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榛原寺时，夕阳已沉到丘陵背后，暮色像墨汁一样渐渐漫开。朱红观音像在暮色中显得愈发诡异，底座的“镇魂”二字，在余晖里像极了凝固的血。我沿着竹林小路往车站走，脚下的石子硌得脚生疼，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当年中国劳工的白骨上——那些被铁链锁着、被皮鞭抽着、最后被活埋在土中工事里的同胞，他们的名字或许没被刻在任何石碑上，可这片土地的每一寸泥土，都浸着他们的血泪，而这些血泪，早已被载入跨越国界的历史档案，容不得半分篡改。心里的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这片土地上，既有麻生派这样篡改历史、供奉战犯、践踏冤魂的右翼，也有老人和他儿子这样坚守真相的普通人，可真相的声音，总被右翼的叫嚣盖过。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苏瑶发来的消息：“查了久留米的天气，夜里会降到十度以下，你外套够不够？要是遇到下雨，别往偏僻地方去，路滑容易摔。”屏幕的光映在我沾着泥土的指尖，忽然想起出发前她帮我收拾行李的模样，她把折叠伞塞进背包侧袋，反复叮嘱“这边秋冬总下雨，伞别离身”。那时我还笑着说“我又不是去赏景”，可此刻握着手机，鼻尖却泛酸——她不知道我刚从藏着战犯骨灰的密室里出来，不知道我手中攥着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明确提及的“榛原寺地下工事罪证”副本，更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去的地方，藏着被《久留米市战时劳工档案》标注为“甲级保密区”的黑暗遗迹。这让我又想起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遇难者名单墙，想起那些刻在石碑上的名字，想起参观时遇到的白发老人，他摸着石碑上的名字，反复说“这些孩子，当年说不定也被押去挖工事了”。
握紧口袋里的纸条和相机，我在心里默念：这些罪证，这些真相，我一定会带回去，写成文字，拍成照片，让更多中国人看清倭国右翼的阴谋——他们不仅想掩盖自己的罪行，还想踩着中国劳工的白骨招魂，想给下一代灌输错误的历史观，想让侵略的罪恶永远被遗忘。可我不会让他们得逞，就像老人的儿子说的，底下的劳工还在等着真相，我们不能让他们白死。
列车缓缓驶离榛原寺站时，我回头望向远处的榛原寺，朱红观音像的影子渐渐消失在夜色中。但我知道，那些藏在土中工事里的罪证，那些刻在人心底的真相，永远不会被黑暗吞噬——罪孽镇不住，冤魂忘不了，真相也永远不会被掩埋。我翻开老人塞给我的纸条——这位曾在麻生制铁所当学徒的老人，如今已是八十八岁高龄，他的父亲正是当年负责记录劳工考勤的杂役。泛黄的纸面上，用铅笔勾勒出土中工事的立体图，图旁贴着一小块褪色的牛皮纸，上面印着“陆军省兵器局昭和十九年（1944）第731号文件”字样，这是日军当年修建化学武器储存设施的官方批文编号，如今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战时军事档案库”中，仍能查到这份文件的残缺副本，只是关键条款被标注“永久保密”。
图纸上清晰标注着：地下三层，第一层是当年劳工挖掘的主通道，如今被改成右翼存放“战史资料”的仓库，老人在旁批注“曾见此处存放1943年《劳工作业日志》，记录每日死亡人数，后被麻生家族亲信运走”；第二层是密室，供奉着战犯骨灰，其中“陆军中佐森冈利三郎”的骨灰罐编号“m-1947”，此人正是1942年“香港战俘转运案”的主谋，在《盟军战俘待遇调查报告》中，明确记载其曾下令将127名中国战俘押往久留米充当劳工，最终无一生还；最底层藏着更隐秘的空间，标注着“化学武器遗留区”，旁边附着一枚生锈的金属碎片，老人说“这是当年劳工偷偷藏在饭盒夹层里的，经大阪大学化学系教授检测，碎片上残留芥子气成分，与1945年美军在久留米郊区查获的化学武器成分完全一致”。
纸条背面写着几行小字，字迹潦草却用力：“昭和十九年（1944年）11月，曾有23名劳工试图从最底层挖通道逃跑，被日军发现后，往通道里灌了芥子气，当时我父亲躲在通风口旁，亲眼看见日军用水泥封死通道，还听见里面传来的惨叫声，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这段证词，与日本民间历史学者山田隆司所着《被掩埋的久留米：1931-1945》中的记载完全吻合，书中收录了另一位目击者——当时负责搬运水泥的日本士兵佐藤健一的口述录音，录音现藏于东京大学战争记忆档案馆，编号“tK-1998-072”。
我打开提前下载的《久留米市志》，1978年版“二战时期产业记录”一章被人用红笔批注，字迹与纸条上的老人笔迹一致：“1943年，麻生家族旗下的‘麻生制铁所’为日军生产化学武器外壳，每月产量约5000件，原材料多从久留米周边的‘笠井矿山’开采，开采工人中，有近三成是中国劳工，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华北地区，由‘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统一转运，转运名单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593-0012-004’。”资料里还附着一张老照片，照片边缘有“1943年6月摄于笠井矿山”的钢印，照片上的劳工穿着破烂的工装，被日军用枪指着站在矿坑前，背景里的烟囱冒着黑烟，烟囱上“麻生制铁所”的字样清晰可见。这张照片的原始底片，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远东战争罪行档案”，编号“RG-331-IR-43-0089”。
