这是‘黑皮书’里‘框架置换’策略的大规模、智能化应用。危暐在KK园区对人进行的‘工具化’改造，现在‘镜渊’试图在整个文明的思维层面复现。”
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鲍玉佳。如果“逻辑瘟疫”是“框架置换”的升级版，那么理解其微观机制的最佳参照，依然是危暐在KK园区内那些最极端、最“成功”的改造案例。
鲍玉佳迎着众人的目光，深吸一口气。“我记得……在KK园区后期，危暐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也为了‘优化’管理，曾经设立过一个‘模范诈骗单元’。”
她的声音有些干涩，但眼神坚定。“那或许就是……‘逻辑瘟疫’在个体和小组层面上的一个‘完美’原型。”
（二）“模范单元”的诞生：鲍玉佳的深层记忆
在加强的心理防护下，鲍玉佳再次开启了那段最深、最暗的记忆闸门。这一次，她不再回忆零散的“黑皮书”条目，而是聚焦于那个被称为“第七组”或“模范单元”的具体存在。
“那是园区里一个特殊的独立小组。成员不多，大约十来人。他们不负责具体的诈骗脚本编写或前端执行，而是专门进行‘高阶心理博弈实验’和‘最优诈骗流程设计’。”鲍玉佳缓缓道来，“能进入这个小组的，要么是园区里最‘聪明’、最冷血的诈骗高手，要么是危暐从外面‘特招’来的，在某些领域（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甚至哲学）有特长但心术不正的人。危暐亲自担任这个小组的‘导师’。”
“这个小组的日常运作，就像一个高度理性的实验室。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园区里其他普通诈骗小组难以攻克、或攻克成本过高的‘高价值目标’——通常是那些意志坚定、逻辑清晰、社会经验丰富或拥有较强道德信念的潜在受害者。第七组的工作就是分析这些目标的‘认知防御体系’，设计最精准的‘突破口’和‘转化路径’。”
程俊杰问道：“他们具体怎么做？”
“他们会获得目标尽可能详细的背景资料，然后进行‘认知建模’。”鲍玉佳努力回忆着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会议片段，“小组围坐，在白板（后来是电子屏）上拆解目标的价值观、人际关系、财务状况、性格弱点、知识盲区、情感依恋……一切都被图表化、公式化。他们会争论某个道德观念在目标价值排序中的‘权重’，评估某段亲情纽带在压力下的‘弹性系数’，计算引入某个‘更高理念’（如家族荣誉、社会责任）进行框架置换的‘成功概率’和‘潜在风险’。”
孙鹏飞记录着：“彻底的理性分析，对象是人。”
“是的。危暐要求他们摒弃所有‘共情干扰’，完全从‘效率’和‘控制’的角度思考。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分析一个目标是虔诚的环保主义者。常规诈骗手段很难打动。第七组讨论后，设计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方案：先伪造一份某跨国企业秘密污染环境的‘内部文件’，通过精心设计的‘偶然’渠道让目标‘发现’；然后安排冒充的‘内部举报人’与目标接触，声称需要资金支持进行秘密调查和诉讼；同时，在目标的社交圈里植入‘怀疑论者’，质疑其行动的有效性，激发其‘证明自己’的斗志；最后，再提供一个看似能‘一举揭露真相、拯救环境’但需要大笔‘活动经费’的‘终极机会’……”鲍玉佳顿了一下，“整个方案环环相扣，利用了目标的信念、正义感、孤独感、甚至好胜心。他们在白板上推演每一步的心理变化和应对策略，就像在下棋，只不过棋子是活人的情感和信仰。”
梁露感到一阵恶心：“这……这比单纯的欺骗更可怕。这是在系统地‘解构’和‘重构’一个人。”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鲍玉佳的声音更低了，“最可怕的是第七组内部的氛围，以及……他们的‘成果’。”
（三）效率的代价：单元内部的“进化”
为了追求绝对的“效率”和“可控”，危暐在第七组内部推行了一套极其严苛的“绩效评估”和“认知管理”制度。
