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兴踩着晨露走进新筑的农舍区时，正撞见两个闽南老农在争执地界。竹制的界碑被推倒在泥水里，沾着新鲜的稻壳，其中一个老农手里攥着半张泛黄的地契，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当年用生硬汉字写就的，墨迹被雨水泡得发涨，像一群扭曲的虫子。
他没让侍卫上前，只静静站在荔枝树荫下，听他们用夹杂着番语的方言争吵——原来去年开垦时两人合伙拓荒，如今秋收见了成色，反倒为三分地红了脸。“按陛下的规矩，”最终是年轻些的那个先松了口，往地上啐了口带血丝的唾沫，“军屯册上写得明明白白，谁下的力气多，谁就得大头。”
朱慈兴这才走上前，弯腰拾起那半张地契，指尖触到纸页边缘的毛边，忽然想起热兰遮城废墟里那些被炮火掀飞的档案，也是这样带着油墨味的残片，在海风中打着旋儿。“拿丈量绳来。”他扬声道，侍卫递上的麻绳还带着海水的腥气，那是用荷兰战舰的缆绳改的，纤维里卡着几粒白色的珊瑚碎。
他亲手将绳子在田埂上拉直，晨光顺着绳结的缝隙漏下来，在泥土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从这棵相思树到那片槟榔林，各分一半。”见两人仍有犹豫，他忽然笑了，从袖中摸出两枚铜钱，是新铸的“兴民通宝”，边缘还带着铸造时的毛刺，“这钱，算朕替你们补的差价。”
老农们接过铜钱时，指腹的老茧在光滑的钱面上磨出沙沙声，朱慈兴注意到他们掌心都贴着草药，是用荷兰人的亚麻布裹着的，草药汁正顺着指缝往泥里渗。
土地改革推行到第三个月，麻烦终于找上了门。新港社的头目带着十几个纹身的族人堵在临时行宫门口，他们手里举着的木牌上，用炭笔涂着歪歪扭扭的“王”字，那是荷兰人教他们写的，如今被海风刮得边缘发卷。
“红毛人说，山是会社的。”头目操着生硬的官话，指节因为攥得太紧而发白，他腰间的鹿皮袋里露出半截人骨，是他们祖传的山神牌位，“陛下要分山，就是要山神发怒。”
朱慈兴正蹲在门槛上看工匠修补犁铧，那犁是用荷兰人的铁炮筒改的，炮口被烧红了捶成犁尖，还留着膛线的纹路。他抬头时，正看见头目身后一个穿红裙的少女，手里捧着个破瓷碗，碗底沉着几粒番薯干，是他前几日赏赐的。
“你去问问她，”朱慈兴朝少女努努嘴，“上个月台风冲毁了她的茅屋，是谁给她盖了新草房？”少女怯生生地抬头，露出耳后靛蓝色的刺青，像只停在颈间的蝴蝶，“是...是穿军装的哥哥。”
朱慈兴这才站起身，拍掉手上的铁屑，“山还是你们的山，但山上的果子，采下来能换盐换布；山里的木头，砍下来能盖房造船。你们守着金山当饿殍，红毛人巴不得这样。”
他转身进了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张图纸，是用荷兰人皮纸画的，上面用朱砂标着山林的分界，“画红圈的地方，留给山神；画蓝圈的，你们采；画黄圈的，交给汉人种番薯，收了粮，你们分三成。”
头目盯着图纸上的朱砂圈，忽然伸手去摸，指尖在“山神地界”四个字上反复摩挲，那是郑成功军中的文书写的，笔锋带着闽南人的刚硬。
军屯的第一个难题出在农具上。闽南士兵大多擅长驾船，挥锄头的力道总带着抡桨的惯性，没几日就弄坏了二十多张犁。朱慈兴让人把荷兰人的铁砧搬到营地里，亲自守着铁匠炉。