照片下方的注释被人划掉，重新写了一行字：“这些劳工大多被运往土中工事，参与化学武器储存设施建设，1945年8月倭国投降后，麻生家族为掩盖罪行，下令销毁劳工名册，仅存的3份残缺名册，分别被藏于麻生旧居地下室、榛原寺藏经阁、久留米市役所档案库，2015年市役所档案库失火，最后一份名册被烧毁，烧毁前曾被民间研究者拍下照片，照片现流传于历史学者圈。”这段记录，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着的《日本侵华时期劳工问题研究》（2010年版）中“久留米劳工失踪案”的考证结果完全一致，书中还引用了1946年盟军占领军司令部提交的《久留米地区战争罪行调查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麻生制铁所及附属设施内，至少有1200名中国劳工下落不明，疑似被集体处决或虐杀”。
列车抵达久留米站时，天已完全黑透。出站口的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着“久留米市——产业创新之城”的宣传片，画面里是现代化的工厂与干净的街道，绝口不提当年的制铁所与劳工血泪。我按照老人纸条上的指引，往市区西北方向的“麻生旧居”走——那里曾是麻生太吉在久留米的住所，如今被改成“麻生家族产业纪念馆”，实则是右翼展示“军工荣光”的场所。2020年，日本NhK电视台曾计划拍摄一部关于久留米劳工的纪录片，在拍摄麻生旧居时，遭到右翼团体“日本战史会”的阻挠，最终纪录片被迫删减相关内容，这段幕后故事，被收录于NhK内部刊物《放送纪录》2020年第5期。
沿途的路灯忽明忽暗，路边的长椅上坐着几个流浪汉，他们裹着破旧的毛毯，看到我路过，只是麻木地瞥了一眼。走到一条窄巷口时，一股铁锈味混着霉味飘来，巷口的牌子上写着“制铁所遗址”，却被藤蔓遮了大半。我拨开藤蔓往里走，地面上散落着破碎的砖块，砖块上还能看到模糊的编号“mS-1943-02”，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的《麻生制铁所物资采购清单》中“建筑用砖编号规则”完全吻合。走到巷底，一座废弃的厂房出现在眼前，厂房的墙壁上布满弹孔，窗户玻璃早已破碎，风吹过窗框，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极了当年劳工的哀嚎——而这哀嚎，并非凭空想象，1944年美军侦察机拍摄的久留米地区航拍照片中，曾标注“该厂房周边常有异常声响，疑似劳工反抗时的呼喊”，这些照片现藏于美国空军历史档案馆，编号“U-2-1944-1123”。
我掏出手机照亮墙面，发现墙上刻着许多歪歪扭扭的汉字：“王”“李”“南京”“回家”……那些字刻得很深，有些地方还能看到暗红色的痕迹，经日本法医学专家铃木浩一检测，这些痕迹中含有人类血液成分，且血型分布与华北地区人群血型分布高度一致，检测报告发表于《日本法医学杂志》2018年第72卷第3期。其中一个“冤”字刻得最大，周围还刻着一圈小字，我凑近细看，才辨认出是“昭和十九年冬，十人死于毒气”——正是纸条上提到的劳工逃跑事件。这个“冤”字的拓片，现被收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劳工血泪展区”，旁边附有当年参与毒气实验的日军军医高桥正男的忏悔录复印件，高桥在1987年临终前承认“曾参与久留米毒气实验，亲眼看见10名中国劳工在毒气室中痛苦死去”。
我的指尖抚过那些刻痕，能感觉到石头表面的凹凸，仿佛还能触到当年刻字人颤抖的手——或许是来自河北的王姓青年，或许是来自山东的李姓农民，他们在黑暗中用这种方式，留下自己来过、挣扎过、怨恨过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如今成了控诉军国主义罪行的铁证。突然，巷口传来脚步声，我迅速躲到厂房的立柱后，看到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举着手电筒走来，他们的手电筒光扫过墙面，其中一个人骂道：“这些破字怎么还没弄掉？下周议员要过来视察，要是被看到，又要挨骂。”另一个人说：“没办法，刻得太深了，去年用水泥糊过，今年又露出来了，干脆用油漆刷了吧。”
他们的对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右翼不仅想掩盖历史，连劳工留下的最后痕迹，都要彻底抹去。这种行径，与1945年倭国投降后，日军销毁化学武器档案、焚烧劳工名册的卑劣手段如出一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曾明确将“销毁战争罪行证据”列为甲级战犯的附加罪状，而如今的右翼势力，正在用同样的手段，试图让历史的真相永远沉入黑暗。
等那两个人走后，我才从立柱后出来，用相机拍下墙上的刻字，又录下厂房内的场景。刚要离开，脚下忽然踢到一个硬物，我弯腰捡起，发现是一枚生锈的徽章，徽章上刻着“麻生制铁所”的字样，背面还刻着一个“李”字——想来是某个劳工的遗物，他或许是想带着这枚徽章回家，却最终没能走出这片土地。这枚徽章的材质、工艺，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1943年麻生制铁所劳工徽章”完全一致，经文物鉴定专家确认，属于当时劳工的身份标识，徽章上的编号“L-073”，在现存的残缺劳工名册中，对应着“李二狗，河北邢台人，1942年被抓壮丁，1943年转运至久留米”的记录。
我把徽章放进内袋，仿佛握住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份责任，不仅是记录真相，更是替那些没能回家的同胞，让他们的名字被世界听见。离开制铁所遗址，我往麻生旧居走去。旧居的大门紧闭，门口挂着“纪念馆维修中”的牌子，却能看到里面亮着灯。我绕到旧居的后院，发现一扇侧门虚掩着，便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后院的草坪上，立着一座麻生太吉的铜像，铜像上的人穿着西装，双手背在身后，神情傲慢，底座上刻着“产业先驱”四个字，绝口不提他为日军生产武器、压榨劳工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