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陆垚跟陆盱表明了自己要闭关看书的决心，在此之前，陆盱虽说已经对陆垚的态度有所改观，不过说到底，毕竟陆垚现在也就是个五品官员，而且还是不用上朝的那种，陆盱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对于陆盱这样的人来说，男子汉大丈夫，还是要想着报效国家，入朝为官，才是正经的出路，所以，就算陆垚各个厂子弄得风生水起，再加上其他的各种产业赚的盆满钵满，但是这也并没有让陆盱觉得特别开心。
反倒是这次的新蹴鞠大赛，陆垚在其中的表现让陆盱着实有些刮目相看，本来陆盱以为，这新蹴鞠大赛只不过是跟其他的产业一样，陆垚只是想要通过这个比赛来获得一些名声，又或者是再赚上一笔钱。不过，当陆垚说出这比赛对于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时候，陆盱还是对自己这个儿子高看了一眼的。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陆盱鼎力支持陆垚的情况出现。
然而，陆盱和陆垚心中都明白，在如今这个世道，其实对于生长于官员家庭中的孩子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命运，似乎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还没有哪个官员的孩子最后不选择入朝为官这一项。不过，陆垚是个特例，其实一开始，他倒是真没有要入仕为官的打算，他本想着，在这汴梁，好好搞自己的产业，好好弄一些工厂，赚钱，潇洒一生，多么快活。
然而，世事变迁，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陆垚对韩家的小姐韩韫玉一见钟情，而那韩永合，又偏偏是个十分喜欢官场的人，他现在已经做了尚书大人，若是想做他的女婿，那可以说不弄个虚名扣在脑袋上，是绝对不够资格的。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点原因，让陆垚决定好好参加这次科举考试的，还是因为之前和棠溪发生的事情，民生疾苦，陆垚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实在有限，若是想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这个现状，那就只能有一种方法，就是自己掌握权力，去实行变法。
当然，历史上实行变法的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一点陆垚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在自己真的没有到达那个位置之前，陆垚也不想直接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一来是亲事，客观上必须要在科举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二来，也是为自己心中的理想铺路，必须在朝堂之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客观因素还有主观想法，都催促着陆垚去参加这次科举考试。当然，至于如果真的科举及第了，后面的事情，陆垚现在也没太细想。
七天的时间，自己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自己也没有想过，所谓尽人事听天命，陆垚也就只能这么去想了。
说起我国的科举制度，那可是有许多的资料可以参考。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都是定期的举行的。唐朝科举与宋初科举每年举行一次，宋太宗时期改为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唐朝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宋朝科举考试有进士、明经科目，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和诗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明清科举改为考八股文。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想到这里，陆垚不由得想起了王安石，按照年岁来算，这王安石今年应该是三十左右岁，还没到他出山进行变法的时候，一想到王安石，就不得不提到在王安石之前也举行过变法的范仲淹。其实一直以来，陆垚的那个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那就是，按照年头来算，现在已经是范仲淹变法之后的时候了，为什么在朝堂之上，所有官员的口中，还有陆垚看到的一些大小事物当中，都完全没有范仲淹变法的迹象呢？
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说，因为穿越的原因，时间发生了错乱？
说回科举。
周代以“乡举里选”的方式，即由“乡老”（族长）等选拔本乡土的贤士，经过地方长官的层层上贡，直达中央。上贡到王的贤士，由王亲自考试，内容是射箭。在周代以前的社会中，只有统治集团家族的成员才有可能接受教育而成为知识分子，国家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主要由统治集团内部成员所世袭领有，具体表现就是周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有某种举荐选拔，也基本上不超出宗法家族的范围。举荐选拔超越世袭血缘关系的罗网而登上高位的只能是极其偶然的例外。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卿世禄制被严重破坏，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下层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过举荐、考核而选拔登进人才的情况越来越多。由举荐考核而任用（以及按劳绩提升）的官僚制度逐渐产生。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面的扩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刘邦下诏命令各级臣下举荐贤才，形成后世乡贡的最初形态。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两次下诏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对被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诏令各郡国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后来两科逐渐合并为一科，称为“孝廉”。此外“秀才”也是察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东汉时为了避讳刘秀而改成“茂才”。唐宋时泛称一般读书应举者为秀才，明清特指通过初级“县试”入学的学生为秀才。汉代各科察举都要通过朝廷考试。但是汉代察举考试与后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区别在于：考试在察举中并不重要，举荐是决定性的。