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七月的北京，暑气蒸人。我和林雪晴走在人群中，感受着这座古都盛夏的脉搏。
“全聚德的招牌，看着倒是比去年更鲜亮了些。”林雪晴指着那块着名的鎏金匾额说道。
我抬头望去，店门口人来人往，既有穿着干部服的外地出差人员，也有带着全家老小来打牙祭的本地市民。
一位老师傅正站在凳子上仔细擦拭匾额的边角，阳光照在鎏金大字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老师傅，保养得真精心啊。”我上前搭话。
老师傅停下手中的活，用毛巾擦了把汗，脸上带着自豪：“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招牌，可不能怠慢。现在国家也提倡爱护文物，我们得更上心才行。”
走进店里，跑堂的伙计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点完烤鸭，我注意到墙上除了茅像，还挂着“勤俭建国”的标语和全聚德的老字号介绍。
“听说最近在搞‘四清’运动？”我压低声音问正在片鸭肉的师傅。
师傅手中的刀顿了顿，谨慎地看了看四周：“是啊，上面派了工作组到我们店里，查账目、查管理。说是要‘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他熟练地将一片鸭肉放入盘中，“不过咱们店是百年老店，账目清楚，经营正规，经得起检查。”
在鲜鱼口胡同，我们看到一群街道积极分子正在清扫卫生。
一位戴着红袖标的大妈嗓门洪亮：“同志们加把劲！把卫生搞好了，也是支援国家建设！”
胡同深处，几个老人坐在马扎上摇着蒲扇下棋。我们走近时，听到他们正在闲聊。
“老李头，你家二小子毕业分配到哪里了？”一个穿着汗衫的老人问道。
“分到石景山钢铁厂了，当技术员。”老李头满意地落下一子，“现在国家搞建设，需要技术人才。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是啊，”另一个老人接话，“我闺女在棉纺厂，天天三班倒，说是要‘学大庆、赶大庆’。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就是别太冒进。”
林雪晴轻声对我说：“和去年比起来，感觉大家的干劲更足了。”
我点点头，目光扫过街景。粮店、煤铺、副食店前秩序井然，排队的人们不时交流着生活中的琐事。
“今儿个的茄子不错，买点回去拌面条。”一位大妈对同伴说。
“可不是嘛，现在供应比前两年强多了。就是猪肉还得凭票，想多买点给孩子们补补身子都难。”
转到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科技类书籍和文学着作摆在显眼位置，不少青年学生在书架前认真挑选。
“同志，请问有《红岩》吗？”一个戴眼镜的女学生问店员。
“刚卖完，明天早点来。”店员一边整理书架一边回答，“这本书太受欢迎了，每次进货都很快卖光。”
在科技书籍区，一个青年工人模样的人正在认真抄录《机械原理》的目录。他抬头看见我在注意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本书太贵了，买不起，先把要点记下来，回头去图书馆借。”
在百货大楼，我们遇到一队来自东北的工业参观团。
这些穿着工装的年轻人正在认真记录商品陈列方式，带队的老同志对售货员说：“我们是来学习你们的先进经验的，回去要改进我们商场的服务态度。”
我注意到，这些年轻人虽然言语中充满建设热情，但购买商品时依然精打细算，仔细比对价格。
“现在的年轻人很务实，”我对林雪晴说，“既有理想，也懂得量入为出。”
中午，我们在东安市场的一家老字号吃饭。服务员热情地介绍着今天的特色菜：“二位来得正好，今儿有刚送来的新鲜黄花鱼，要不要尝尝？”
等菜的时候，掌勺的老师傅特意从厨房出来和我们聊天：“现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这些老字号更要保证质量，不能砸了招牌。”
他指着墙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说：“前两天街道组织学习，还说我们要把老传统和新思想结合起来，把服务工作做好。”
吃完饭，我们沿着皇城根往北走。在景山公园门口，宣传栏上贴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宣传画和一些技术革新的捷报。几个年轻人正在认真抄写上面的内容。
“我们厂里也在搞技术革新，”一个青年对同伴说，“要是能像画上说的那样提高生产效率，这个月的奖金就能多拿点了。”
“我们系里也在强调又红又专。”林雪晴轻声对我说，“要求我们既要政治进步，也要专业过硬。”
我沉默地看着那些充满建设热情的宣传内容。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各个领域展开，但方式与几年前已有不同。
下午的北海公园里，游人如织。在白塔下，几位遛鸟的老人正在讨论时事。
“听说赫鲁晓夫下台了？”一个提着画眉鸟笼的老人问。
“早该下了！”另一位老人愤愤地说，“背离马列主义道路，没有好下场。还是咱们党中央英明，坚持独立自主。”
“不过啊，”第三个老人压低声音，“我听说因为和苏联关系紧张，北边的边防又加强了。我侄子就在内蒙古当兵，来信说最近训练特别紧。”
在五龙亭休息时，我望着湖面上来往的小船，思绪却飘回了山西。
“雪晴，你看这北京城，”我缓缓开口，“表面上平静如常，但仔细感受，就能察觉到不一样的脉动。”
林雪晴若有所悟：“你是说……”