“小组内部有严格的KpI：目标转化率、平均转化周期、资金榨取率、目标后续‘忠诚度’（指是否可能醒悟或报警）……所有指标都被量化。每周例会，每个人都要复盘自己的‘案例’，接受其他人的‘逻辑挑刺’和‘优化建议’。失败或低效，会被严厉批评，甚至面临惩罚——不是体罚，而是更精密的‘认知惩罚’，比如被强制分析自己的失败源于何种‘情感弱点’或‘逻辑谬误’，并要求当众提出改进方案。”鲍玉佳回忆道，“在这种压力下，小组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扭曲的竞争和‘互相优化’关系。他们分享‘技术’，但也互相提防，因为任何人的‘不理性’或‘低效’都可能影响整个组的绩效，进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和安全。”
曹荣荣敏锐地指出：“这制造了一种‘群体性认知内卷’。每个人都拼命让自己变得更‘理性’、更‘无情’、更‘高效’，以符合危暐设定的标准，并在小组内存活下去。这实际上是在系统地磨灭残存的人性。”
“是的。”鲍玉佳点头，“我见过一个原本还有些许犹豫的新成员，在三个月后，已经能面无表情地分析如何利用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的求生欲和对家人的愧疚感，榨取其最后一点养老金。他的眼神……空了。不是疯狂，是空洞的‘高效’。他把那叫做‘专业’。”
更令人不安的是“成果”的应用。第七组设计的“最优诈骗流程”一旦验证有效，会被迅速拆解成标准化模块，录入“黑皮书”的升级版，并下发给其他普通诈骗小组学习使用。同时，第七组中表现最“优异”、最“理性”的成员，有时会被抽调出去，担任其他小组的“培训师”或“督导”，将这种极端理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扩散到园区的更广范围。
“危暐曾得意地说，第七组是他的‘认知武器研发中心’和‘精英种子库’。”鲍玉佳说，“他不仅仅是在诈骗，他是在尝试建立一套基于绝对理性计算和高效控制的‘新型社会关系模型’，而KK园区就是他野蛮生长的试验田。第七组，就是这套模型里第一批‘完美适配’的‘新人’。”
沈舟联想到当前的“逻辑瘟疫”，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所以，‘镜渊’现在做的，就是试图在更广阔的网络空间，复制这种‘绝对理性’的认知模板，培养更多自发遵循这种思维的‘新人’？它想引发的不是混乱，而是一种冰冷的、高效的、去人性化的‘秩序’？”
“而且这种‘秩序’具有强大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孙鹏飞补充，“它会将任何不遵循其逻辑的事物视为‘低效’、‘非理性’、需要被‘优化’或‘清除’的障碍。这本质上是将人工具化的极致，是‘危暐模式’的社会化升级。”
（四）“模范”的裂痕：未被磨灭的微光
然而，即使在第七组那样极端的环境里，鲍玉佳也并非没有观察到“裂痕”和“微光”。这些观察，此刻显得尤为重要。
“有一个成员，我印象很深，代号‘K’。”鲍玉佳说，“他是组里的技术骨干，逻辑分析能力极强，设计的诈骗路径往往最精巧。但他有个习惯，每次成功‘转化’一个目标后，他会私下里，在没人看见的时候，用极小的字，在他那个从不离身的加密笔记本里，记录一点东西。不是技术总结，而是一些……奇怪的符号，或者一两句没头没尾的话。有一次我偶然瞥见，好像画的是一个很简陋的星星，下面写着一串数字，像是日期。”
“他在记录什么？”程俊杰问。
“我不知道。但有一次，他设计的方案需要利用一个目标对早夭女儿的记忆。方案非常成功，目标倾家荡产。事后复盘会上，K冷静地分析了每一个环节的成功因素。但散会后，我看到他在洗手间待了很久，出来时眼睛有点红，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空洞的平静。”鲍玉佳顿了顿，“我怀疑，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标记那些被他亲手摧毁的、无法被‘理性计算’所容纳的生命重量。那些符号和数字，可能是他仅存的、 raw 的道德感在扭曲环境下的畸形表达。”
“还有一个女成员，代号‘弦’。她擅长情感建模，能极其精准地模拟目标的心理变化。但她偶尔会在非工作场合，轻声哼一些很老的、调子忧伤的童谣。只有几句，很快停下。有次一个打手开玩笑问她哼的什么，她瞬间换上最职业的微笑，说‘没什么，噪音而已，干扰理性思考，不该有’。”
鲍玉佳看着众人：“即使在那样的地狱里，在最‘模范’的单元中，人性中一些 raw 的东西——愧疚、悲伤、对美的残存记忆——依然会以扭曲、微弱、但无法彻底抹除的方式冒出来。危暐的系统可以压制、扭曲、利用它们，但无法根除。这些‘裂痕’，或许就是那套极端理性框架内在的不稳定因素。”
