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卫东出狱回家，如同一个在外漂泊许久、身上还带着风雪寒气的旅人，终于踏进了燃着炉火的屋檐下。家的温暖与安稳，让他那颗在牢狱中被磨砺得粗糙而紧绷的心，一点点软化、松弛。然而，松弛并不意味着安逸。大哥大嫂起早贪黑、拼命支撑这个家的身影，晓光那藏着忧虑又充满期盼的眼神，都像无声的鞭子，抽打着他，催促他必须尽快站起来，成为这个家真正的助力，而不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闲人”。
重操旧业，去蹬三轮？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他自己狠狠掐灭了。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抗拒——那日复一日透支体力、穿行于大街小巷的疲惫；更是心理上无法跨越的障碍。那条熟悉的路上，有他曾经挥洒汗水却也受尽屈辱的记忆，有那些地痞混混不怀好意的目光，更有那场导致他身陷囹圄、差点毁掉整个家的血腥斗殴留下的阴影。他不想，也不敢再回到那个环境里去，那会让他时刻想起自己最不堪、最失控的过去。他需要一条新的路，一条能让他远离旧日是非、走得稍微体面些、也能真正帮上家里的路。
在监狱的那段日子，除了反思与磨砺，也并非全无所得。为了便于管理和发展生产，监狱里会组织一些技能培训。苏卫东当时被分配到的劳改队，就有汽车驾驶和基础维修的培训项目。那时他心灰意冷，起初只是被动参与，但握着方向盘、感受机器轰鸣的那一刻，一种不同于蹬三轮时纯粹体力消耗的、掌控方向与速度的感觉，意外地吸引了他。他学得比旁人更认真些，虽然接触的都是些老旧的卡车，但也算是摸过方向盘，对交通规则、车辆构造有了最基础的了解。
这成了他此刻能抓住的、唯一不同于以往的一线希望。
晚上，一家人围坐着吃饭时，苏卫东扒拉了几口饭，犹豫再三，还是开了口，声音有些干涩：“哥，嫂子……我寻思着，不能老这么闲着。蹬三轮的活儿……我不想干了。”
苏建国和李春燕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了然和一丝担忧。他们知道卫东的心结。
“那……你想做点啥？”苏建国放下碗筷，沉声问道。
苏卫东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种罕见的、寻求肯定的光芒：“我在里面……学过一点开车。我想，想去考个驾照。”
“开车？”李春燕有些惊讶，这在她看来是个技术活，离他们的生活有点远。
“嗯。”苏卫东用力点头，“开货车，或者……听说现在城里也开始有出租车了，给私人老板开也行。收入应该能比蹬三轮稳定些，也……也干净些。”他最后几个字说得有些轻，但众人都明白他话里的意思——那是一种对摆脱底层体力劳动者身份、获得一丝社会认可的渴望。
苏建国沉默了片刻。他知道考驾照需要钱，需要门路，不是一件容易事。但他更知道，这是弟弟想要改头换面、重新开始的决心。他不能泼冷水。
“开车是门正经手艺。”苏建国最终点了点头，“驾照的事，我想想办法。”
接下来的日子，苏建国一边经营着自己的炒货摊，一边开始四处打听。他找了过去厂里认识的一个老师傅，那老师傅的儿子在运输队干活；又通过张老师的关系，询问是否有驾校的门路。他陪着笑脸，说着好话，用摆摊攒下的一部分钱，再加上李春燕从小吃铺收入里硬挤出来的一些，总算为苏卫东凑够了报名费和打点关系的费用。
苏卫东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比驾校里任何一个年轻学员都要刻苦。理论考试，他抱着书本死记硬背，那些交规条款对他来说如同天书，他就一遍遍抄写，直到烂熟于心。实际操作，他更是珍惜每一次摸方向盘的机会。他力气大，操控那老旧的教练车有种天生的优势，但他更懂得克制，严格按照教练的指令，平稳起步，匀速行驶，精准倒桩。他不再是从前那个容易冲动的苏卫东，方向盘在手，他需要的是绝对的冷静和耐心。
当他终于把那张墨绿色的、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的小本子紧紧攥在手里时，这个经历过街头斗殴、牢狱之灾都未曾掉泪的硬汉，眼眶竟有些发热。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这是他通往新生活的通行证，是他能够挺直腰板、重新为这个家贡献力量的证明。
很快，通过介绍，他找到了一份给一个跑短途运输的私人老板开货车的工作。主要是往邻近的县镇运送一些建材和日用百货。活儿不轻松，需要早起贪黑，路上奔波，但收入确实比蹬三轮高出一大截，而且按月结钱，非常稳定。当他第一次把装着工资的信封交到李春燕手里时，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如释重负的、带着点腼腆的笑容。
“嫂子，贴补家用。”
李春燕接过那沉甸甸的信封，看着小叔子身上那件虽然普通却洗得干干净净的工装，看着他眼神中重新焕发出的、属于劳动者的踏实和光彩，心里百感交集。她知道，苏卫东走的这条路，或许依然充满艰辛，但这是一条向上的、有尊严的路。
开着货车行驶在宽阔或崎岖的道路上，窗外是不断变换的风景，苏卫东的心境也前所未有地开阔起来。他不再是被困在街角、只能被动承受欺压的“苏老二”，他是掌握着方向、承载着货物、也承载着家庭新希望的司机苏师傅。引擎的轰鸣声盖过了过往的喧嚣，前方的道路延伸向未知却充满可能的未来。这条新路，让他终于与那个充满戾气的过去渐行渐远，一步步，踏实而坚定地，融入了这平凡却珍贵的烟火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