“我是说，不管政治风向怎么变，老百姓的日子总要过下去。”我的目光变得深邃，“‘茶煮匠’之所以能在山西站稳脚跟，不是因为我们跟风喊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民增加了收入，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模式。”
我继续分析：“从这几天的观察来看，国家现在重点抓几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这是国计民生的基础；二是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三是思想教育，防止‘和平演变’；四是三线建设，应对国际形势变化。”
林雪晴眼睛一亮：“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我压低声音，“回到山西，我应该继续扎根基层，专注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这既符合国家抓生产建设的大方向，也是相对稳妥的选择。‘茶煮匠’的模式，完全可以进一步推广。”
夕阳西下，我们登上景山万春亭。俯瞰整个北京城，金色的余晖洒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远处新建的工厂烟囱冒着一缕缕轻烟。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吗？”林雪晴轻声问。
“记得。”我微笑，“那时你说，要从这里开始，读懂中国。”
“现在呢？读懂了吗？”
我望着暮色中的京城，缓缓摇头：“更复杂了，但也更清晰了。我看到了建设的热情，也看到了生活的智慧；看到了理想的光芒，更看到了现实的重量。”
我转向林雪晴，目光坚定：“但我更加确信，无论形势如何发展，脚踏实地为老百姓做实事的人，永远是这个国家的基石。回山西，我就是要做这样的基石。”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路过一些机关大院，我们看到里面正在组织政治学习，窗口透出明亮的灯光。
我知道，一场深入的思想教育运动正在展开。但我内心反而更加平静——因为我已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第二天清晨，我们选择深入胡同巷陌，感受普通北京人的日常。
在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景象与主干道截然不同。虽然墙上贴着学习解放军的标语，但居民们依然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大妈们在公用水龙头前洗菜聊天，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
他张婶，听说你家大小子要参军了？一个正在洗黄瓜的大妈问道。
可不是嘛，被称作张婶的妇女直起腰来，脸上带着自豪，体检都通过了，就等政审。现在当兵多光荣啊！
要说也是，解放军待遇也好，还能学技术。另一个晾衣服的大妈接话，我家那口子在部队学了开车，转业后分到了运输公司。
在什刹海边上，一群钓鱼的老人专注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
听说北边局势又紧张了？一个戴草帽的老人低声问。
可不是嘛，旁边的老人收起鱼线，我女婿在部队，说最近训练特别紧。苏联人背信弃义，咱们得提高警惕啊。
要我说，还是得靠自己。第三个老人慢悠悠地说，前两天报纸上不是说咱们自己造的原子快成功了吗？
我发现，在北京城的肌理中，存在着两个并行不悖的世界：一个是标语满天飞、建设热情高涨的革命世界；另一个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生活世界。
中午，我们在护国寺小吃店吃饭。跑堂的伙计一边擦桌子一边说：现在来吃老北京小吃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年轻人，都想知道老北京是什么味儿。
正说着，进来几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其中一个对同伴说：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我申请去西北支援三线建设。
去西北？条件多苦啊！他的同伴惊讶地说。
苦怕什么？国家需要嘛。再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
吃完饭，我们路过一所中学。校园里正在举行学习雷锋主题班会，学生们嘹亮的歌声隔着围墙都能听见。但令我们注意的是，学校对面的粮店前，市民们依然排着长队购买粮食，表情平静如常。
你看，我对林雪晴说，再崇高的理想，也要建立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
下午的西单商场里，商品种类比想象中丰富。化妆品柜台虽然规模不大，但依然有雪花膏、香皂等日常用品在售。服装区挂着的也不全是军便装，还有的确良衬衫、连衣裙等。
在文具柜台前，挤满了购买笔记本、钢笔的学生。一个中学生正仔细挑选着钢笔：同志，请给我拿那支牌的，我要用它写入团申请书。
在五金柜台，工人们正在认真挑选工具。一个老师傅对售货员说：要质量最好的扳手，厂里正在搞技术革新，工具可不能掉链子。
在商场门口，我们意外地遇到了张建军。这位准记者正拿着小本子记录着商场的变化。
浩子！雪晴！张建军兴奋地跑过来，我正在做一个市场供应情况的调查。你们发现没有，虽然强调勤俭节约，但日常用品的供应还是很充足的。