察举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基本不存在黜落，“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 。举荐权掌握在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权贵手中。察举并不是两汉仕进的最大渠道。从汉初以来”任子“、“赀选”、皇帝和各级官僚的直接辟召仍然进行。一般士人往往时先征辟为州郡吏员，才由上司向中央察举为秀才、孝廉等等。但是，一般没有门路的布衣平民，几乎没有被察举的可能性。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西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在南朝齐时，秀才科的策试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五问（合格）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 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不及格四等，而不及格者“不合与第”，不予授官。这说明考试已经比过去严格得多。南朝梁时，梁武帝在建康设立五经馆，考试及格就给官做。各地寒门士子纷纷投馆就学。其考试办法为“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已经明确提出了对寒门庶族子弟不论出身，随才录用的规定。
在北朝，北魏、北齐“凡州县皆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州县都设置中正，中、考功郎三个部门的官员分别考核秀才、贡士、廉良三类人。）可见，北朝当时的考试办法已经分科别类的实行，并且监督考场，不合格的举人当场就遭受斥黜。
不难看出，在科举制度的初期，其实寒门子弟，也就是和陈晨一样的那些布衣家庭的孩子，是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的，即便到了现在，如果不是陆垚的活字印刷术出现，还是会有许多的人连书都看不上，文化程度的缺失，也是造成了国力没有办法发展的重大原因。
科举制的首创时间史学界存在争议，有汉朝、隋朝、唐朝多种说法。
部分历史学家以隋朝有分科举人与进士科为由认为科举制开始于隋朝。 部分历史学家考证证明科举制开始于汉朝，证明汉朝不仅有分科举人、按科举人，汉朝还有考试进用，而且没有可靠证据证明隋朝有进士科。部分历史学家考证证明科举制的本质是唐朝开始的允许自己报名参加（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以及考试黜落法，科举制开始于唐朝。
究竟这科举制的首创时间到底起源于何处，现在也没办法做过多的考究，不过，唐宋这两个朝代，确实是科举制发展较为鼎盛的时期。
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学院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等。唐朝对秀才要求特别高，结果士人很少应试秀才，不久秀才一科就废罢了。此后“秀才”岁成为对一般读书应举者的通称。明经、进士二科在唐代科举吸引了最多的考生。
明经起源于的汉代，唐代“明经”科考试各部儒家经典，此外还包括《老子》。明经不全考十多部儒家经典，而是分为明一经、两经、三经、五经四个级别。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规定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为进士科加试帖经、杂文，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远射、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摔跤、举重等。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
唐代制科科目多达一百多个，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等。应制科试者可以是平民，也可以是科举及第者，现任或罢任官员也可参加。
唐朝科举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的确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唐文宗时的宰相段文昌，王播都是寒门贫士，早年甚至吃不上饭，向人求食，他们都是通过进士及第入仕的。这些寒士显达后多拉拢同类，如李逊、李建兄弟“家素清贫”，举进士而得高官。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建知贡举，“三十三人皆取寒素”。
科举放榜后为学子们举行的庆祝的宴会，在唐代、五代、宋初称为闻喜宴，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开始改为在琼林苑举办，因此这场宴会又被称为是“琼林宴”。
陆垚想到这里，不由得已经开始有些头大了。虽说自己有着穿越者这个身份的优势，只不过，跟一些这个时代的穷酸文人们凑到一起，陆垚真觉得到时候恐怕自己会坐立不安，估计都不知道说些什么。
不过好在，至少欧阳修、苏轼苏辙应该都会出席，到时候陆垚还是找一些自己熟悉的人跟他们聊天吧。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变。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唐代科举考试有两级（即地方州县的发解试和中央尚书省礼部的省试），宋初承袭其制。开宝六年（973年）以后，宋朝将天子亲临殿试变成为定制，州县发解试第一名自唐以来即称“解元”，中央省试第一名宋代改称“省元”，殿试第一名方才称“状元”。“连中三元”遂称为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愿望。殿试时皇帝一般并不亲自阅卷，事实上仍由各考官阅定等。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御览”。皇帝控制科举的最后一关——“殿试”后，新进士们即成为“天子门生”。
应该说，陆垚最后的目标，就是成为天子门生，也就是，通过殿试。当然，若是能走到这一步，也就意味着，他自己一定会取得科举及第的成绩。
虽说在陆垚看来，这次的考试是一个开卷考试，自己有着充足的时间去做准备，不过，也不要小瞧了那些为了这次考试准备了许久的其他考生。更何况，这些人的压力，比起陆垚来可能要小上不少，对陆垚来说，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有陆府的地位，都和自己这次科举考试的成绩息息相关。
弥封、誊录，时北宋对科举制度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弥封就是将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记录封贴起来，又叫做“糊名”。糊名之法最早出现在唐朝，唐初在吏部诠试授官时，所试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五代后周广顺三年（953年），知贡赵上交首次在进士考试中采用糊名弥封的办法取士。
