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船靠岸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季秋棠他们四个，在船上就已经收拾好了各自的行李。
方展翼扶了扶眼镜，朝我伸出手：黄兄弟，保重。他的手很有力，握了一下就松开了。
吴先勇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大得我一个趔趄，憨厚地笑：以后有缘再见。
楚文龙拥抱了我一下，什么话也没说。
季秋棠站在最后。
他看着我，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第一次在我身上停留得久了一点。
往后的路，自己走稳点。他说完这一句，转身就走，再没有回头。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四个人的背影，消失在滩涂尽头的雾气里，谁也没有留下地址，谁也没有说以后怎么联系。
我没有直接回原来的地方。
我知道，何老板出事之后，派出所会查，港资背景的老板也会托人四处打探，我要是这时候露面等于自投罗网。
我在惠州边界，找了一个偏僻的镇子，租了间民房，蛰伏了小半年。
那半年，我几乎没出过门，白天躲在屋里睡觉，夜里才敢出去买点吃的。我时时刻刻竖着耳朵，听镇上的人闲聊，也托人辗转打听长安那边的消息。
警方查了很久，最后不了了之，坊间流传出一个说法：何老板早年得罪过香港黑道，黑帮杀手干掉他以后就回香港去了，根本查不到人。
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正蹲在一家路边摊吃粉，一口气差点没顺过来，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摊主还以为我是被辣椒呛的，多舀了一勺醋给我。
我埋着头，一口一口地把那碗粉吃完，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原来，我亲手了结的一条人命，最后竟然被安在了别人头上。
从那天起，我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我回到了长安镇。
租下了一小片临街的空地和一间破仓库，挂上了一块简陋的木牌子：金城废品回收站。
六十五万，是我全部的身家。
四十万，是我在香港那场枪林弹雨里，拿命换来的分红；剩下的二十五万，是我跟肖铁山从何老板手里抢来的那笔钱。
废品回收站开起来的头一年，比我想象中难得多。
那时候的长安镇，工厂一天天地多起来，港资、台资、日资的电子厂、五金厂、玩具厂，一家挨着一家。
每家厂子，每个月都会产生大量的边角料：铜线、铁皮、塑料边角、废旧的模具，堆在仓库里等着处理。
这里面的门道，我比谁都清楚，毕竟我就是靠这个赚到了第一笔钱。
厂子的采购、总务、车间主任，这些中层大多拿着死工资。而我这个回收站的老板，手里有钱，也愿意花钱。
我学会了一件事：想从一个人身上拿到东西，光靠嘴皮子是不够的，得拿东西跟他换。
有的人缺钱，我就直接塞信封；有的人好喝酒，我就三天两头请他去卡拉ok。
别人托我帮忙做点什么，我也从不推辞，能办的，办得漂漂亮亮。
而更多的人，缺的是别的东西。
那些管理大多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家里守着一个黄脸婆，一年到头，见不着什么新鲜的花样。
我摸准了这一点，在镇上盘下了一间不起眼的娱乐场所，专门养了几个从外地来的姑娘，长得水灵，会来事，专供这些人享用。
这些人吃了我的、喝了我的、玩了我的，办起事来自然爽快。厂里那些本该公开价格投标的废料，就这么一批一批地，低价流进了我的仓库。
我把这些废铜烂铁，转手卖给广州、深圳那边价格更高的收购商。
有了钱，人就会自己找上门来。
我雇的第一批人，是几个从外地来打工、走投无路的年轻人。
有偷过东西被厂里开除的，有跟人打架进过局子的，有像我当年一样，被人欺负得没地方说理的。
我给他们的工钱，比正经厂子里高出一截。我告诉他们，跟着我干，只要肯卖力，我不会亏待任何人。
慢慢地，这些人成了我的。
我们不再只是收废品，也开始接一些别的活儿：帮人讨债，帮人看场子，谁家的厂子跟人起了纠纷，花钱找我们出面，往往比找警察还管用。
我从那个只会点头哈腰的保安，慢慢变成了别人口中，要客客气气地叫一声的人。
在长安镇这块地方，我渐渐地有了那么一点点名声。
只是我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从来没有真正顺过。
这口气就是欧阳威。
我一直默默关注他，他还是那副样子，趿着人字拖，骑着摩托车，在村里村外转悠。
只是他手底下的产业，比几年前更大了。以前他名下不过十几栋自建楼，如今村口大片大片的地，都被他家圈了起来，一栋一栋崭新的楼房，一间接一间的出租厂房。
那几年，长安镇的地价，一年一个价，港商台商越来越多，都抢着在这里落地建厂，土地越来越金贵。
我算过一笔账。
我起早贪黑，跑遍了半个东莞，陪着笑脸，塞着红包，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酒，一年到头赚下的钱比不上他地皮升值的速度。
可欧阳威呢？
他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蹲在村口，看着那几栋祖上传下来的老房子，闭着眼睛，什么心思都不用花，第二年地价一涨，他的身家，就凭空多出我几年也追不上的数目。
我心里清楚，我现在这点身家跟他比起来还是不够看。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回收站的仓库里，看着堆积如山的废铜烂铁。
我点了一根烟，狠狠吸了一口。
我不知道那条路在哪儿，可我知道，我一定会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