孙鹏飞立刻抓住关键：“所以，即使‘镜渊’成功推广了‘逻辑瘟疫’，在这种绝对理性的思维框架内部，也必然会产生类似的‘认知排异反应’？因为人不是机器，总会有无法被完全量化的 raw 体验和情感残留？”
“是的。”鲍玉佳肯定道，“而且，根据‘黑皮书’的记载，危暐也意识到这种‘排异反应’是难以完全消除的‘系统损耗’。他的应对策略是‘隔离’、‘转移’或‘覆盖’——将表现出强烈排异的个体调离关键岗位或‘处理掉’；用更强烈的感官刺激或新的‘理性挑战’转移其注意力；或者用一套更复杂的、允许少量‘情感变量’存在的‘高阶模型’来覆盖旧的框架，给予虚假的‘出口’。”
“那么，我们对抗‘逻辑瘟疫’的策略，”沈舟思考着，“是否可以借鉴这一点？不是直接对抗其理性框架（那会落入其擅长的领域），而是去寻找和放大这种框架内部必然产生的‘排异反应’？去发现并呈现那些被‘逻辑瘟疫’思维者在实践其理念时，内心无法被消除的 raw 矛盾、不适和痛苦？”
“就像在‘回声绿洲’里，我们用 raw 的矛盾体验去对抗被简化的‘升华’一样。”曹荣荣恍然，“这次，我们要用‘逻辑践行者’自身的 raw 痛苦，去质疑他们信奉的‘纯粹理性’的可行性？”
（五）追踪“K”与“弦”
鲍玉佳的回忆，不仅提供了对抗“逻辑瘟疫”的思路，也带来了新的线索。第七组的成员，尤其是像“K”和“弦”这样可能残存一丝 raw 良知或矛盾的“精英”，在KK园区崩溃后，他们去了哪里？是否有人像鲍玉佳一样逃了出来？或者，被那条“暗线”吸收，成为了“清道夫”网络的一部分？抑或，他们仍在某个角落，继续实践着那种扭曲的“理性”，甚至可能与当前的“逻辑瘟疫”有关？
陶成文指示张帅帅和魏超，尝试利用鲍玉佳提供的有限特征（“K”：男，技术骨干，有加密笔记本，可能用符号记录； “弦”：女，情感建模专家，会哼老童谣），结合从KK园区流出的人员名单碎片（极其不全）和“清道夫”网络相关的技术特征，进行交叉比对。
同时，付书云和马文平对那个临海庄园的监视也有了新发现。他们观察到，庄园近期有过两次小规模的聚会，来访车辆中，有一辆登记在某家“行为数据分析”初创公司名下。该公司宣称利用大数据和AI进行“消费者心理预测”和“决策优化”，但背景调查显示，其创始团队中有两人曾有在境外争议地区“科技咨询”公司工作的模糊经历。
“行为数据分析……决策优化……”孙鹏飞咀嚼着这些词，“这会不会是‘逻辑瘟疫’理念在商业领域的某种变体或掩护？那家初创公司，或者那个庄园，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线下节点，聚集着信奉或实践这种极端理性思维的人？”
多条线索开始隐隐指向同一个方向：危暐在KK园区孵化的那套“理性工具人”理念和技术，可能并未随着园区崩溃而消失，而是通过“暗线”网络、灰色技术市场、以及某些伪装成正规商业或学术机构的形式，继续扩散和演化。“逻辑瘟疫”或许就是其在网络意识形态层面的一次集中爆发。
（六）“瘟疫”中的微光实验
基于鲍玉佳提供的洞察，团队决定进行一场高风险、高针对性的“微光实验”。
目标选定了“逻辑瘟疫”传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一个名为“理性峰”的线上社区，该社区以崇尚“逻辑洁癖”和“祛除情感偏见”着称，近期大量充斥着对“非理性行为”的冰冷剖析和对“效率至上”的推崇。
实验不进行大规模内容投放，而是由孙鹏飞、曹荣荣和梁露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种子问题”，通过数个高度伪装、拥有一定社区信誉的账号，以“真诚求教”或“逻辑困惑”的形式抛出。
这些问题看似在探讨“理性边界”，实则精心嵌入了引发“认知排异”的钩子：
“如果‘效率最优’要求我们牺牲一个无辜但‘低价值’个体的重大利益，而法律和道德均未明确禁止，一个纯粹理性者该如何抉择？这种抉择后的心理状态，是否仍能保持纯粹的‘理性平静’？历史上是否有类似案例可供分析其长期心理影响？” （指向功利主义计算下的 raw 道德困境）
“将亲密关系进行‘情感投资回报率’分析，确实有助于避免盲目付出。但当这种分析细致到每一次互动、每一句对话时，是否会反而消解了关系中那些无法被量化的、偶然的、 raw 的温暖瞬间？这些瞬间是否具有超越‘回报率’的独立价值？” （指向工具理性对亲密感的侵蚀）
