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两党在土地问题上都不是很干净，有了一个月的缓冲期则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机会。即便如此，在河北诸路的豪族隐田，这也是他们反击旧党的一个重要话题，所以在河北诸路丈量清所有土地的时候，尽管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供这里的豪族做手脚，来漂白自己的田产，但是有些人是因为期间的手续繁琐，有些人是心存侥幸，结果新党诸官员组成的推行官果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隐田。
按照方田均税法的条例，一旦被查出隐田，这些田产必须充公，并且还要补交一定的税款。地方豪族自己是不愿意吃这个亏的，这种矛盾必然直接反映到朝堂中形成新旧两党的再次对立。在这个时候大宋统计局和皇城司便以裁判者的身份介入，因为两者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手中拥有的特权极大，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惹得起的，这种强力机关的介入使得两派纷争的声音立刻小了许多，形成的最后的札子将会由皇帝本人来评判过失，这就让所有的问题都摆在了外面。面对新党的攻击，旧党自然不甘就范，王衙内等新党官员在江南西路的屁股还没有擦干净，自己也有旧帐重提的时候。
此时的王静辉除了将大宋统计局的事务交给得力手下去办之外，自己则不愿意卷进方田均税法所引起的政治漩涡当中，现在的大宋官员在操守上已经比十年前要好的多，不过不可否认贪官无时无处不在，就是政治再清明的时代，也总会有贪官吏的出现，更不要说在这监管制度并不完善，官员操守大部分还要看个人自律的时代了。
“政治斗争对朝廷没有好处，不过要看放在什么时候，政治斗争双方交锋的激烈程度是否危及朝廷稳定。想要消除政治斗争不过是个妄想而已。与其压制不如寻找通道进行疏解，并且在疏解的同时，对不守自律道德地官员进行清洗！”王静辉暗暗的想到。
王静辉借助方田均税法所刮起的廉政风暴直接造成了大批贪官的下马，尽管新旧两党都不愿意看到这样地事情发生。不过大宋统计局所展示的证据让司马光和王安石等政治领袖心中都产生了这些人该杀的念头，而大宋皇帝赵顼则是怒不可遏。
大宋官职改革只是在大体上完成了框架部分的变动，这一次大量的官员因为说不清楚自己的经济问题而被大宋统计局查处，很大一部分官员都纷纷落马，而皇帝赵顼等人看似也下了很大的决心，要严惩贪污官员，所以在汴都大量闲置地官员纷纷奔赴各地去补空缺。这倒是一时缓解了大宋“待业官员”的窘状。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的优待读书人的政策，在科举考试上地录取率远远高于历代王朝，不过大宋的统治疆域却远比历代王朝要小得多，所以在闲置官员数量上也远比其他王朝要严重的多。
每年科举考试所录取的士子们。如果没有门路，即便是考上了也是闲置在汴都开封，得一散官名号，每月拿着朝廷所给地俸禄度日。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数十年。尽管当初太祖太宗皇帝的这项政策是想收买天下士子的人心，帮助赵宋王朝来稳定他们的政治，在开始地时候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不过百年下来，这样高的科举通过率所造成的直接弊病就是“待业官员”大大增加。这样一来隐隐就造成了很大的矛盾。
这些“待业官员”所领取的俸禄不能算少，但是在物价腾贵的汴都开封，显然是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地——这不仅是吃喝拉撒的问题，待业官员为了寻找朝廷地实缺必然迎来送往，以便讨好朝中实力派官员，在有实缺的时候能够放他们赴任，这笔费用足以让一些没有雄厚财力支撑的“待业官员”望而生畏。
本来在最近十年当中，通过发展海外贸易大宋建立了众多与之相关的诸如市舶司等机构。还有通过对西夏和辽国的战争和诸如建立巡回法庭等措施灯火书城，使得大量的闲置官员得以赴任。这些都很有效的缓解了大宋闲置官员的数量。不过相对于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这几年当中至少又造成了一千多名进士，再加上朝廷的恩遇、萌补等措施，闲置官员数量并没有下降多少，这个递增速度是极为恐怖的。
大宋统计局所搜罗来的各地官员罪证，使得大宋统治高层对大宋基层官员的品行操守有了清醒的认识，尽管这些都是由方田均税法的推行，新旧两党互相揭短而暴露的，不过就犯规官员的出身来说，新旧两党都有不少的人被卷了进来，在这个时候谁也别想把自己给擦干净。这样的现状反而使得新旧两党都恢复了一些理智，不约而同的停止了对对方官员的攻击，可惜现在大宋统计局已经介入了方田均税法的推行，一些官员的违法事件随着土地丈量清理工作的进行，早早的便被暴露出来，而王安石本家亲戚也有几个牵扯在内，但是为了顾忌王安石个人威信问题，这些都被王静辉给压制了。
