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巨鹿城向东，官道愈发平坦开阔，两旁阡陌纵横，村落星罗棋布。行不过数十里，便望见广宗城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此城规模虽不及巨鹿，但历史底蕴却极为深厚。广宗之名，最早可追溯至前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彼时朝廷为封孝王玄孙刘如意为广宗王，特建广宗国，取“推广宗子（即皇室子孙）”之意，以示皇恩浩荡，宗枝繁茂。后王国虽除，但其名却留存下来。至东汉章帝时，又取“广先帝基业”之宏愿，析分堂阳县之地，重置广宗县，冀望此地能成为大汉基业新的支点。
广宗之地，商周时属邢国疆域，秦汉则归巨鹿郡管辖。它坐落于古黄河千百年来冲积而成的沙质平原之上，地势平衍，一望无垠。土壤多系沙质，因风力和水流作用，到处堆积成连绵的沙丘，故此地古名即为“沙丘”。这片看似平凡无奇的土地，却因一次次决定历史走向的惊天变故，成为了史书中着名的“困龙之地”，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怆与神秘气息。
遥想商周之时，此地属邢国。商王祖乙曾一度迁都于邢，欲图中兴。然而，传至末代商纣王，其暴虐荒淫在此达到了顶峰。他于邢国之沙丘大兴土木，增建奢华无比的苑台，设下臭名昭着的酒池肉林，命男女赤身裸体追逐嬉戏其间，自己则与宠妃佞臣狂歌滥饮，通宵达旦，极尽享乐之能事。忠直的邢侯目睹此景，痛心疾首，毅然犯颜直谏，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西周时，沙丘之地仍属邢国，后邢国为卫所灭，此地遂归卫国。即便是以昏聩好鹤闻名的卫灵公，其生命终点亦与沙丘相连——他因听信占卜之言，最终选择葬于这片沙丘之地。
及至战国，沙丘已成为赵国属地。那位雄才大略、力行“胡服骑射”、使赵国跻身强邦的赵武灵王，晚年却因继承人问题酿成惨祸。他传位于年幼的公子何（赵惠文王），自称“主父”，退居沙丘宫。其长子公子章心有不甘，发动兵变，欲夺回王位，事败后逃至沙丘宫寻求父亲庇护。惠文王派公子成与李兑率重兵包围沙丘宫，不仅诛杀了公子章，更将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围困于宫中，断水绝粮，活活饿死。曾经驰骋草原、北驱胡虏的英主，最终竟在沙丘宫这困龙之地，以如此凄凉的方式谢幕。
历史的阴影似乎格外垂青此地。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嬴政进行其一生中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车队行至平原津时，这位横扫六合、不可一世的帝王染上了重病。七月丙寅日，舆驾抵达沙丘，停留于沙丘宫的平台。就在这里，秦始皇走完了他充满争议而又辉煌的一生，病重而逝。他的突然离世，给帝国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随行的小儿子胡亥，与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相互勾结，诈称受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伪造诏书，逼迫本当继承大统的长公子扶苏自尽。沙丘宫的平台，就此成为了大秦帝国命运急转直下的拐点，一个统一不久的庞大帝国，由此一步步滑向深渊。
一行人当晚便在广宗城中歇息。行走在这片土地上，仿佛每一步都能踏响历史的回音，空气中似乎仍弥漫着昔日的权谋、血腥与不甘。卫铮与蔡邕谈起这些旧事，皆感慨不已。蔡邕博通经史，对此地典故更是如数家珍，言谈间充满了对历史兴亡、英雄悲歌的深沉喟叹。
翌日清晨，队伍再次启程东行。出了广宗东门，但见一条宽阔的大河由南向北奔流不息，这便是清河。河面之上，一座大型石桥如长虹卧波，连接两岸，此桥名为“界桥”。桥身以巨大的青石砌成，饱经风霜，石缝间爬满了苍苔，显得古朴而坚固。车马辚辚，驶过界桥，脚下河水汤汤，奔流东去。此桥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通道，更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过了此桥，便意味着正式离开了冀州巨鹿郡的地界，进入了清河国的疆域。
清河国，郡治设在甘陵。说起清河本地的士族，首屈一指的便是世居东武城（位于甘陵以北不远）的清河崔氏。崔氏家族源远流长，其后更分为清河与博陵两系，累世高官，文脉绵长，被誉为儒家文林中的翘楚，素有“崔为文宗，世禅雕龙”之美誉，意指崔氏家族文采风流，世代继承着雕琢龙文般的华美辞章与精深学问，堪称文坛领袖。
在此时代，崔氏家族中已有一位日后将声名显赫的人物——崔琰。他生于公元155年，此时正当青年。据闻其年少时性格朴实，甚至显得有些言辞迟钝，不尚空谈，反而喜好击剑，崇尚武艺，颇有游侠之风。他生得声姿高扬，眉目疏朗，仪表不凡。直至二十三岁时，乡里按规定将他转为正式兵役（正卒），此事仿佛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某根弦，使他幡然醒悟，开始感慨发奋，转而潜心研读《论语》、《韩诗》等儒家经典。崔琰为人清正忠直，高风亮节，见识雅正，能洞察深远之事，推重方正之道，以刚正不阿着称。他天资聪颖，一旦立志向学，便迅速掌握了儒家经典的精髓，其才学与品格很快便闻名遐迩。
尽管清河崔氏与年轻的崔琰名声在外，卫铮一行人却并未北上甘陵或东武城去拜访。他们在甘陵城休整一夜后，便转而向南，踏上了通往兖州的道路。途经贝丘之地，但见地貌略有起伏，与广宗一带的平衍沙丘景象又自不同。队伍继续南下，终于进入了兖州地界，一路未作过多停留，直抵东郡所属的乐平县。行程匆匆，仿佛那界桥不仅划分了州郡，也隔开了不同的风景与心境，新的旅程，正在前方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