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厂的事暂交赵武打理，李嵩换了身寻常布袍，带着温先生往王家村去。晨露打湿了田埂，桑林里传来蚕农们的谈笑声，与昨日窑厂的压抑截然不同。
“大人，前面就是王家村的打谷场了。”温先生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空地，那里已经聚了不少人，陈爷爷正站在石碾上，手里拿着块桑盟牌，不知在说些什么。
李嵩放缓脚步，远远看着。打谷场的木桩上挂着新摘的桑叶，几个农妇蹲在地上分拣，孩子们围着石碾追逐，手里攥着桑枝编的小玩意儿。阳光穿过桑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透着股踏实的生气。
“陈爷爷，您就说说吧！巡抚大人要是真能听咱们的，这蚕税能不能降点？”一个年轻蚕农喊道，引来一片附和。
陈爷爷敲了敲桑盟牌，声音洪亮：“降税不是小事，但咱们得把心里话掏出来！昨儿沈公子让人捎信，说巡抚大人要听‘实在话’，咱们就捡实在的说——这些年张万堂把丝价压得太低，蚕农辛苦一年，连口粮都换不够；还有那漕帮，过路费一加再加，运趟蚕丝比卖的还贵……”
李嵩听得心头沉重。他在衙门里看的账册，写的是“岁入丰盈，民生安乐”，可眼前这些人的话，才是真正的“民生”。
“陈爷爷，”李嵩走上前，拱手道，“在下李三，是沈公子的朋友，听说乡亲们有难处，特来听听。”他没亮身份，只想当个普通听众。
陈爷爷眯起眼打量他，见他虽穿着布袍，举止却透着稳重，便点点头：“既然是沈公子的朋友，那便是自家人。来，坐。”他让人搬来块青石板，“你说说，这税到底能不能降？”
“降税不难，难的是降了税，朝廷的差事怎么办？”李嵩反问，“桑苗要育种，蚕房要修缮，都得花钱。若是只降税，不解决这些，怕是治标不治本。”
这话戳中了要害。蚕农们面面相觑，一个老汉叹道：“大人说得是。去年官府免了两成税，可张万堂的丝行把价压得更低，咱们反倒亏得更多。”
“那依你看，该怎么办？”陈爷爷追问，手里的桑盟牌攥得更紧。
李嵩指着打谷场边的桑林：“我听说王家村的‘桑枝绣’很有名？”
春杏正好提着竹篮过来，听见这话，把篮子往地上一放，里面是十几块绣着桑蚕的布片：“李大哥说的是这个？这是俺们村的手艺，用桑枝浆染线，比普通绣品结实。只是没人牵头，卖不上价。”
“这就是法子。”李嵩拿起一块绣片，“把零散的绣娘组织起来，成立个‘绣社’，官府出面担保，让绣品直接供到府城的绸缎庄，绕开中间的贩子。这样一来，绣品能卖高价，蚕农的丝也有了稳定销路，岂不是两全其美？”
蚕农们眼睛一亮。张二婶凑过来：“那漕帮的过路费呢？他们卡着水路，咱们的丝运不出去啊！”
“水路不通，就走陆路。”李嵩看向沈砚之派来的随从，“沈公子已答应，出银子修通王家村到府城的土路，再派镖局护送，过路费分文不取。”
“真的？”有人不敢信。
“我以沈记的名义担保。”随从朗声道，从怀里掏出块腰牌，“这是沈公子的信物，三日后就开工修路。”
打谷场顿时热闹起来，蚕农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陈爷爷却拉着李嵩走到一边，低声道：“李兄弟，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官府的人？”
李嵩沉默片刻，从袖中取出半块玉佩，与陈爷爷腰间的桑盟牌放在一起——玉佩上的莲花与桑盟牌上的蚕茧，竟能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图案。
“这是……”陈爷爷愣住了。
“二十年前，先父任苏州通判时，与王家村的老桑农定下约定，若遇丰年，官府与蚕农共分收益；若遇灾年，官府减免赋税。这半块玉佩，就是信物。”李嵩的声音有些沙哑，“当年定下约定的老桑农，就是您吧？”
陈爷爷看着玉佩，眼圈一红：“原来是李大人的公子！老大人当年为了护桑苗，差点被革职……没想到，二十年后，您真的来了。”
李嵩握住他的手：“陈爷爷，这次我来，不是为了听赞歌，是想请乡亲们帮个忙——苏州的赋税积弊已久，我想推行‘桑税新制’，按蚕丝产量定税，多产多补，少产少缴。但这法子成不成，得看大家信不信官府，愿不愿意试。”
陈爷爷举起桑盟牌，对蚕农们喊道：“大伙儿都听见了吗？李大人要推新制，让咱们多劳多得！信得过官府的，把桑盟牌举起来！”
“举起来！”“信得过！”三十多块桑盟牌齐刷刷举起，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一片小小的森林。
李嵩看着这一幕，突然明白“问计于民”四个字的分量。不是站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蹲在田埂上，听蚕农说种桑的难处，看绣娘飞针的手法，让他们觉得，这官府，是自己人。
日头升高时，李嵩要走了。蚕农们往他马背上塞了新摘的桑葚、刚烘的蚕茧，春杏还送了块绣着“风调雨顺”的布片。
“大人，这新制要是推成了，俺们给您绣块‘万民伞’！”张二婶喊道。
李嵩回头一笑：“不用万民伞，只要来年桑林更密，蚕茧更肥，比什么都强。”
马蹄踏过田埂，带起的泥土里混着桑叶的清香。李嵩摸着怀里的绣片，上面的针脚密密实实，像无数双攥在一起的手。他知道，这江南的风，终于要往暖处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