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上都的天气开始转凉，早晚已经有了寒意。
乾清宫，东暖阁书房。
老皇帝朱厚烽坐在御案后，面前摆着一份密报。
这份密报不是通过通政司呈上来的，也不是内阁送来的，而是通过绣衣卫下属监商司直接递到御前的。
绣衣卫是圣明的天子亲军兼情报机构，前文没怎么正面写过，因为它平日里很低调，干的活是监控官员、搜集情报、查办大案，类似于大明的锦衣卫，但比锦衣卫更规范、更制度化。
绣衣卫下设若干司，监商司是其中之一，专管商号、工坊、矿场等商业领域的稽查。
朱厚烽翻开密报，一页一页地看。
这份密报的核心内容，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监商司奉旨暗中调查西都各官办工坊的账目，重点核查第一批四十七家拟转私和后续尚未转私的工坊。
查了半个月，查出了两家典型。
第一家，西都恒丰织造厂。
这家厂子在第一批名单上，主事叫赵守谦，贵妃赵氏的堂兄，属于“皇亲国戚”那一挂。
恒丰织造厂在官办时期账面上年年亏损，每年吃国库补贴七八万银元。
监商司查了它过去五年的账目，发现其亏损全是假的。
赵守谦在过去五年内，通过虚报原料采购价、私卖库存丝绸、吃空饷三种方式，累计侵吞公款六十三万银元。
第二家，西都北山矿冶厂。
主事卫天佑，骠郡侯卫景的嫡次子，勋臣之后。
北山矿冶厂在转私名单上，但朱厚烽之前画了圈的那七家之一，后来被沈端“无一例外”地驳了回去。
监商司查了五年账目，发现卫天佑的手法比赵守谦还要高明一些。
他不虚报，也不私卖，他做的是“关联交易”，即把矿冶厂的煤炭以低于市场价三成的价格，卖给他亲属名下的另一家商号，再由那家商号按市场价转手卖出。
五年下来，差价总额五十一万银元。
两家加起来，侵吞公款一百一十四万银元。
而这两家厂的“亏损”，分别被记在国库的补贴账上。
也就是说，赵守谦和卫天佑掏空了官办的厂子，无异于让朝廷拿百姓上缴的税银来补他们的窟窿。
朱厚烽看完密报之后，拿起朱笔，在密报的封面上写了七个字：“交三司，依律严办。”
且说，监商司的人办事非常利索。
九月八日一大早，证据全部整理完毕，移交都察院。
卷宗装了整整三大箱，直接用三轮车从绣衣卫监商司衙门拉到了都察院。
当日下午，都察院左都御史陆衡上书弹劾赵守谦、卫天佑，老皇帝下旨由刑部查办。
刑部尚书姓严，叫严正清，六十二岁，在刑部干了二十年，是个老刑名。
他接到都察院移交的卷宗之后，连夜组织人手审阅。
审了两天两夜，到九月十日，所有证据全部核实完毕。
赵守谦和卫天佑侵吞公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每一笔都有账可查，每一笔都有据可证。
九月十日，刑部向龙兴府衙门发出黑白色的传真拘票。
当天下午，赵守谦在西都恒丰织造厂的值房里被龙兴府巡捕带走，卫天佑在西都北山矿冶厂的矿场上被带走。
两日后，两个人被押到上都刑部大堂，当堂过审。
审问的过程很简短，毕竟证据摆在那里，容不得他们狡辩。
赵守谦试图搬出贵妃赵氏的关系，卫天佑试图搬出骠郡侯府的背景，但主审官刑部尚书严正清皆是面无表情地用朝廷律法大于一切回怼。
最终判决如下。
赵守谦，侵吞公款六十三万银元，依律处斩，家产抄没，赃款追回。
卫天佑，侵吞公款五十一万银元，依律处斩，家产抄没，赃款追回。
两个人的家产被抄没的时候，从赵守谦家里搜出了白银十八万两、金条二百根、古董字画三十二箱。
从卫天佑家里搜出了白银十二万两、金条一百五十根、田契二十三张、铺面十五间。
这些家产加起来，远超他们侵吞的公款数额，说明他们不光掏空了厂子，还拿着朝廷的补贴养肥了自己。
消息传到西都的时候，是九月十三日的早上。
这天早上，西都各官办工坊的主事、主簿们，反应出奇地一致。
这些平日里在厂里吆五喝六、拍桌子骂娘的主事、主簿们，一夜之间全变成了闷葫芦。
恒丰织造厂和北山矿冶厂的主事被拿办的消息像一阵寒风，吹过了西都官场的每一个角落。
那些曾经跟赵守谦、卫天佑一起吃过饭、喝过酒、互相称兄道弟的主事、主簿们，那些曾经在账本上动过手脚、虚报过开支、吃过空饷的主事、主簿们，那些曾经觉得“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的主事、主簿们，忽然发现“个高的”已经被砍了，天塌下来得自己顶着。
城南机器厂的官厂主事，是一个叫刘文远的中年人，九月十一日早上到了厂里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办公值房喝茶，而是径直走进了车间。
他转了一圈，看见工人都在干活，没说什么。
然后他回到办公值房，关上门，把近三年的账本全翻了出来，一本一本地查。
当天下午，刘文远做了一件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事：他把账本上的虚假开支全部划掉，把吃空饷的名额全部注销，把虚报的原料采购价全部改回实际数字。
改完之后，他看着那本被涂改得乱七八糟的账本，苦笑了一声，自言自语道：“他娘的，早该这么干了。”
西都第四纺织厂的主事姓孙，跟被砍的赵守谦关系不错。
九月十三日晚上，孙主事一夜没睡，在书房里坐到天亮。
他面前摆着一壶茶，茶是凉的，他一杯都没喝。
天亮之后，他出了门，去了西都府衙，主动交出了自己过去三年收受的贿赂，一共一万三千银元。
府衙的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当赵守谦。”
九月十四日，西都工部临时办事公所贴出了一张告示。
告示的内容很简单：工部决定在第二批转私之前，先行公布所有拟转私官厂的资产评估明细，并设立匠人代表咨询处，各厂匠人如有异议，可到咨询处登记反映。
这张告示贴出来的时候，郑守业等七人还在上都。
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因为《天城商报》头版头条标题就是《刑部雷霆办案，两名主事侵吞百万公款被处斩》，副标题是《工部调整转私程序，资产评估将全面公开》。
郑守业拿着报纸，站在上都城南一家小旅馆二楼的窗前，看了很久。
何秀英站在旁边，也看了一遍，然后小声说道：“郑师傅，咱们赢了吗？”
郑守业摇了摇头，道：“我们没有赢，但也不算输。”
他把报纸折好，放在桌上，走到窗前，看着上都的天空。
窗外天高云淡，阳光明亮。
楼下街上有小贩在吆喝卖糖炒栗子，有小孩在追跑打闹，有黄包车夫拉着客人匆匆而过。
一切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两样，但郑守业心里清楚，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他转过身，看着何秀英、马长河和其余四个工人代表，道：“收拾东西。明天回家。”
马长河喘着气问：“这就回了？”
郑守业走到桌前，拿起那卷白布。
白布上三千一百四十七个签名，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红的手印和黑的墨迹混在一起。
他把白布重新卷好，放进木匣里，合上盖子，说道：“该办的办了，该说的说了。剩下的，就看天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