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进新家的温暖，像一层厚厚的绒毯，暂时包裹住了过往那些尖锐的疼痛。新学期开始，我从那个格格不入的“插班生”，变成了普通的“走读生”。
虽然依旧沉默寡言，但每天能从自己真正的家出发，穿过两条安静的街道去上学，而不是从油烟弥漫的饺子馆杂物间醒来，这本身就像一种无声的宣告，宣告着我们的生活正在一点点走向正轨。
妈妈依旧忙碌得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
饺子馆的工作，加上她为了支付租金而偷偷承接的零工，几乎榨干了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更瘦了，眼下的乌青成了永久性的烙印，但她眼神里的光却越来越稳，那是一种看到明确目标、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坚韧。
新家被她收拾得窗明几净，阳台上甚至养了两盆便宜的绿萝，生机勃勃地舒展着枝叶。
我愈发珍惜这得来不易的一切。
台灯下学习的时间更长了，在饺子馆帮忙也更加卖力。我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两件事上，试图用忙碌填满每一个缝隙，不让悲伤和怨恨有任何可乘之机。我几乎快要成功了，快要忘记奶奶刻薄的嘴脸，忘记叔叔猥琐的眼神，忘记那三十五万抚恤金被夺走时的心寒，甚至……快要忘记爸爸牺牲时那种天塌地陷的剧痛。
时间，似乎真的拥有某种强大的愈合能力，尽管留下的疤痕丑陋而深刻。
然而，我忘了，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刚刚喘过一口气就对你仁慈。
最初只是一些细微的异样。
课间时，原本几个偶尔会和我讨论问题的同学，看到我走近，会突然停止交谈，交换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然后若无其事地散开。
去食堂打饭，排在我前后的队伍会莫名空出一小段距离。 体育课分组，我总是最后那个被勉强接收的“多余的人”。
走在校园里，有时能感觉到身后有指指点点和压低的窃笑，可当我猛地回头，看到的却只是一片迅速移开的、若无其事的目光。
像是有无数细小的、看不见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身上，不致命，却让人浑身不适，疑窦丛生。
我试图告诉自己是想多了，是期中考试将近大家压力大。我把自己更深地埋进书本里，用更厚的沉默把自己包裹起来。
直到那天下午的作文课。
老师布置的题目是《我的父亲》。
这个题目像一把猝不及防的钥匙，猛地捅开了我心底那把生锈的锁。我看着作文纸，大脑一片空白，爸爸穿着军装的笑容那么清晰，心口的剧痛排山倒海般袭来，几乎让我窒息。
周围已经响起了同学们沙沙的书写声，而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指甲死死掐进掌心，才能勉强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下课铃响，我苍白着脸，交了一张空白卷。
我刚走出教室门口，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听清的声音，充满了故作天真的恶意……
“咦？她怎么交白卷啊？”
“这还用问？没爸的孩子怎么写《我的父亲》啊？”
“啊？她没爸爸啊？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听说她爸早就死了，好像还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然她和她妈能过得那么惨？听说她妈在饭店给人刷盘子呢……”
“嘘！小声点！她听见了！”
那几个女生故作惊慌地压低了声音，却又确保每一个字都清晰地飘进我的耳朵。
“没爸爸的野孩子”。
这几个字，像淬了毒的冰锥，狠狠扎进我的心脏，瞬间冻结了我全身的血液。
原来如此！
原来那些异样的目光，那些故意的疏远，那些窃窃私语，根源在这里。
我不知道这恶毒的流言是从哪里开始的。是哪个知情的亲戚说漏了嘴？是哪个同学偶然看到了妈妈在饺子馆忙碌的身影而肆意猜测？还是……根本就是某些人不愿看到我们好过，而故意散播的？
它像一股肮脏的暗流，无声无息地在校园里蔓延，扭曲，发酵。传到后来，版本越发离奇不堪：有的说我爸爸是罪犯，死了活该；有的说我妈妈行为不检点，跟人跑了；甚至还有人说我是没人要的野种……
这些恶意的揣测和谣言，比我曾经直面过的贫困和劳累更让人难以承受。它攻击的不是你的生活，而是你的出身，你的尊严，你存在的本身。
它让你感觉自己像一件可以被随意丢弃的破布娃娃，被扔在垃圾堆里的破烂，谁都可以上来踩一脚，吐口唾沫。
我浑浑噩噩地走出校门，第一次没有立刻冲向饺子馆。
我沿着河边漫无目的地走，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却比不上心里那股冰冷的绝望。
爸爸，您用生命守护的东西，包括了这些肆意伤害您女儿的人吗？
我们只是想安静地、努力地活下去，为什么就这么难？
为什么总有人，不肯放过我们？
那层用时间和妈妈血汗好不容易凝结起来的、看似坚硬的壳，在这一刻，被那些无形的风言风语，轻易地击碎了。
露出里面那个，依旧会因为“没爸爸”而痛彻心扉的、十六岁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