嘟嘟——
悠长的汽笛声在江面回荡，一艘中型渡轮缓缓离开扬子江南岸，向北岸驶去。这是一艘人、货、车混装的渡轮，在当时并不算违规——既无严格规定，交通也远不如今日繁忙，只在逢年过节才略显拥挤。票价很是低廉：行人六角，自行车一角，摩托车五角。
渡轮共有三层：甲板之下是货舱，甲板之上是客舱。而此刻的甲板这一层，则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货物、自行车和偶尔几辆摩托车。
人群中，一位青年格外显眼。他身材高大，约有一米八五，唇边刚生出些许绒毛，面容仍带着未脱的稚气，却已有了分明的棱角。一身没有任何标识的戎装，暗示着他军人的身份，或许刚刚退伍。他双眉紧锁，背手而立，目光投向远方的江面。
江上波涛不大，却也有近两尺高。在这浩瀚的扬子江上，无风亦起三尺浪，这已算是平静的了。寒风无情地刮过他的脸庞，偶尔溅起的冰冷浪花也未能让他动容，他依旧凝神远眺。天色灰蒙，虽是正午，却不见太阳踪影。江上船只稀少，近岸处捕鱼的渔船也寥寥无几。老天正酝酿着一场雪，这样的天气，若非不得已，谁又愿在这寒风中受罪？
此时是元旦后的第五天，严冬已悄然降临。今天是他退伍返乡的日子。他面色刚毅，任凭寒风扑面，浪花沾衣。主人公的内心远不如脸上那般平静，心潮正如这江面的波涛般汹涌。我还年轻，才十八岁零几个月，路就在脚下，至于怎么走，还得回家后商量了再说。出去三年了，我还是我，还是原来的我，又回来了。 一丝愁云，悄然爬上了他的眉梢。
三年前，他正是胸戴大红花，从这条航线离乡参军。三年来，他历经艰辛，刻苦拼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入伍第二年，便被部队选送进入wS学院学习。在一年半的军校生涯里，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就了强健的体魄和一身本领。曾在单兵格斗、射击等三项比赛中勇夺第一。也是在wS学院，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正当他志得意满，以为提干在望（这曾是当时农村青年离开土地的唯一出路），准备回到部队大展拳脚时，命运却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部队两位主官突然双双调离，提干全面冻结，接着，他便被安排退伍。
渡轮靠上北岸的汽笛的嘟嘟声，将他从纷乱的思绪中拉回现实。他走到那辆据说年纪比他还大的自行车旁，准备登岸。车上驮着他退伍的行李和积攒的学习书籍。随着熙攘的人流踏上北岸的土地，这里距离他的家乡还有不到二十公里。
他跨上自行车，在砂石路面上奋力蹬行。这所谓的“石子路”因缺乏养护和雨水、拖拉机的碾压而坑洼不平，但这点路程对他而言不算什么。骑行约两小时即可到家。沿途景致与三年前别无二致，没有高楼，依旧是典型的农村风貌：低矮的草房为主，间或有几间平瓦房，老式瓦房几乎绝迹。三年多了，这里没有任何变化，家还是以前的家，唯一变化的是母亲头发变白了，父亲头上头发变稀了，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更深了。
他的父亲五十多岁，是生产大队的大队长（相当于如今的村长），却不识字。在他才上小学二年级时，就已开始替父亲为社员批写救济报告了。正因为父亲没文化，所以对子女的学习要求极高。
姐姐比他大四岁，四岁多便上了学。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爷爷奶奶又早逝，无人看顾他。父母不放心他独自在家，于是不到两岁的他，便被上学的姐姐一手提着板凳，一手挽着，带进了课堂。幸好学校离家不远，父亲作为老干部又与校长相熟，这才得了特殊照顾。
上课时，他就坐在教室过道的自带板凳上。学校规模很小，仅四个教室，却囊括了六个年级。除五、六年级有单独教室外，一至四年级都是复式班——一个教室，左右分坐两个年级，老师分上下半堂课轮流教学。幼小的他坐在中间，看着老师讲课，或怯生生地四处张望，不敢出声，不敢乱动。他见过老师训斥、甚至责打远比他大的学生，对老师有着本能的畏惧。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未满四岁便上了春季班，刚满四岁就正式读一年级。这并非他天资过人，实是环境使然。然而，除了春季班尚在适应期外，此后他的成绩一直优异。因此，他快满十五岁便高中毕业了。
身处农村，从小学到高一，社会的动荡对他们的学业影响尚不大。但到了高二，什么“开门办学”，实则近乎停课。
毕业时，他才刚满十五岁。他想继续求学，却已没有机会。看到同龄人背着书包上学，他只能倚门而望。母亲明白他的心思，叹气道：“明清啊，又看什么，你已经高中毕业了。不要望了，去田里面转转吧。”那时大学停办，高中已是顶峰。目睹同龄人还能上学，他内心充满彷徨。
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安排他在大队部做事，想培养他将来接任干部。当时农村干部文化水平极低，所谓“高小”（小学三年级以上）已属难得，他一个高中毕业生更是凤毛麟角。但他却看不到希望，对农村的前景感到绝望。
