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商会时，雨又开始下了。我沿着原路返回，路过那家和果子店时，老板娘正站在门口收招牌，看到我，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招手让我进去：“避会儿雨吧，外面凉。”她端来一杯温热的抹茶，却没多说一句话，直到我要走，才飞快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用日文写着“天神区集会下午三点开始，别靠近”，说完便转过身去擦桌子，再没跟我对视。
回到民宿刚擦干雨水，手机就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的“小田”两个字，瞬间让我紧绷的神经软了半分——是宝田家族在大阪分社的联络人，也是跨越国界、把真心捧到我面前的人。按下接听键，她带着哭腔的声音立刻涌进耳朵，往日里清亮的语调此刻裹着委屈，连呼吸都透着颤抖：“小曹……我快撑不下去了。”
背景里传来文件摔在桌面的闷响，她的声音忽然压低，像是怕被人听见，又像是憋了太久的情绪终于找到出口：“神户的零部件厂，给中国车企的订单被卡了三成，海关说‘涉及敏感技术’，可我们做的明明只是普通轴承啊！上海的柑橘项目更糟，右翼天天去港口闹，货柜堆着快烂了，本家还说要停掉所有对华合作，说跟着麻生派才安全……”她顿了顿，声音里突然掺了哽咽，“你还记得吗？十年前家族快破产，是中国的合作伙伴连夜打款救我们，现在他们要把恩人推开，我怎么劝都没用……”
我握着手机走到窗边，雨丝在玻璃上画出蜿蜒的水痕，像她此刻拧成一团的心事。想起上次见面，她偷偷塞给我一包家乡的梅子干，说“知道你爱吃酸的”；想起她为了帮我查麻生派的线索，熬夜整理资料到眼睛发红——她的真心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藏在每一件小事里的惦记，是明知右翼势力难缠，还敢顶着家族压力护着合作的勇气。
“小曹，”她忽然放轻声音，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恳求，还有藏不住的牵挂，“你在福冈要小心，我听说麻生派最近在盯外来人……要是查到什么，别自己扛着，告诉我好不好？”
挂掉电话的瞬间，指尖还残留着手机屏幕的温度，心里却像被雨浇过，又酸又胀。我翻开笔记本，看到之前写的“真相”二字，忽然明白，在如今的局势里，连普通人的生计都成了政客博弈的筹码。我提笔在纸上补了一行，字迹被指尖的潮气晕开些许：“她的真心是黑暗里的光，可这光越暖，越让人心疼——疼她的为难，也疼这被政治搅得不得安宁的人间。”
窗外的雨还在下，远处的口号声越来越近，像是在步步紧逼。我握紧袖袋里的相机，心里清楚，接下来的日子，不仅要揭开麻生派的阴谋，更要护着这份真心，护着像小超一样不愿妥协的人——因为她们的坚持，才是打破这片阴霾的唯一希望。
福冈的晨光总算穿透云层时，我已攥着民宿老板手绘的地图站在JR筑后线站台。指尖反复摩挲着纸面，“久留米市榛原町”几个字被红笔圈得发皱，旁边歪歪扭扭的批注“慎入——有右翼值守”洇着淡淡的墨痕，像老人递地图时眼底藏不住的忧虑：“那地方不是正经寺院，是右翼藏脏东西的窝，底下还埋着当年的工事，你要去，可得把脚底下的路看清楚。”
列车穿行过九州平原，窗外的稻田泛着青黄，远处的丘陵裹着薄雾，恍惚间竟与资料里记载的“久留米惨案”场景重叠——1942年，这里曾是倭国陆军辎重部队的驻地，无数中国劳工被押解至此，在地下挖掘巨大的土中试验工事，用于存放化学武器与军事装备。劳工们白天凿土、夜晚被锁在工事里，饿了啃树皮，病了就被直接扔进土坑，最后大多葬身于自己挖掘的工事之下，连姓名都没留下。如今这片白骨累累的土地上，竟立起了“净土宗寺院”，还成了战犯骨灰的藏身处，想来何其讽刺。
民间更有传言，当年工事挖至十米深时，劳工们曾在土里挖出过汉代的青铜剑，剑身上刻着“南京”二字，不知是早年商旅遗落，还是更早的先民迁徙所带。可倭国士兵发现后，不仅砸了青铜剑，还把反抗的劳工推进土坑活埋，说“这片土地只能有大和的魂”。后来寺院重建时，有工人在地基下挖出过锈蚀的铁链与白骨，右翼却对外宣称是“古代武士遗骸”，还逼着工人把白骨埋回原处，谁要是敢说出去，就会被“请”到警局“喝茶”。