他记得幼时在御花园见过西洋钟表的齿轮，那些精巧的咬合结构此刻在脑中转动，竟让他想出了改良犁头的法子。“把犁尖改成三棱的。”他用炭笔在地上画着，火星子从炉子里溅出来，在他的龙袍下摆烧出几个小洞，露出里面的粗麻布，“这样入地更省力。”
铁匠是个从厦门逃来的匠人，左手缺了两根手指，据说是被荷兰人用烙铁烫的，此刻他盯着图纸，忽然往炉里添了块红木，那是从荷兰总督的书桌上拆的，“陛下，红毛人的铁脆，得掺点咱们的熟铁。”
朱慈兴点头时，看见铁匠的铁钳上缠着布条，是用荷兰军旗的边角料做的，红布被火星烧出了洞，像只漏风的眼睛。
改良后的犁头第一次下地那天，整个军屯都来看热闹，当犁尖轻松破开板结的土地，翻出带着海腥味的黑土时，一个瘸腿的老兵突然哭了，他那条被荷兰火枪打残的腿上，绑着的木板是用战舰的甲板改的，此刻正随着他的颤抖发出吱呀声。
工商新政的火苗，是从一个破铜匠的摊子上燃起来的。那铜匠原是泉州的铸钱师，清军破城时带着一箱模子逃到了台湾，此刻正蹲在安平港的礁石上，用荷兰人的铜炮碎片熔铸炊具。
他的风箱是用葡萄牙商船的帆布缝的，拉动时发出哮喘般的嘶鸣，铜水在砂模里流动，映出他脸上狰狞的疤痕——那是被烙铁烫的，因为他不肯为清军铸“顺治通宝”。
朱慈兴站在他身后看了半晌，见他把铸好的铜锅浸入海水降温，水面立刻腾起白雾，锅沿的卷边处，竟还留着炮管上的膛线纹路。“这锅，卖多少钱？”他忽然开口，铜匠吓得手一抖，铜锅“哐当”砸在礁石上，磕出个小坑，像只瘪了的眼睛。
“不敢要陛下的钱。”铜匠慌忙去捡，掌心被烫出燎泡，却死死攥着锅耳不放，“能为陛下铸东西，是小的福气。”
朱慈兴却从腰间解下荷包，倒出三枚“兴民通宝”，“朕要的不是一口锅，是让所有百姓都能用上你铸的锅。”他指着港口里正在卸货的商船，那些船上堆着的闽南瓷器、江浙丝绸，正被番商们用荷兰盾清点，“你带着徒弟们开个工坊，官府出铁，你们出手艺，卖了钱，三成归你们。”
铜匠捧着铜钱的手在发抖，朱慈兴注意到他的工具箱里，藏着半块崇祯年间的铸钱母范，边缘已经被海水泡得发绿。
海贸开放的消息传到巴达维亚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正在用银刀切割烤乳猪，他们的丝绸餐巾上绣着郁金香，刀叉碰撞的脆响里，混着对这个“流亡皇帝”的嗤笑。
但三个月后，当第一艘挂着“兴民”旗号的商船驶入巴达维亚港，甲板上堆着的武夷岩茶冒出的热气，在热带的烈日下凝成白雾时，他们才开始慌了。
那船的船长是个独眼龙，原是郑成功麾下的海盗，此刻正用荷兰语与港务官争执，他空荡荡的眼眶里塞着团红布，是用荷兰人的军旗改的，“按陛下的规矩，关税只能抽十分之一，多一个子儿，这船货就拉去马尼拉。”
朱慈兴收到消息时，正在军器局看工匠们拆卸荷兰火枪，那些被缴获的枪管里，还塞着没打出去的铅弹，像一颗颗生锈的牙齿。“让他们争。”他用镊子夹起一颗铅弹，在阳光下晃了晃，铅弹表面的凹痕里还粘着火药渣，“咱们的生丝比他们的便宜三成，他们不敢不放行。”
果然，没过几日，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就派人送来密信，信是用羊皮纸写的，封口处的火漆印上，东印度公司的徽章已经被人用指甲抠掉了一半，“愿意以每磅五盾的价格收购生丝，只求陛下勿与西班牙人交易。”
朱慈兴把信扔进火盆时，火苗舔着羊皮纸的边缘，发出细碎的爆裂声，像极了那些在热兰遮城废墟里被烧毁的档案在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