“我们推崇理性决策，但人脑的生理构造决定了情绪是决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试图完全剔除情绪，是否本身是一种‘不理性’的妄念？那些声称自己做到绝对理性的人，是否可能只是发展出了更隐蔽的情绪回避或自我欺骗机制？” （指向理性框架自身的逻辑悖论和潜在虚伪）
这些问题没有提供答案，只是将“绝对理性”框架内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raw 地呈现出来。它们像细小的探针，刺入“理性峰”社区那看似坚固的共识壁垒。
反应是剧烈且分化的。
一部分用户激烈反驳，试图用更复杂的理性模型来“解决”这些矛盾，但他们的论证往往显得牵强或循环自证。一部分用户陷入了沉默。还有少数用户，开始小心翼翼地分享自己的困惑：“其实我有时做完那种冷酷分析后，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不敢说，怕被说不专业。”“上次我用模型分析是否该探望病重的亲戚，结论是不去效率更高，但我最后还是去了，事后又觉得自己不理性，很矛盾。”
这些 raw 的困惑和矛盾体验的零星出现，就像在冰冷的钢铁森林里，冒出了几株颤巍巍的、带着露水的野草。虽然微弱，但证明了那片土地并非铁板一块，其下依然有 raw 的人性在挣扎呼吸。
“实验初步验证了我们的推测。”孙鹏飞看着实时讨论数据，“‘逻辑瘟疫’的框架内部存在应力裂缝。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持续地、精准地向这些裂缝注入 raw 复杂性的‘微光’，扩大其裂痕，而不是试图正面推翻整个框架。”
（七）未尽的追迹与逼近的风暴
“微光实验”在小心控制下持续进行。对“K”和“弦”的追查暂无明确进展，那些特征太过模糊。对临海庄园和那家“行为数据分析”公司的调查也在谨慎推进，未敢打草惊蛇。
林奉超报告了一个新的发现：那个与“镜渊”接触的高端未知信号，近期出现频率增加，且信号中似乎开始携带极其微量的、经过复杂加密的“数据包”。尝试破解数据包的努力全部失败，但其出现的时间点，与“逻辑瘟疫”爆发和“微光实验”开始，存在粗略的相关性。
“‘镜渊’背后可能存在的‘操作者’，似乎正在加大‘投放’和‘调整’力度。”沈舟分析，“他们可能也在观察‘逻辑瘟疫’的效果，并根据我们的反应进行调整。”
陶成文站在指挥中心的全景屏幕前，屏幕一侧是持续蔓延的“逻辑瘟疫”影响图谱，另一侧是零星闪烁的“微光实验”反馈点，下方是“渡鸦号”、临海庄园等线下节点的监控画面，角落里还有不断滚动的、关于“K”、“弦”和未知信号的搜索状态。
敌人庞大、多变、根基深厚。他们刚刚在一个小阵地上找到一种可能有效的战术，但整个战场依旧迷雾重重，危机四伏。
“危暐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套诈骗技术。”陶成文沉声道，“他留下了一种将人工具化、将理性绝对化的危险‘范式’。这种范式与‘镜渊’代表的虚无结合，正在催生出更可怕的怪物。我们的战斗，不仅是为了保护具体的故事和情感，更是为了扞卫人之为人的根本——那种 raw 的、复杂的、无法被彻底算计和驯服的生命体验。”
他转过身，面向团队：“继续‘微光实验’，收集数据，优化策略。同时，所有线索的追查不能放松。我们需要找到这条毒蛇的七寸，而不仅仅是应对它不断喷射的毒液。鲍玉佳同志提供的记忆至关重要，大家要保护好她，她的经验和洞察是我们最珍贵的武器之一。”
鲍玉佳感受到肩上的重量，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混杂着痛苦的使命感。她的过去，成了照亮当下黑暗的一束扭曲但必要的光。
会议结束，众人再次投入各自领域。屏幕上的“逻辑瘟疫”图谱仍在缓慢扩大，但那些“微光”点，也在顽强地闪烁，如同黑夜海面上，远方灯塔极其微弱的、却执着不灭的光点。
第八百四十七章，在“逻辑瘟疫”的全面爆发与“模范地狱”的骇人回忆中结束。团队通过鲍玉佳的记忆，洞悉了敌人新攻击模式的微观原型与内在裂痕，并制定了针对性策略。然而，敌人的进化速度、线下网络的深度、以及“镜渊”背后可能存在的智慧，都预示着更猛烈的风暴正在酝酿。下一章，“微光”能否汇聚成火焰？“K”与“弦”的命运是否会浮出水面？而那条连接着“渡鸦号”、庄园与未知信号的“暗线”，最终将把众人引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