我摸出手机翻找资料，屏幕上的文字渐渐拼凑出榛原寺的真相：十年前由倭国“战争遗属会”牵头重建，表面打着“超度战死者”的旗号，实则是麻生派暗中资助的右翼据点。那些本该在东京湾海底永无天日的甲级战犯骨灰，被右翼分子通过篡改档案、贿赂看守，偷偷取回后混在“无名战死者”遗骸中，藏进了地下密室——而这密室，正是在当年中国劳工挖掘的土中工事基础上改建的，墙体里还能看到当年劳工们用指甲刻下的“冤”字，只是被厚厚的水泥盖住，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更令人发指的是，寺院后山立着的三米高朱红观音像，底座不仅经测绘指向正西北——那是南京的方向，是三十万同胞血染的土地，其地基更是直接压在当年活埋劳工的土坑之上。民间传言，这尊观音像的红漆里掺了朱砂与“战死者遗骨粉”，右翼宣称是“镇魂祈福”，可久留米的老人都说，这是借宗教之名行双重罪孽：一是用观音像镇住地下劳工的冤魂，二是让战犯的“阴魂”对着南京方向，妄图掩盖当年的滔天罪行。还有人说，每到雨夜，后山会传来铁链拖地的声音，混着隐约的哭声，像极了当年被锁在工事里的劳工，在黑暗中寻找出路。
“榛原寺到了。”列车广播响起时，我迅速将资料塞进内袋，换上提前准备的灰色连帽衫，帽檐压得极低，混在下车的人群中往寺院方向走。沿途的指示牌都刻着“榛原寺·和平祈福地”，字体鎏金，却透着虚伪的光泽。路上见不到半个游客，只有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在路口来回踱步，耳麦里传来细碎的交谈声，腰间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是右翼派来的值守人员，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个路人，脚边还不时踢着小石子，像是在确认地面下是否有异常——想来是怕有人发现地下工事的秘密。
绕到寺院后山的竹林时，潮湿的空气里突然飘来檀香混合着霉味的气息，那味道不像正经寺院的清净香，倒像陈年尸骨混杂着香灰的腐味，还带着一丝土腥味，想必是地下工事透上来的。拨开半人高的竹丛，朱红观音像的轮廓在阳光下刺得人眼睛生疼——观音像面部被涂成诡异的暗红色，眉心点着的“白毫”竟是用金属片制成，反射着冷光；双手结印的姿势并非传统的施无畏印，反而像极了旧日军举枪敬礼的姿态，指节处的红漆剥落，露出里面的黑色木料，像极了干涸的血迹。底座刻着的“镇魂”二字，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却仍能看出字迹里的阴冷，旁边还刻着一行极小的字：“昭和二十年战魂归位”——昭和二十年，正是倭国战败的1945年，这行字，分明是右翼对军国主义的公然招魂。我蹲下身假装系鞋带，指尖触到底座的石头，能感觉到下面是空的，想来就是通往土中工事密室的入口。
我悄悄按下袖袋里的相机快门，刚要起身，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你是来祈福的？”一个穿灰色僧袍的老人站在竹丛边，手里的扫帚停在半空，皱纹深刻的脸上满是审视，僧袍的袖口磨出了毛边，看得出来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我强压下心头的悸动，用生硬的日语回答：“从东京来，听说这里的观音能消灾，特意来拜一拜。”老人盯着我看了半晌，突然叹了口气，声音压得极低：“消灾？这里哪能消灾，是藏灾。底下埋着多少中国人的骨头，上面就立着多少人的谎言，拜错了神，只会惹一身罪孽。”
他领着我往寺院侧门走，沿途的石灯笼上都贴着泛黄的“战魂不灭”纸条，纸角卷边，却没人敢撕掉；廊柱上挂着的“慰灵碑”，刻着的名字大多是二战时的战犯——松井石根、谷寿夫、东条英机……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名字，竟被当作“英灵”供奉，碑前还摆着新鲜的白菊，想来是近期有人祭拜过。走在石板路上，能感觉到脚下偶尔会有轻微的震动，老人低声说：“底下就是当年的土中工事，右翼怕塌了，每年都要加固，可再怎么加固，也盖不住底下的冤气。前两年暴雨，寺院的墙角塌了一块，露出里面的铁链，右翼连夜就用水泥糊上了，还把当时在场的小和尚赶走了。”