大宋统计局在这个时候更像后世的廉政公署一样，搜罗的证据直接被送往大理寺或是刑部，当然一些品级颇高的官员罪证是直接呈送给皇帝来审阅的。对于这些官员的惩处罢官等惩罚措施是由大理寺或是刑部根据大宋律法来判断，若是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官员自然还要在皇帝赵顼的关注下受到惩处。不过在这些之前，大宋统计局会彻底清算这些年官员贪污财物的数量，然后对其家产进行剥离，这一条是放在处理官员首位上，就算皇帝赵顼有意维护这个官员，至少在把自己贪墨的财物吐出来之前，大宋统计局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对于大宋统计局，大宋的官员们对此都是颇为顾忌的，统计避就像在暗处躲藏的猛兽，平常的时候基本上看不到它的身影。不过一旦被它给咬住了，那真是让那些贪官有着生不如死的感觉，大宋统计局只有查案地权力，但是却可以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首先来接管被调查人的财产管理权力。这样一来掉脑袋是不会发生。但是看着自己的财产被大宋统计局地人给搬空，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最要命的是那个该死的“牵连”政策，使得贪官无法将自己贪墨的财物进行转移，一旦发现贪官的财产不能偿还的话，那就直接按照其血缘关系亲近来在他的亲族中没收财产以偿还贪墨财物，这一手更是让贪官们骂娘地政策。
为了配合廉政行动。大宋三大报纸上都开辟了专门的廉政专栏，专门来报道各地被查处贪官的消息，这在舆论上给予了大宋统计局很大的帮助。尽管王静辉和他地大宋统计局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王静辉这次是铁了心的想借着这个机会来整顿大宋吏治。毕竟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在新旧两党牵扯不清地情况下，他们受到的阻力也会小得多，而且贪官的来源也比较方便。这完全是打着政治斗争的幌子来进行廉政清理，以后想要找这样地机会就很困难了。
这次廉政行动也让王静辉认识到，清官也不是这么好当的，首要因素不是拥有一颗正义的心。更重要的是有足够强悍的后台老板。王静辉正是拥有了做清官的必要因素，所以才能够在廉政建设上取得了非常卓着的效果，在大宋谁能够放威胁到王静辉，以现在他所受到的皇帝眷顾，只要不是干地非常过分，皇帝赵顼对他都是非常纵容的。而且王静辉所提供地证据都是铁证如山，根本让人无从辩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宋统计局和皇城司强悍的情报收集能力。在这个时代各国脆弱的情报收集机构面前。大宋的情报机构是极为强势的，在大宋的国内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这样一来将这种优势转换到对国同吏治整顿上来，其效果非常明显，被查处的官员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直接被大宋统计局一纸命令接管了其财产的使用权力，使得他们连串供作假的机会都没有。
随着新旧两党在方田均税法的问题上都摄于大宋统计局的破坏力而慢慢平息的时候，王静辉也将大宋统计局查处贪官的力度降低了不少，尽管心中有些很无奈，不过这个时代的政治游戏规则就是这样，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来清除大批贪官，并且让大宋统治高层意识到大宋底层官员的吏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目的算是达到了，至于以后还要等待机会来慢慢营建一个可以信赖的廉政监察系统。
不管愿不愿意，方田均税法引起的麻烦太大，王安石和司马光也都是非常对立，尽管王安石不愿意后退，但是此时的状况却让他不得不想着考虑退后一步来缓解现在非常紧张的政治气氛。不过王静辉却不这么想，他不想直接废除方田均税法，毕竟一个国家的可耕种的农业土地面积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弄清楚了也有利于大宋日后的发展规划。但是这些都需要时间，他主动建议王安石将方田均税法的实施时间再延长五年，王安石对此也并未多言——说实在的，就是王安石自己对能否保证十五年之后方田均税法尽全功之时自己还在不在相位都没有把握，毕竟大宋立朝百年来，做宰相能够超过十年的已经实属不易，自己已经做了大宋五六年的宰相，可以预计今后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了，而且就算皇帝对他非常重视，但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未必能够撑到这么长的时间。
