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娘第二天是在卯正醒的，比平时晚了一刻。不是睡过了，是不想起。
杏娘躺在床上听外面的声音——隔壁孟叔已经在生炉子了，铁器碰撞的声响隔着墙传过来。
巷子里有脚步声，有人在挑水，水桶晃荡的声音一下一下的。
远处有早市的嘈杂声，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布。
长安的早晨跟每一天一样准时开始，但她今天不用起来烧汤了。
灶冷了，汤锅空了，铺子里没有油烟气。她第一次发觉，一间铺子最难闻的味道不是油烟，是什么都没有。
她躺了一会儿，还是起来了。洗脸，梳头，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杏娘走到门口的灶台前站了片刻——灶是冷的，瓦罐是空的，案板上昨天晚上盖的那块湿布已经干了。
她昨天出门前跟小圆说了“把火灭了“，小圆把火灭了，但灶台没有收拾。
切了一半的葱还放在案板上，蔫了，边缘卷了起来。
杏娘伸手把那把蔫了的葱拿起来看了看，然后扔进了角落的簸箕里。
杏娘没有立刻出门。
她在铺子里走了一圈——把案板擦了，把灶台上的油渍抹了，把昨天没有洗的几只碗洗了放回碗架。
没有事情做，但她不能让手停下来。
手停下来，脑子就会不停地转。
而她现在脑子里转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个是不让她难受的。
铺子外面有人经过，脚步声在门口停了一下。
杏娘抬起头，透过门帘的缝隙看到一个人影——不是客人，是街坊，站在门口瞥了一眼封条，又扫了一眼里面，然后走了。
杏娘没有掀帘子出去解释。封条贴在门上，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到了巳时，她终于出了门。她没有去别的地方，去了秦娘子的仁济堂。
秦娘子正在药柜前捡药，看到她进来，没有意外的表情，只是把手里的戥子放下，拍了拍手上的药末。
“那个病人怎么样了？“杏娘问。
“好了。昨天灌了一碗药下去，半个时辰就缓过来了。我又给他开了三副调理的药，让他回去吃三天就没事了。”
“他有没有说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他说那碗馄饨的味道跟平时吃的没什么两样。“秦娘子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他走的时候还让我替他跟你说声对不住——他说他没想到会在你铺子里出事，他不是故意的。”
杏娘靠在柜台上，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但他是不是被人当刀使的，这个就不好说了。”
杏娘没有应声，目光落在秦娘子身后的药柜上。抽屉上贴着药材名——当归、黄芪、党参、大黄。她看到“大黄“两个字的时候，目光停了一下。
“秦娘子，你说他中的是大黄和芒硝。这两种药在药铺里能随便买到吗？”
秦娘子摇了摇头：“大黄不算什么稀罕东西，一般药铺都有，量也不难买。”
芒硝稍微贵一些，但也不是什么稀罕物。
“两种药合在一起用，懂药的人都知道是泻下的方子。”
“那不懂药的人呢？”
“不懂药的人不会用这个方子。”
杏娘的手指在柜台边缘轻轻叩了两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下药的人至少是懂一点药理的。或者，他背后有一个懂药的人帮他配了这个方子。
她离开仁济堂之后没有回铺子。在街上走了一圈，没有目的，但脚步没有慢下来。
杏娘发现自己走的方向是西市——习惯的力量比想象的大。
她走到西市口才停下来，站在那里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她以前每天这个时候都在买菜，老刘头会给她留最好的五花肉，那个卖菜的大娘会多抓一把葱塞进她篮子里。
现在她站在街口，没有人叫她，没有人在等她。
像一个被流水推上岸的石子，潮水还在涨，但她已经不在水里了。
杏娘站在街口看了一会儿，看到老刘头的肉摊前排着队——没有她，他的生意还是照样做。心里没有怨，只是觉得空落落的。
