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种子一旦落入适宜的土壤，便会在悄无声息中生根发芽。博济医学院历经风雨飘摇，终于迎来了第一个和煦的春天。院内古柏萌发新绿，而学院自身，也如同经历了一场春雨的洗礼，展现出润物无声的生机。
学院编纂的《家庭卫生常识》画册，以其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竟在坊间不胫而走。这画册巧妙地将“煮沸饮水”与“避其毒气”的古训相连，将“清理污物”与“杜绝疫气”的智慧结合，既提供了具体可行的现代卫生方法，又赋予了它们传统文化认可的正当性。城里的茶馆、酒肆，甚至寻常人家的炕头，都能见到这画册的身影。市民们争相传阅、讨论，这种融合中西的防病理念，因其贴近生活、道理分明而深受欢迎。“博济医学院”这个名字，也因此从高高在上的医学殿堂，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声誉在民间悄然提升，不再是那个只知抱着老古董、与时代脱节的旧形象。
真正的转机，源于一位姓钱的布商。钱老板患慢性腹泻兼脾胃虚弱之症已有数年，时好时坏，痛苦不堪。他曾求助于西洋诊所，服用过几种药片，当时确能止泻，但停药后不久便复发，且感觉身体愈发虚乏。经人介绍，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博济医学院。
接诊的恰是由一位老教习与一位研究所年轻弟子组成的医队。老教习仔细望闻问切，辨其为脾肾阳虚，湿邪内困，本欲开具温补固涩之剂。那位年轻弟子却并未轻易下结论，他详细询问了钱老板以往用药情况，并建议为其进行简单的粪便显微检查。镜下，并未发现明显的痢疾杆菌等特定病原，但却观察到一些消化不良的迹象。
结合传统辨证与现代检查，医队调整了思路。他们没有单纯止泻，而是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案：以附子理中汤合参苓白术散加减，温补脾肾，化湿止泻，从根本上调理体质；同时，辅以研究所制备的、易于吸收的健脾药粉，并在饮食调理上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借鉴了西洋营养学的部分观念）。
治疗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但钱老板坚持了下来。令他惊喜的是，这次治疗虽不像西药片那样立刻止泻，但身体却感觉一天天好起来，乏力感减轻，食欲增加，腹泻也渐渐减少直至彻底正常，且停药后未见复发。
钱老板欣喜若狂，逢人便夸博济医术高明，不仅治标，更能除根。他成了博济医学院活的“广告”，引来了众多像他一样被慢性病、疑难杂症困扰，对单纯西医疗效不满或对其副作用心存顾虑的患者。博济诊堂前，重新变得门庭若市，只是这次，人们是带着更深的信任与期望而来。
学院内部，变革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一日，几位教习共同会诊一位患有复杂水肿病的乡绅。众人对病机辨证（脾肾阳虚，水湿泛滥）意见一致，但在用药剂量，尤其是附子等温阳利水药的用量上，产生了分歧。有的主张重用，以求速效；有的则担心患者年老体弱，恐不耐受。
一直沉默聆听的徐教习，忽然抬眼看向坐在末席的陆明轩，开口问道：“明轩，研究所之前对附子不同剂量下的药效与毒性，可有相关数据参考？”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连陆明轩自己也愣了一下，随即迅速反应过来，起身答道：“回徐老先生，确有初步观察。根据动物实验与部分病例记录，在此类体质患者身上，附子用量若超过某个限度，虽利水效果增强，但出现口唇麻木、心悸等不良反应的风险亦显着增加。这是具体的数据范围……”他流畅地报出了一串数字。
徐教习听完，微微颔首，并未评价数据本身，而是转向其他教习，沉稳地说：“既如此，我等便在此安全范围内，依据患者具体脉象、神色，斟酌用药，力求稳妥。诸位以为如何？”
这个细微的举动，看似平常，却蕴含着石破天惊的意义。它意味着，徐教习这位保守派的旗帜，已经开始在实际行动中，将陆明轩代表的新知、数据，纳入了自己的决策参考体系。新旧理念之间，第一次出现了不是对抗，也不是妥协，而是基于共同目标（治愈病患）的真正融合。那堵横亘在两者之间的无形高墙，在这一问一答之间，悄然洞开了一扇门。
这种融合的氛围，逐渐弥漫到整个学院，催生了一种崭新的学风。讲经堂里，依旧书声琅琅，学子们刻苦钻研着《内经》、《伤寒》的微言大义；但课后，研究所也不再是少数人的“秘密基地”，更多的学子会主动前去，好奇地观察显微镜下的世界，询问数据统计的方法，甚至参与一些简单的药材分析工作。
他们不再非此即彼地割裂传统与现代，而是尝试着将两者联系起来。有人在阅读《本草纲目》时，会思考其中对药性的描述，能否用现代知识进行部分阐释；有人在记录病历时，会自觉地运用更规范的表格，尝试将抽象的“脉象滑数”与具体的体温、舌苔照片等结合起来。
一种“尊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忘本”的风气，如同春雨后泥土的清新气息，在博济医学院的每一个角落悄然散发。古老的学院，在这场时代的风暴中，非但没有沉没，反而在痛苦的裂变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包容而坚韧的生机。前路依然漫长，但希望，已在这融融春意中，悄然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