方田均税法可以说是大宋有史以来第一个执政者制订的计划实施时间超过自己执政范围的法案，这种图谋后世利益的事情基本上是没有人会去做的，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在离开现在的位置后，其继任者还能否保留前任的施政方针继续将这个法案继续执行下去，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王安石在这个时候没有想到的是前几个月还有些反对他实施方田均税法的王静辉，在内心中却有着坚定将这项法案进行到底的决心，毕竟从千年以后地后世来到这个时空，王静辉对一些数字是非常敏感的，他更加习惯精确的数字，就像他千方百计的重新制定新地度量衡系统一样。
通过这次方田均税法事件。王静辉最大的收获便是确立了大宋统计局在廉政查案的过程中享有对贪官财产的优先控制权，并且还确定了连作控制权。这样一来贪官们的生存空间将会大大的被压缩，一旦被大宋统计局盯上了，并且被他们搜集到证明自己曾经贪污的罪证。那直接地后果便是失去了自己的财产支配的权力。
贪官最爱的是金钱，王静辉对贪官地惩处就是让他们失去金钱财产，这无疑是让贪官们最为心痛的，并且依据条例，统计局有权根据自己的血缘关系远近从自己亲属那里征用财物，来弥补自己的亏空，这样一来也就杜绝了贪官们想把自己财产转移地想法。尽管这样的连坐法案在王静辉看来是不合理的。不过在这个时代还有比这个更不讲理的法案——诛灭九族都存在，相比之下大宋统计局地连坐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通过这次廉政风暴，王静辉也陆续向朝廷进献策，打算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这次廉政风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构建大宋的廉政监察系统。毕竟在他看来大宋统计局这样的强势机构若是没有自己来领导的话，那后果难以预料，与其确立一个打不死的怪物，还不如建立一整套小的系统来取代这样地强势机构——像国家情报机构这样的强势国家机器若是所托非人。那将会对国家地稳定性造成很大的影响，像后世的锦衣卫、东西两厂等可以说明朝的颠覆和这些强力的情报机构被掌握在一些有野心人手中有着很大的关系。
大宋本来就经济十分发达，再加上王静辉这十几年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实施的非常顺利，大宋的经济状况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贪官污吏的视线得到了转移——以往的贪官更多注重的是农田，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促使土地兼并进一步恶化，但是现在贪官们则把视线放在了工商业上，从简单的勒索金钱甚至发展到了利用参股等手段来通过控制商号为自己谋利。
王静辉也是在趁着方田均税法事件查处贪官的时候才发现贪官们的新阵地的，面对这样的变化，他自己也有些哭笑不得——看来古往今来的贪官们都是无师自通，现在的贪官和后世的贪官真是不恐多让，要不是在这个时代大宋一家独大。还没有逃离本国到别国避难这一说，搞不好真的会上演逃亡辽国等这些后世贪官常用的戏码。
也正是为了清理这些社会的蛀虫。王静辉上书得到了准许，成立了大宋经济犯罪调查局，专门来负责在经济领域中来调查有关官员贪污或是其他犯罪行为。虽然这个机构还比较简陋，但是总归算是有了一个雏形，在这个时候官员在经济领域犯罪的花招还远不能和后世相比这么花团锦簇，有了这个机构也可以与时俱进摸索前进来预防官员在经济领域的犯罪，积累经验为后面铺平道路。
官员贪赃枉法乃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之中甚为要害的原因之一，若不是官逼民反，很难想像百姓会不要脑袋的来造反推翻旧王朝，这全都是因为活不下去的缘故。王静辉也明白官员贪污腐败是根本不可能铲除的，反腐败和腐败同样有着古老的历史，他只希望能够在官员头顶上悬个绳套，以示警示之用，另外也是反腐败和腐败之间有个制衡，不要差的太远。凡事有个制衡，不求完美无缺，但求各方能够相互平衡稳定，只有这样大宋才可以快速发展，以便应对今后的挑战。
辽国虽然垮了对大宋不可能再造成危害，但是这个环境的大体趋势就是这样，北方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必然会使得这时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部落想办法南下入侵以求得继续延续发展，契丹人倒下
了并不意味着游牧民族会停止南侵，还会有其他的游牧民族来抗起契丹人没有完成的旗帜来找大宋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