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棂，在破庙改成的学舍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墨锭研磨开的松烟气息，与角落里红薯干晒晒后的甜香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而安定的氛围。吴秀才手持戒尺，指着黑板上新写下的两个大字——“家”与“国”。
“……故而，《大学》有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吴秀才摇头晃脑，试图将圣贤道理与眼前这群特殊的学子联系起来。台下坐着的，不仅有孩童，还有王老栓、张五等一众放下锄头、铁锤的成年人，他们脸上带着劳作后的疲惫，眼神却异常专注。
然而，平静的讲学被一个最朴素的问题打破。 王老栓举起满是老茧的手，如同在田里辨认苗情般认真发问：“吴先生，俺是个粗人，听不懂大道理。俺就问你，是咱们眼前这个大家一起建起来的‘家’要紧，还是书本上那个摸不着的‘国’要紧？朝廷加饷，官差如狼，那个‘国’恨不得吸干俺们的血！可这个‘家’，让俺们有饭吃，有屋住，娃能识字！”
一石激起千层浪。张五也闷声道：“就是！要不是林小子带着咱们立起这个‘家’，俺们早就饿死冻死在沟里了！那个‘国’在哪儿？”
几个半大的孩子看看先生，又看看激动的长辈，眼中充满迷茫。
吴秀才一时语塞，脸涨得通红。他饱读诗书，却从未被如此直白地追问过家国关系的本质。他习惯的“忠君爱国”大义，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林川坐在后排，静静看着这场突如其来的辩论。 他没有立刻制止，这正是他期望看到的——思想的碰撞。待众人情绪稍平，他才缓缓起身，走到台前。
“王伯、张叔问得好。”他先肯定了提问的价值，然后目光扫过全场，“吴先生讲的‘齐家治国’也没错。但咱们得弄明白，这‘家’和‘国’，到底该怎么‘齐’，怎么‘治’。”
他拿起一支粉笔（用白色粘土烧制），在黑板上那个“家”字外面，慢慢画了一个圈。
“咱们这个‘家’，是靠什么立起来的？是规矩，是互助，是人人出力，是红薯丰收。咱们守好了这个‘家’，让几百号人活下来，还能读书识字，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件对‘国’有利的事？如果遍地都是饿殍，流寇四起，那个‘国’还能安稳吗？”
他顿了顿，声音沉稳而有力：“我以为，真正的‘忠’，不是对哪一个人卑躬屈膝，而是对脚下这片土地负责，对跟着你的这些人负责！咱们把这个‘家’治理好，产出粮食，安定一方，让官府无后顾之忧，这就是咱们当下最能拿得出手的‘忠’！若是那‘国’的政令，是要逼得咱们这个‘家’破人亡，那这样的政令，咱们是该盲从，还是该想法子周旋，为这个‘家’寻一条活路？”
这番话，如同在众人心中投入一块巨石。 它没有否定传统价值，却赋予其全新的、基于生存现实的理解。它将空洞的“爱国”拉回到具体的“爱家园”、“护乡梓”，为这群在底层挣扎求生的人，找到了一条既能坚守内心道义、又能应对残酷现实的精神路径。
王老栓愣了半天，猛地一拍大腿：“俺懂了！就像种地，先把自家这一亩三分地伺候好了，才有余粮交皇粮！自家地都荒了，拿啥去忠君爱国？林小子这话，实在！”
吴秀才沉思良久，也长长舒了口气，对着林川拱手：“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某迂腐了。经世致用，民为邦本，方是圣贤真义。”他再讲解时，便刻意将道理与屯里的实际结合，听得众人频频点头。
这场学舍里的风波，悄然改变了共同体的精神“心壤”。 一种基于共同建设成果、强调现实责任感的朴素家园意识，开始取代模糊的皇权认同，成为凝聚人心的新纽带。人们依旧敬畏官府，但内心深处，守护这个亲手建立的“家”成为了更高优先级的存在。
随后，在商议为学舍正式命名时， suggestions 不一。有人提议叫“崇文堂”，有人主张叫“安身塾”。最后，林川一锤定音：“咱们这里，是乱世里看到的第一缕光，是咱们新生的地方。就叫‘破晓学堂’吧。”
“破晓”，既是对过去的铭记，也是对未来的期盼。 命名的过程，本身也是一次共同精神的塑造。当“破晓学堂”的简陋牌匾挂上时，每个人心中都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夜幕降临，林川巡视着在寒风中静静矗立的营地，点点灯火从窗户透出，透着暖意。他知道，物质的根基已足够坚实，而今晚学舍里的辩论，标志着精神的根基也开始深植。这片“心壤”的肥沃程度，将决定未来能长出多么挺拔的树木。第一阶段的耕耘，终于触及了最深处——人的思想与认同。至此，“生存”与“觉醒”才真正融为一体，难以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