考生姓名弥封后，考官仍能认识其笔记。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设置誊录院，殿试卷子一律派专人抄录，然后试官审阅，此后省试、发解试也次第推行誊录制度。此外，北宋还进一步加强了科场纪律，实行严格的搜身法规，考察内兵卫罗列，巡行监视。北宋时举子入场挟带作弊之风颇盛，举子“重裘而进，便于怀挟”，“挟书为奸”者颇多。北宋力求堵塞各种权门舞弊之徒，自然要严肃考场纪律。
这些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后期，此种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变，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好在，赵祯这个时候，这种监考制度还是执行度非常高的，至少在陆垚这次考试过程中，想要作弊，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想到这里，陆垚多少还是觉得有些欣慰的，别的不说，就拿现代的大大小小各种考试来说，作弊者真的是不计其数，从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最出名的，就是所谓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了，直到现在，每到考试的前一个月，甚至于两三个月前，各个学府的门口就总会出现这么一帮人，会小声的问你，四六级包过，需要么？
又或者，每个教学楼内，也都开始有小广告的张贴了。
虽说科技在进步，但是这些投机取巧者们的手段也在进步，现在看来，古代的这种考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监考的严厉程度可要比现代的考试要严格多了。
最关键的，还是说处罚的手段，要知道，在古代如果真的被当场发现作弊，那最大的处罚，可是要杀头的，或者，终身禁止你考试。这样的惩罚，可比现代只是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的处罚要强太多了。
北宋科举最初仍每年举行，但随着实行弥封、誊录，增加殿试等，使每一次考试的组织准备、人员安排等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果每年举行考试，从中央到地方都会疲于奔命。因此从宋太宗以后，科举实际上已没有每年举行。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宋代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
虽说这是一件好事，不过陆垚已经做好打算，若是自己取得了一个好名次，获得了机会，一定要建议赵祯取消这个典礼。
很简单，当着所有考生的面直接公布所有人的成绩和名次，对于那些成绩优异的人来说，自然是内心无比激动，他们可以肆意的去嘲讽那些成绩不如自己的人。
而对于那些排名靠后，或者说直接落榜的人来说，这会是多大的打击呢？要知道，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最后获得成功的人，也不过是那么一小部分罢了，实在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么一些人，去打击其他人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变。宋朝加强了科举考试中策论的地位和重要性。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与王安石正式推行科举改革：科举只设进士一科，将原来的明经、学究等科（泛称“诸科”）都撤消并入进士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考试，改试经义、论、策；殿试仅试策一道。王安石改革科举的重要目的是统一思想、学术。
科举考试前期重在诗赋论策，后期重在经学，王安石废诗赋考经义，正是这一转变的枢纽。元、明、清以程朱一家之说严酷统制知识分子思想，也由王安石用《三经新义》、《字说》等统制学校、科举而开其先河。 明清科举所重的“八股文”，正是直接从王安石制定的“经义“演化而来的。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司马光等人的反对。
想到这里，陆垚不由得有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现在王安石还没有举行变法，按照他的年纪来说，应该也不过就是在地方做一个地方官罢了。若是自己哪日得到机会，将王安石请过来，再让他和苏轼好好交流一番，说不定，双方可以化敌为友。毕竟两个人都是陆垚十分崇拜的历史人物，陆垚可不想到最后这两个人发生什么大冲突。
而且，王安石的变法，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陆垚此举，也等于说是在救王安石。
宋神宗死去，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当宰相，推翻了科举改革，仅保存了新法以经义取代墨义的部分。元佑四年（1089年），由于经义取士推行了十多年，许多士人已不长于诗赋，因此宋朝又将进士分为诗赋、经义两科。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又恢复了王安石所定的科举规制。
北宋取消了吏部铨试。但是从宋太祖开始殿试举人，给士子们在省试上增加了一道难关。不少人省试通过了，殿试却遭黜落。宋人的《邵氏见闻录》与《燕翼贻谋录》等书记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第，贫不能归，多有赴水死者。”皇帝用殿试取黜士人，那么落第者的怨愤必定直接指向皇帝。有个叫张元的士人，多次殿试落第，愤而投奔西夏，帮西夏出谋划策，西夏军连年侵宋，宋军迭遭惨败，闹得北宋君臣不安，大臣们都怪殿试黜落士人。于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正式下诏“进士殿试，皆不黜落”， 此后举人通过省试后，就算稳拿进士，殿试只排列名次。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达四百五十余人。唐朝总共取进士总数才六千多人。宋仁宗对进士名额做了限制，规定每科不超过四百人。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达一百三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取进士数是唐朝每年取进士数的十几倍。
宋代科举是为有钱人家所包揽的。 吕蒙正、范仲淹、欧阳修等寒士在科举及第者中是极少数，而且他们也并非贫苦农民出身。科举所需的经济开支，的确不是一般农家所能负担的。 三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县的殷实人家，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携儿子进京赶考，苏轼兄弟虽金榜题名，然而家当也开销的差不多了。次年苏洵之妻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丧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惨景。 这还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产的花费。小户人家岂敢问津如此科举？北宋科举名额的扩大几乎把全社会的读书人都吸引了进去，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头白身衰，出入科场，死而后已。而在唐代，科举还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还不足以吸引整个知识阶层。
