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二月，辽东。
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庞，我，杜文钊，15岁。裹紧了身上那件不算厚实的棉甲，踩着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泞，走在望不到头的队伍里。脚下的土地是黑褐色的，带着枯草的腐败气息和初春融雪的湿冷。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特的味道——汗臭、皮革、铁锈、还有隐隐的恐惧，数万人马行动扬起的尘土，似乎都压不住这种无形无质，却又能真切闻到的东西。
我原是京营一小兵，北直隶人士，世代军户。父亲是个总旗，去岁在辽东一次小规模冲突中没了音讯，说是“失踪”，但谁都知道，在这片地界，失踪就等于死了。我本该顶替他的缺，许是上官怜悯，或是营中实在缺人，竟把我这新丁也编入了此次征讨大军。
“文钊儿，发什么愣呢！跟上！”身旁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
是赵老蔫，我同乡，也是个老军户了。他年纪比我大上一轮还多，脸上沟壑纵横，写满了风霜和一种我那时还看不懂的麻木与狡黠。他总说自己是“老兵油子”，这次出征，他私下里没少唉声叹气。
“蔫叔，”我加快几步，与他并行，“这路……还得走多久？”
“多久？”赵老蔫嗤笑一声，吐掉嘴里嚼着的草根，“走到地头呗。杨经略（指明军总指挥杨镐）说了，咱大军四路并进，犁庭扫穴，直捣赫图阿拉！到时候，擒了那努尔哈赤老酋，咱们都能领赏钱，说不得还能给你爹挣个追封。”
他说得轻松，但眼里却没半点光彩。我听得“赫图阿拉”和“努尔哈赤”这几个字，心里不由得一紧。出发前，军营里就没少流传关于建州女真的可怕故事，说他们如何悍勇，如何在马上来去如风，如何嗜杀。我们京营兵，虽说训练也算刻苦，但真正见过血、打过硬仗的，怕是没几个。
“听说……建奴很能打？”我压低声音问。
赵老蔫斜睨我一眼，哼了一声：“把‘听说’俩字去掉。岂止是能打？那帮子山里林子里钻出来的野人，一个个跟豹子似的。咱们呢？”他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号褂，“咱们是老爷兵，看着光鲜，真碰上硬茬子……嘿。”
他没再说下去，但那声“嘿”里的意味，让我后背有些发凉。
我们的队伍属于北路，归开原总兵马林统领。加上前来助战的叶赫部女真兵和朝鲜火枪手，号称两万余人。我所在的是一个把总队，长官姓李，是个面色严肃的汉子，平时话不多，但操练起来毫不含糊。
又行了一日，天气愈发恶劣。先是雨夹雪，后来干脆飘起了鹅毛大雪。寒风卷着雪沫，直往领口、袖口里钻。铁甲片冰得刺肉，脚下的泥泞变成了冰碴子，每走一步都咯吱作响，艰难异常。队伍的行进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抱怨声、咳嗽声、军官的催促喝骂声混杂在一起。
粮草辎重车辆更是深陷泥淖，民夫和辅兵们喊着号子，拼命推拉，骡马喘着粗气，鼻孔喷着白雾，进度迟缓得令人心焦。
赵老蔫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凑近我，声音压得极低：“小子，看见没？这仗还没打，天时地利就先丢了一半。大军行动，最忌迟缓拖沓，四路兵马约定合围，咱这北路慢了，其他三路要是快了，岂不是成了孤军？那努尔哈赤老奸巨猾，岂会放过这等机会？”
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这寒冷和泥泞确实让人士气低落。出发时的那点兴奋和建功立业的心思，早已被这无休止的行军和恶劣天气磨得差不多了。
晚上扎营时，雪终于小了些。营地依着一条结冰的小河展开，篝火星星点点，在暮色和雪雾中显得微弱而凄凉。我和赵老蔫分到一小块硬得像石头的干粮，就着烧开的雪水勉强下咽。寒意从四面八方袭来，即使围着火堆，也觉得骨头缝里都是冷的。
巡营的军官脚步声远去后，赵老蔫从怀里神秘兮兮地掏出一个小皮囊，拔开塞子，一股辛辣的酒气飘了出来。
“来一口，驱驱寒。”他递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抿了一小口。一股火线从喉咙直烧到胃里，呛得我直咳嗽，但随之而来的暖意确实让人舒服了些。
“蔫叔，你说……咱们能赢吗？”借着那点酒劲，我把心里的不安问了出来。
赵老蔫夺回皮囊，狠狠灌了一口，抹抹嘴，望着跳动的火苗，半晌才说：“赢？怎么算赢？杀了努尔哈赤？灭了建州？朝廷大概是这么想的。但对咱们这些小兵卒子来说，能活着回去，领到答应好的赏钱，让家里婆娘娃儿能吃上几顿饱饭，那就是赢了。”
他叹了口气，声音里充满了疲惫：“文钊儿，记住叔的话。真打起来，别傻乎乎地往前冲，但也别当逃兵，那死得更快。跟紧我，机灵点，眼睛放亮，耳朵竖尖，保住小命最要紧。什么忠君报国，那是老爷们该想的事。”
那晚，我躺在冰冷的帐篷里，听着外面呼啸的风声和远处战马的嘶鸣，久久无法入睡。父亲模糊的面容、母亲含泪的送别、京营校场上的操练号令、还有那些关于建奴凶残的传闻……各种画面和声音在脑子里交织翻滚。对战争的恐惧和对未来的茫然，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