我点头：这说明经济建设始终是重点。民生，就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张建军翻开笔记本：我采访了一些商业系统的老同志，他们说要把握好这个度：既要反对铺张浪费，又要保证市场繁荣。
我深思道：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如何在勤俭节约和保障供应之间找到平衡点，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
傍晚时分，我们登上城墙。站在古老的城墙上，俯瞰着暮色中万家灯火的北京城，我感慨万千。
这座城市见过太多的风雨了。我轻抚着斑驳的城墙砖，从民国到解放，从抗战到建设...每一次变革，这座城市和它的人民都挺过来了。
林雪晴靠在我身边，轻声说：所以我父亲常说，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一时的困难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把握住方向。
方向就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我的目光越过城墙，望向遥远的西方，回山西后，我要把茶煮匠做得更扎实。
我详细地向林雪晴阐述了自己的思考：首先，要进一步加强与地方经济的融合，让合作社成为当地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次，要拓展产品线，开发更多适合大众消费的产品；第三，要培养更多的本地人才，像杨振华这样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第四...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最后说，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不铺张，不浪费，踏踏实实做事。在这个强调勤俭建国的时期，这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智慧。
华灯初上，我们沿着城墙慢慢走着。远处，广播里传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声；近处，胡同里飘出寻常人家的饭菜香。这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九六四年北京独特的夜景。
回到学校，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最后的感悟：
北京之行，收获颇丰。见建设之热潮，而知实干之可贵；闻理想之高昂，而晓根基之重要。
时代大潮涌动，但民生根本才是决定性力量。回山西后，当时刻牢记：发展生产，不尚空谈；扎根基层，不慕虚名；勤俭节约，不忘初心。
第三天，我们决定去郊区看看。乘坐着吱呀作响的公交车，我们来到了京西的一个公社。
在田间地头，我们看到了与城里截然不同的景象。社员们正在烈日下辛勤劳作，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衫。
今年庄稼长势不错。一个老农一边擦拭锄头一边对我们说，只要老天爷给面子，秋收应该差不了。
现在公社搞，对你们影响大吗？我试探着问。
老农谨慎地看了看四周：工作队来了，查账目，开会学习。只要不耽误农时，怎么都行。
在公社的办公室，我们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技术员。他正在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要科学种田，光靠老经验不行了。
技术员同志，您从农学院毕业，来农村习惯吗？林雪晴问道。
技术员推了推眼镜：开始是不习惯，但现在觉得特别充实。你看这片试验田，采用新方法后，亩产提高了三成。这才是真正的学以致用。
中午，我们在公社食堂吃饭。简单的白菜炖粉条、玉米面窝头，却让人吃得格外香甜。
现在供应比前几年好多了，食堂师傅说，但要说到吃肉，还得等逢年过节。
下午，我们参观了一个社办企业。工人们正在生产简单的农具，厂长介绍说：我们这是土法上马，虽然设备简陋，但能解决社员们的实际需要。
质量把关严格吗？我问道。
那当然，厂长拿起一个锄头，农具质量关系到收成，马虎不得。我们现在实行责任制，谁做的活，谁负责到底。
回城的路上，我和林雪晴都很沉默。车窗外的田野、村庄、工厂，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建设图景。
看来，无论在城里还是农村，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国家建设。林雪晴若有所思。
是的，我点点头，而这种脚踏实地、不尚空谈的精神，正是我们最需要的。
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为什么出发。我对自己说。
远处，传来同学们练习合唱的歌声：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这歌声，如此熟悉，如此动人。它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理想与激情，也寄托着一代人的青春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