宋代科举杜绝引荐，纯以试卷定取舍，但考试内容的不合理却因此更加突出，诗赋、经义并不是选拔人才的科学尺度。像王安石、苏轼兄弟、范仲淹这样兼长文学与政事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唐代“通榜”办法允许考官有较大的自主权，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选出那些虽不长于文词却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绩卓着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而宋代科举一决于考卷，便使不长于文学的才能之士难于出头，而单有文采却不懂治国理民的人可能选在高第，例如黄庭坚、张九成等等。
而弥封、誊录这些法律随着南宋政治腐败而日益受到破坏。北宋统治者为了笼络知识分子而全面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由此形成后期封建社会的一大普遍弊端，即严重的冗官问题。由于宋代进士录取额是唐代的十多倍，为了安插众多科举入仕者，宋朝大幅增加官僚数量，两宋的官吏队伍空前庞大臃肿，行政效率极低。宋代科举取士之滥，造成官冗之弊，许多官员侯缺久，生活苦难，一旦到任，“侵渔求取“（侵夺索取别人的所有），“无所不为”（什么坏事都做），剥削无所不至。
后面明清的科举历史就可以不用看了，其实纵观整个科举制度，对于陆垚这种阶层上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而在陆垚看来，这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端，还是在于寒门子弟虽然考试的参考人数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增多，可是到最后能够进士及第的人，来自寒门的，却是少之又少。
一定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讲完了历史，陆垚开始研究起了考试的科目。
各朝科举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科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等等 。宋朝王安石变法将科举改为只设进士一科。元、明、清时期的科举也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现在的时间，还没有到王安石变法的阶段，所以，对于这些科目，陆垚还是需要都了解一些才好。
墨义：即笔答，考官根据经文出题，考生笔答该句经文的前人注疏或上下文。有时采取口答的形式，就称为口义。
帖经：就是考官任取经典中某一段，用纸条贴盖其中数字或数句，令考生背出来，类似现代填空考试的办法。
策问（时务策）：考官就当前时务提出策问，考生书面作答。唐科举各项中，明经科取士最多。但最荣耀尊贵的，却是进士科。唐朝初期的进士科考试为“时务策”五条。时务策涉及国家现实问题，使读书人从故纸堆中爬起来，面向社会，观察、思考问题，设计解决办法。
诗赋
诗赋，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进士科加试帖经若干条和杂文二首，至此，进士科形成了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制。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测试文学才华。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便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
诗赋考试要求人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人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因而比帖经墨义之类要清新活泼而富于灵气。诗赋考试还可以看出考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水平，这是为官从政的基本条件，便于在考试中区分优劣。因此诗赋取士较之后世将考生思想束缚于孔孟之道的“经义”，地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杂文
杂文泛指诗、赋、箴、铭、表、赞之类，测试应试者的文学才华。自魏晋以来，社会上崇尚文学之风日盛。唐玄宗开元年间，杂文二首明确定为诗、赋各一首。诗赋考试要求考生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还要求考生具有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感受能力，比帖经墨义之类要清新活泼而富于灵气。
其实这些在陆垚看来，更有些像现代的语文科目考试，再加上公务员考试当中的申论相结合，其中，除去策问是需要自己临场发挥，结合当下时事作出回答之外，其他的，都是通过背书可以解决的，更何况，对于唐宋的诗词，陆垚可以说，掌握程度绝对不低。
乍一看之下，这科举考试好像真的还涉及范围挺广的，而且，在陆垚看来，这科举制度，消极和积极的影响都有。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与封建社会其他所有选举制度相比 , 科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造成了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科举制使应考之人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对于调动人的积极因素，广泛搜罗人才，有着无可辩驳的优点。以考试取士，权在国家，考取者无私恩，黜落者无怨恨，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政治的清明。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起过促进作用。科举制度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造成封建社会的人才流动”。有一些平民通过科举考试可以上升为统治者；另一些官宦子弟却因科举失利而沦为平民。科举制度推动了不同等级成员之间的流动，为历代统治者甄拔了一批又一批的臣僚百官，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科举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自然也有它的弊端。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第二，由于入仕途径单一，只有通过科举考试的人才能做官，而很多人又有做官就能发财的想法，所以导致部分士人产生了畸形的价值观，从而催生一些家庭和社会悲剧。第三，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不过，对陆垚来说，现在，除了科举这一条路，自己，也没其他的路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