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砧峪的锤声与文化角的读书声，构成了独立大队稳固根基、淬炼内功的主旋律。然而，要想在敌后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仅靠自身的硬实力还远远不够。广阔的乡村与复杂的敌我拉锯区，存在着大量既不亲日、也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中间力量——地方士绅、宗族头面人物、乃至各种打着抗日旗号却立场摇摆的地方武装。将这些力量争取过来，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便能极大地孤立日伪，拓展根据地的战略空间。
这项工作，自然落到了长袖善舞、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备的徐政委肩上。
徐政委的统战工作，并非盲目撒网，而是极具针对性。
李秀才的情报网和基层党组织的汇报，提供了初步名单。徐政委从中筛选出那些有民族气节、对日伪统治不满、且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对象。例如，柳林镇的晚清秀才陈老先生，家学渊源，德高望重，日军曾逼迫他出任维持会长，被他以年老体弱为由拒绝；白石乡的乡绅周世昌，拥有大片山林和油坊，常因税赋问题与日伪发生摩擦；还有活动在边境地区的“江北抗日自卫团” ，团长赵保元原是国民党溃兵连长，手下有百十号人枪，既打鬼子也扰民，立场暧昧。
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策略。对陈老先生这样的文化人，以礼相待，送去特意搜集来的古籍拓本，探讨国学，潜移默化地宣讲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发其民族情怀。对周世昌这样的务实乡绅，则通过秘密渠道，允诺保障其商业利益不受侵犯，并暗示独立大队有能力帮他解决来自日伪的过分勒索。对赵保元这样的武装头目，则恩威并施，既展示独立大队的强大战力，又派人与之接触，提供少量弹药资助，约定互不侵犯，并尝试引导其将矛头对准日伪。
工作并非一帆风顺。
徐政委第一次秘密拜访陈老先生时，对方虽以礼相待，却闭口不谈时政，言语间透着明哲保身的谨慎。徐政委也不急迫，只是闲话家常，关心老先生起居，偶尔提及日寇暴行时，留意到老先生眼中一闪而逝的痛楚。他知道，种子已经埋下。
与周世昌的接触则更像一场商业谈判。周世昌精明而警惕，对徐政委提出的“互不侵犯、保障权益”将信将疑。“徐政委，不是我不信贵军，只是这兵荒马乱的，空口无凭啊。”他捻着手指，意味深长。
最棘手的是赵保元。派去的联络员回来报告，赵保元态度倨傲，收了弹药，却对联合行动、接受指导等提议嗤之以鼻，反而打听独立大队的装备和人员情况，其部下山头习气严重，骚扰百姓的事情仍时有发生。
然而，转机往往出现在意想不到的时刻。
一日，一队日军以“搜查抗匪”为名，闯入柳林镇，趁机抢劫商铺，侮辱妇女。陈老先生家的藏书楼也被乱兵闯入，几本珍贵的宋版书险些被毁。老先生气得浑身发抖，却无可奈何。此事过后不久，徐政委再次登门，没有多言，只是留下了一小队便衣战士，在镇外暗中保护，并协助镇上恢复了秩序。陈老先生看着那些默默守护的战士，又想起日军的暴行，沉默良久，终于对徐政委叹道：“国将不国，皮毛焉附？老朽……愿为保全桑梓尽绵薄之力。”他虽未公开表态，但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暗中劝阻乡民担任伪职，并为独立大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方便。
对于周世昌，一个关键事件促成了合作。日伪军加大了对他的油坊的盘剥，索要巨额“保护费”，扬言不给就查封。周世昌走投无路之际，徐政委通过内线，将日伪军押运这笔款项的路线和时间，透露给了赵保元的“自卫团”。赵保元正缺钱粮，果断出手，半路劫了这笔款子。日伪震怒，却将账算到了“不听话”的周世昌头上。周世昌惊惧交加，终于彻底倒向独立大队，不仅主动提供物资，还利用自己的商业网络，为根据地输送紧缺的药品和工业原料。
至于赵保元，在尝到劫掠日伪物资的甜头，又亲眼见证了独立大队在反扫荡中展现出的强悍实力后，态度有所转变。加之徐政委不断派人对其进行民族大义和纪律教育，其部下扰民行为有所收敛。虽然仍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但已默许独立大队的人员在其活动区域通行，并开始有选择地配合一些小规模军事行动。
徐政委耐心而细致的统战工作，如同春雨润物，悄然改变了独立大队周边的政治生态。一道道无形的屏障被建立起来，日伪的耳目变得不再灵通，行动受到更多掣肘。而独立大队则获得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更稳定的物资补充渠道，以及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这种“纵横捭阖”的艺术，与军事斗争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巩固的敌后根据地。
就在统战工作取得显着成效，周世昌等人逐渐成为可靠外援之际，周世昌却在一个深夜，派人紧急送来一条口信。带话人神色紧张，告诉徐政委：“周老爷说，感谢贵军此前援手。但他最近发现，那个常与他接洽、眉梢有痣的张货郎，似乎……似乎与他认识的一个、在蚌埠给日本人做事的远房表亲有过来往。周老爷心中害怕，不敢深查，特命小的前来告知，请贵军……自行斟酌。”
徐政委心中一震。
张货郎！这个神秘的身影再次浮现，而其活动范围，竟然延伸到了刚刚争取过来的统战对象身边！
他不仅是在侦察独立大队，难道还在编织一张更大的、试图渗透和破坏统战成果的网络？
这个货郎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庞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