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厅里，人声如同逐渐涨潮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苏卫民那幅《糊盒女工》所在的位置，仿佛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中心，吸引着更多好奇与探寻的目光汇聚过来。最初的震惊和本能的躲藏之后，在张玉芬如同坚固壁垒般的庇护下，苏卫民极度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丝缝隙。他不再把整张脸都埋起来，而是怯生生地、从张玉芬的身侧，露出一只惶恐不安的眼睛，偷偷打量着那些停留在他的画前，指指点点的陌生人。
他听到了声音，那些声音混杂在展厅的喧嚣里，却又异常清晰地钻进他的耳朵。
“嘿，你看这女工的神态，撅着屁股弯腰那样儿，画得真像！就跟我们厂里老王他媳妇一模一样！”一个穿着劳动布工装、嗓门洪亮的中年男人指着画，对同伴笑着说道，语气里带着一种发现熟悉的惊喜。
“不止是像，你看这颜色，这构图，虽然不那么讲究，但有股子劲儿！有生活！”旁边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文化人的老者扶了扶眼镜，仔细端详着，点头评述。
“作者叫苏卫民？没听说过这号画家啊。不过这幅画……有点意思，很真诚，不矫饰。”一个穿着时髦连衣裙的年轻女人拿着小本子，一边记录一边低声自语。
“听说这作者是福利厂的？哎呦，那可真是不容易，能画出这水平……”
“质朴，动人。这种未经雕琢的天真，有时候比精雕细琢更打动人。”
这些话语，夹杂着“像”、“有生活”、“真诚”、“有意思”、“质朴”、“动人”之类的词语，像一颗颗小石子，投入苏卫民那潭深不见底、几乎静止的心湖。如果是常人，听到这样的夸赞，或许会心生喜悦，哪怕只是一点点。但苏卫民不是常人。
他无法理解这些词语背后复杂的艺术评判和情感共鸣。在他的认知里，世界是极其简单的。他画画，最初或许只是为了排遣孤独，记录下他眼中那些不断重复、让他感到熟悉的影像——福利厂里阿姨们日复一日弯腰糊盒子的身影。那只是他的一种方式，一种不需要语言、只关乎线条和颜色的本能表达。
而现在，这些陌生的、嘈杂的、带着各种他无法解读情绪的声音，这些聚焦在他那幅“涂鸦”上的目光，都指向了一个他无法理解的事实：他做的这件平常事（画画），似乎引起了不平常的关注。这种“关注”，对他而言，不是荣誉，不是肯定，而是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压力和难以名状的不适。
他觉得那些目光，不再是单纯地看着一幅画，而是像无数根无形的、冰冷的针，穿透画布，继而扎在他的身上，脸上。每一道目光，都带着探究，带着审视，甚至带着一种他无法理解的、名为“好奇”的灼热。这让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突然摆在聚光灯下、无处遁形的怪异昆虫，所有的细节，所有的笨拙，所有的“不同”，都被放大，暴露无遗。
那个戴眼镜的老者赞赏的目光，在他感觉来，像是显微镜，要将他画上每一笔不成熟的勾勒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个洪亮嗓门工人的笑声，在他听来，像是在嘲笑他画里人物姿势的笨拙；那个时髦女人记录的动作，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研究的标本。
“不像……不对……不好……” 他脑子里混乱地翻滚着这些否定性的词汇，虽然没有人这样说，但他从那些密集的注视和议论中，只解读出了危险和排斥。他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一定是哪里画得“不对”了，才会引来这么多人围着看，围着说。
一种强烈的想要逃离的欲望，像野火般在他心里燃烧起来。他想回到福利厂那个安静的角落，回到青瓦巷家里那个属于他的小凳子旁，那里没有这么多眼睛，没有这么多声音，只有他熟悉的彩线、布头，还有他那些永远不会被别人评头论足的、简单的涂鸦。在那里，他是安全的，是没有人注意的。
他的呼吸重新变得急促，刚刚放松一点的身体再次僵硬起来，紧紧贴着张玉芬后背的地方，已经被冷汗浸湿。他不再偷看，重新把脸埋进张玉芬的外套里，双手更加用力地攥着她的衣角，仿佛那是狂风巨浪中唯一的浮木。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小动物般的呜咽，细微得几乎被周围的声浪淹没，却充满了真切的痛苦和恐惧。
张玉芬清晰地感受到了身后骤然加剧的颤抖和那几乎要嵌入她衣服纤维的手指力量。她心中一紧，知道那些赞誉和关注，对于卫民来说，非但不是蜜糖，反而是加剧他恐惧的毒药。她立刻结束了与旁人的简短交流，转过身，完全挡住苏卫民，用整个身体为他营造出一个狭小的、相对隔绝的空间。
“卫民，不怕，我们不看他们，我们不看。”她低声地、反复地说着，一只手依旧被他死死攥着，另一只手轻轻拍着他的背，试图用这种最原始的安抚方式，平复他激烈的情绪。“我们马上就走，再坚持一下，就一下，好不好？”
然而，“马上就走”似乎也无法立刻缓解他此刻承受的巨大压力。他整个人的重量几乎都靠在了张玉芬身上，仿佛失去了站立的力量。那些赞誉之声，如同无法驱散的魔音，在他封闭的世界里回荡、放大，最终都化作了尖锐的针刺和沉重的山峦，压得他喘不过气，只想立刻消失。
这场对于旁人而言是荣耀加身的画展，对于苏卫民来说，却成了一场真实无比的煎熬。他用自己的画，触碰到了外界，而外界回馈的“赞誉”，却以他无法理解、无法承受的方式，反噬着他脆弱的心灵。这初次的、被迫的“绽放”，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深切的惶惑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