童年的记忆刻骨铭心。每逢冬春之交，总有面黄肌瘦的社员，牵着同样瘦弱的孩子，来家里求父亲批救济报告。那些衣衫褴褛的身影，深深刺痛了他，让他立志将来也要当上（国家）干部——农村太穷了！而公社下来的干部，总能受到村民最好的招待。尽管他家境相对稍好，但仍需想办法从粮管所弄些小米计划票，补贴口粮，度过春荒。
他无比渴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干部，吃上商品粮，拿上工资，住上公房，走出农村的困境。这是当时有志向、有文化的农村青年的普遍梦想。而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似乎就是参军提干。
于是，在父亲带民工上河工（水利建设）时，他悄悄找到部队接兵的领导，要求参军。领导见他虽年纪小，但已是高中毕业，人机灵，长相端正，个头也高，便同意他报名。事实上，那时部队兵源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高中毕业生堪称凤毛麟角。
入伍后，他年纪最小，又是高学历。新兵连训练未满一月，他就被团司令部警卫排提前选走——指挥连、卫生队、汽车连都争着要这个兵。为了进步，他拼命表现：积极向团部黑板报投稿，被机关誉为“才子”；三个月后加入团组织；军事训练中，射击、投弹均获第一，成为军事标兵；机关值班时勤快机灵，记录写得整洁清楚，深得干部们喜爱。
同年年底，团部得到一个前往wS学院培训的名额，团长、政委力排众议，将他送去学习。在那个年代，进入wS学院，就意味着为提干铺平了道路。同乡纷纷祝贺，他写信将喜讯告知父母和即将从军事院校毕业的哥哥。父亲后来信中说，老家还为此摆了酒席。
wS学院的生活枯燥艰苦，但为了“商品粮”这个目标，他坚持了下来。这里的生活比家里好，目标又明确，他异常勤奋努力。在军事五项比赛中，他夺得射击、单兵格斗、武装越野（含游泳）三项第一，另外两项第二，荣立二等功。校领导欣赏这个尖子生，发展他入了党。
军校生涯结束时，校方动员他留校担任教练（即提干为技术干部）。团部却来信要他回去，并虚位以待警卫排排长一职。深受“知恩图报”传统教育的华明清，认为若无团长、政委的赏识，便没有自己的今天。于是，他婉拒了校领导的挽留，决定返回原单位。
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却终生难忘的玩笑。他努力拼搏，兜兜转转，却又回到了原点。其中的滋味，难以言表。难道命运决定的，我必须要在农村干一辈子？ 他感到深深的彷徨。想到此处，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
此时，国家已恢复高考四年。这在他心中燃起一丝新的希望，毕竟，对农村青年而言，又多了一条奋斗向上、离开农村的道路。学习？高考？这可是万人走的独木桥啊。 难度可想而知，他并无把握。毕竟已离开学校三年多，他名义上是高中毕业，实则高中只正经念了一年。
退伍前，他特地去过新华书店，想买些复习资料，看看能否备战高考。但站在柜台前，翻看那些书籍时，他发现太多内容根本看不懂。每本书售价十几元，他摸了摸口袋，最终没舍得买。
可若就此回乡务农，他心有不甘。怎么办？ 想参加高考，时间不等人，满打满算距离7月7日的高考只剩六个月。与其说是复习，不如说是从头学起。六个月要完成三年的学习任务，可能吗？这条路能够走得通吗？
就这样回去，难免被人笑话。他自己不怕，却怕父母承受压力。他可以向父母解释退伍缘由，父母也能理解儿子，但要让周围所有人都理解，太难了。总不能逢人便说儿子退伍的原因吧？那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何区别？想到这，他本能地打了个寒颤。
父母承受的压力比他更大。如果他对父母说想复习高考，他们会同意吗？倘若父母问：“你有把握考上吗？考不上怎么办？不怕人笑话吗？”他不由得又叹了口气。
怎么办？ 华明清心里毫无头绪。家必须回，却不知父母作何想？回去后究竟能干什么？心中无主张，不免慌乱。在与父母交流之前，一切仍是未知。
想着想着，他记起了学生时代的老师们。一晃三年多过去，不知老师们是否还记得他？或许，该去拜访一下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学生时代，他与老师关系融洽。他年纪最小，成绩最好，又不惹事，老师们自然喜欢。
华明清再次叹了口气。一路的茫然，一路的惆怅，一路的荒芜，一路的彷徨。他朝着家的方向，一步步靠近，脚步却越来越慢。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近乡情怯？
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华明清硬生生走了三个多小时，却仍未看到家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