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瑾老人在家庭餐桌上的忧心忡忡，以及她那些关于清澈河水与璀璨星空的遥远回忆，并非杞人忧天，更非孤例。她的忧虑，仿佛是无数普通中国人对身边环境变化最直观、最朴素的感知缩影。而这股来自民间的、日益高涨的环保关切，正与最高决策层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远考量形成共振，并迅速转化为一场席卷全国、力度空前的实际行动。
时间推进到2017年。当林向洋在南方为他的建材工厂引入“数字大脑”而努力，当林雪和徐航在北京为AI的落地应用而奔波，当年轻的林帆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自如穿梭时，一场代号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风暴，正以雷霆万钧之势，覆盖神州大地。其范围之广、标准之严、问责之厉，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地方，没有任何单位，可以成为法外之地，哪怕是肩负着共和国特殊使命的西北基地。
消息传来时，林卫东正在主持一个关于新型材料工艺稳定的技术讨论会。秘书匆匆走进，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林卫东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他示意会议暂停，随即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基地内部的通讯线路里，弥漫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虽然大家早有心理准备，知道环保督察是国策，谁都躲不过，但当它真正降临到这片与世隔绝、向来以承担国家重大任务为优先的戈壁滩时，一种复杂的情绪还是在不少干部职工心中蔓延开来——有不解，有担忧，甚至有一丝委屈。毕竟，在很多人看来，基地的首要任务是保质保量完成国家科研和生产指令，环境保护……似乎应该“让让路”。
“主任，督察组明天上午抵达。”基地环保部门的负责人，一位姓吴的中年技术干部，站在林卫东办公桌前，语气忐忑，“带队的是督察组里的资深专家，姓郑，大家都叫他‘郑工’，以严谨……或者说严厉着称。”
林卫东站在窗前，望着窗外那片他守护了半辈子的广袤而脆弱的戈壁。这里水资源极其珍贵，生态系统十分简单却也极易破坏。他深知，基地在长达数十年的运行中，并非没有环保欠账。过去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先解决有无，再谈好坏”的发展模式下，一些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如同隐藏的伤疤，平时不显，此刻却可能成为致命的弱点。
“来的不是‘客人’，是代表国家意志的‘考官’。”林卫东转过身，语气沉静却带着千钧压力，“通知下去，各部门、各分厂，必须无条件配合督察组工作！谁那里出了问题，谁就是基地的罪人！”
第二天，天气晴好，但基地的气氛却如同绷紧的弓弦。几辆中巴车在地方环保车辆引导下，驶入基地大门。没有欢迎仪式，没有寒暄客套。以郑工为首的督察组一行十余人，下车后便直接进入了工作状态。
郑工是一位年约五旬、戴着黑框眼镜、身形清瘦的专家，话不多，眼神锐利，仿佛能穿透一切表象。他拒绝了基地事先准备好的汇报ppt，直接要求：“去现场，看实情。”
督察的第一站，是基地的生产废水处理厂。巨大的池体、密布的管道和轰鸣的设备，是防止工业废水污染戈壁环境的关键屏障。郑工仔细查看着在线监测仪器的数据记录，不时询问操作人员工艺参数和控制逻辑。
“这个月的生化处理单元出口cod（化学需氧量）数据，有三次接近排放标准上限，为什么？”郑工指着屏幕上一处波峰，问道。
负责水处理的工程师连忙解释：“那几天正好在处理一批高浓度清洗废水，负荷有点大，但我们及时调整了……”
“接近上限，就是风险。”郑工打断他，语气没有任何波澜，“应急预案是什么？如果瞬时负荷再加大，超标了怎么办？处理设施的设计余量是多少？”
一连串专业而精准的问题，让在场的基地技术人员额头冒汗。他们意识到，这位郑工绝非外行，想糊弄过去是绝无可能的。
接着是废气排放口。郑工仰头看着高耸的烟囱，要求查看近期所有废气监测因子的数据，并详细询问了脱硫、脱硝设施的运行情况和检修记录。他甚至注意到了某个监测探头附近有轻微的漏风迹象，要求立即整改。
最让林卫东和基地环保部门负责人吴主任心头一紧的，是危险废物暂存库。这里存放着基地科研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废化学试剂、废机油、含重金属污泥等。
郑工走进库房，目光如探照灯般扫过每一个标识、每一个堆放区域。他蹲下身，仔细检查一个盛装废有机溶剂的铁桶标签，眉头微蹙：“标签信息不完整，产生日期、具体成分、危险特性缺失。还有，”他指着堆放区域的地面，“这里是水泥地面，有轻微裂缝，防渗漏措施不到位。按照《危废贮存污染控制标准》，这里必须进行防腐防渗处理。”
吴主任赶紧解释：“郑工，这些都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了，有些危废还是十几年前产生的，当时的管理规范没现在这么细……”
“历史遗留问题，也是问题。”郑工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语气依旧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不能因为过去标准低，现在就放任不管。国家的环保法律和政策，是针对所有责任主体的，没有‘历史豁免’这一说。这些危废，必须尽快按照现行规范进行安全处置或利用。”
随后几天，督察组的足迹遍布基地的每一个角落——锅炉房、实验室、机加车间、甚至生活区的垃圾转运站和污水处理站。他们调阅了堆积如山的环评报告、验收文件、日常监测记录、管理台账。每一处看似微小的瑕疵，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数据漏洞，都被他们敏锐地捕捉并记录下来。
面对郑工和他带领的督察组，林卫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压力，不同于科研攻关的技术难题，也不同于生产进期的紧迫，它来自于更高的国家意志，来自于更科学、更严格的发展要求，来自于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刚性约束。他知道，这次督察，不仅仅是一次检查，更是一次对基地过去发展方式的全面审视和校正。
在督察情况初步反馈会上，郑工代表督察组，宣读了那份沉甸甸的初步问题清单。上面罗列了基地在环保管理上存在的十几个方面的问题，包括：部分废水处理设施老化，运行不稳定；废气无组织排放存在监管盲区；危险废物管理不规范，历史存量较大；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可操作性不强；环保管理队伍专业力量有待加强等等。
“……林主任，各位，”郑工扶了扶眼镜，目光扫过会场里神色凝重的基地领导层，“基地承担着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充分理解并尊重。但正因其重要，才更应该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出表率。环境保护不是与生产对立的，而是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这些问题，有些是历史欠账，有些是管理短板，但都必须正视，必须解决。督察组将根据最终情况，提出明确的整改要求和时限。”
会议结束后，林卫东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戈壁在夕阳下泛着金红色的光，壮美而沉寂。他想起母亲周文瑾对环境污染的担忧，想起郑工那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的表情，想起清单上那些触目惊心的问题。他知道，一场不同于以往任何技术攻关或生产会战的、全新的“攻坚战”，已经摆在了他和整个基地面前。这场战斗，关乎基地的未来，更关乎对这片土地和子孙后代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