走到寺院正殿后的耳房，老人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才推开墙角一道不起眼的暗门——暗门的把手是用旧铁管做的，上面还留着铁锈，想来就是当年工事的通风口。一股混杂着香灰、尘土与腐朽气息的冷风扑面而来，还带着土腥味，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暗门后的密室约十平米，墙壁潮湿得渗着水珠，能看到上面有模糊的刻痕，老人指着一处说：“这就是当年劳工刻的‘冤’字，被水泥盖过，可一到回南天，字就会显出来。”正中央摆着三层乌木神龛，神龛前的供桌上，摆着清酒、和果子与旧日军军粮样式的压缩饼干——这些都是战犯生前爱吃的东西，右翼竟用这种方式“缅怀”刽子手。
最上层的玻璃柜里，十几个白色骨灰罐并排摆放，罐身贴着的标签被刻意撕去一角，却仍能看清“东条”“松井”“谷”等熟悉的姓氏，罐口盖着的红色绒布，与朱红观音像的颜色如出一辙。我盯着那些骨灰罐，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1948年12月23日，东京审判后，这些战犯被绞死在巢鸭监狱，骨灰本该被撒入东京湾，让他们永无葬身之地，可如今，他们竟被右翼分子偷偷取回，放在中国劳工挖的工事里“供奉”，像极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历史倒错。
“每月十五，右翼都会来这里祭拜，”老人指着供桌旁的登记簿，上面记录着“祭拜者姓名”，麻生太郎、高市早苗的名字赫然在列，“他们祭拜时还会往地下工事里扔‘慰灵符’，说要让战犯的魂‘守住’这片土地。去年有个反战学者来调查，被他们发现后，直接推进了工事的暗格里，关了三天才放出来，出来后就不敢再说话了。”老人从袖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个穿学生装的少年，笑容明亮，可照片边缘已被泪水浸得发皱，“这是我儿子，三年前他偷偷拍了密室的照片，想交给媒体，结果被右翼打成重伤，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连话都说不清。他以前总说，底下的劳工还在等着真相，我们不能让他们白死。”
我悄悄按下录音笔，将老人的话、神龛的布局、骨灰罐的数量一一记录，又拿出相机，对着骨灰罐、供品、登记簿，还有墙上隐约的“冤”字快速拍摄。刚要拍下玻璃柜上“战魂永存”的牌匾，远处突然传来汽车引擎声，轮胎碾过石子路的声音格外刺耳，还伴随着金属碰撞的声响——想来是右翼带着新的“供品”来了。“他们来了！是麻生派的人，手里说不定还拿着新的战犯骨灰！”老人猛地关上暗门，拉着我往耳房的储物间躲，储物间里堆满了破旧的僧袍与经书，灰尘呛得人忍不住咳嗽，我死死捂住嘴，生怕发出一点声音，脚下踩到一个硬物，摸起来像是块旧砖，上面似乎还有刻痕，想来就是当年工事里的砖块。
透过储物间的门缝，我看见五六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走进正殿，为首的正是在福冈协同商会见过的麻生派骨干，他手里捧着一个黑色木盒，木盒上刻着樱花纹，里面装着的，想必是新“请”来的战犯骨灰，身后的人还扛着几个金属桶，看样子是要往工事里倒“慰灵酒”。“把新的骨灰罐放在最上层，东条英机的旁边，”男人的声音带着命令的口吻，“下周要请高市议员来祭拜，还要让媒体拍工事里的‘慰灵场景’，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告诉值守的人，最近盯紧点，尤其是下雨天，别让有人靠近后山，万一塌了就麻烦了。”
等到脚步声远去，老人才敢打开储物间的门，他的手还在发抖，却仍把一张纸条塞给我：“这是密室的平面图，还有土中工事的通道位置，右翼每月祭拜的时间也在上面。你拿着这些证据，一定要让更多人看清他们的真面目——不仅供奉战犯，还踩着中国人的骨头搞阴谋。别像我儿子一样，只能眼睁睁看着，却什么都做不了。”我接过纸条时，触到老人冰凉的手，那是常年在潮湿的寺院里受冻、又因儿子重伤而心力交瘁留下的痕迹，也是普通倭国民众对抗右翼的勇气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