她把手伸进衣领里摸了一下——玉佩还在，光滑的，贴着指尖，像一颗被体温焐久了的石头。
她碰了一下就收回了手。
转过身，往回走。
路过自己的铺子门口，脚步自然地慢了下来，但没有停。继续往前走。
在常乐坊的巷子里绕了一圈，经过赵三娘的布庄时三娘叫住了她。
“杏娘，你进来。”
杏娘进了布庄。赵三娘把她拉到柜台后面，压低声音说：“我帮你问了一圈，昨天下半天有人在东市茶馆见到永兴楼那个账房先生跟一个姓侯的见面。姓侯的在坊署做过事，认识里面的人。”
杏娘站在柜台后面，看着赵三娘从柜台下面摸出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不是字，是记号。赵三娘不识字，但她会记东西。
“那个姓侯的家住在城南仁安坊，巷子第三家，门口有一棵槐树。”赵三娘把纸上的内容念给她听，然后把纸叠好塞进杏娘手里。
杏娘看着手里的纸条，又看了看赵三娘。
“三娘，你怎么——”
“我怎么知道的你别管。“赵三娘摆了摆手，“我在常乐坊住了十几年，要是连这点门路都没有，我这布庄早关门了。”
杏娘把纸条收进袖子里，没有多问。她知道赵三娘不会告诉她消息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不信任她，是说出来反而不好。
在长安，每条街都有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知道是谁的，反而就不灵了。
封条还在门上，那两条白纸在风里微微翘起一个角，像两只白蝴蝶的翅膀，随时要飞走。
但封条没有飞走。它贴得很牢。
账房先生姓吴，在永兴楼做了八年账房。之前永兴楼跟杏娘合作后，吴账房因为替钱掌柜办事太过卖力，被新掌柜边缘化，从管事降成了管账。
吴账房今年四十七，在长安待了十几年，对东市的熟稔程度比对自己掌纹还清楚。
他不算坏人，但他咽不下这口气——他替永兴楼卖了八年的命，最后落得个“被牵连“的下场。
新掌柜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从管事的位置上挪开，明升暗降，面子上好看，里子全是羞辱。
他以为供应链封杀就够了，失败了。
他以为砸缸泼酱就能吓退她，也失败了。
他以为散布流言就能让客人不敢上门，客人确实少了，但那个女人没有关门。
她不但没有关门，还每天照常开张，灶台上的汤一天都没断过。
所以吴账房下了第三步棋。
他让那个姓周的牙人去买了大黄和芒硝，分量不多，混在一包调料里，趁早市人多的时候塞进了杏娘铺子门口的菜筐里。
他不想伤人，他只要有人倒下就够了。只要有人倒在她铺子里，坊署就必须查。
只要坊署查了，他就有人能递状纸、做证人。
他不需要证明杏娘是故意的，他只需要证明她的铺子“出过事“——后面的脏水，自然有人替他泼。
此刻他坐在东市一家茶馆的二楼，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壶茶和一碟花生。
他对面坐着的人姓侯，是他在长安认识的为数不多的“能办事“的人之一。
侯三以前在坊署做过两年书吏，认识里面的人，知道流程怎么走。
“郑掌固昨天去封了她的铺子。”吴账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
侯三嗯了一声，捏了一颗花生丢进嘴里：“接下来呢？”
“接下来，要有人去坊署作证。不是一个人，是三四个人。都说在杏娘食肆吃过之后不舒服，程度不一样——有的说肚子疼，有的说拉了几天肚子，有的说以后再也不敢去西市吃饭了。”
“证人你找好了？”
“找好了。两个是东市卖菜的，跟杏娘有过节——她以前换过供应商，那两个人就是被她换掉的。另一个是我的人，常去杏娘铺子里吃过饭，脸熟，说话有人信。”
侯三嚼着花生，慢慢咽下去，然后说了一句：“证人够用了。但这些东西只能让她铺子关久一点，关不死。”
“我知道。我没想一次关死她。“吴账房把茶杯放下，看着窗外的街景慢慢地说了一句，“我要的是她这半年白干了。等她重新开业的时候，合作早就泡汤了。永兴楼不会再跟她搭伙，她那些老客人，早就忘了她家的馄饨是什么味道了。”
侯三没有接话。
他认识吴账房好几年了，知道这个人做事从来不是一拳打死，而是一刀一刀地割。
他不想夸他有耐心，因为这个词用在一个四十七岁的老账房身上不算褒义。
但他知道，吴账房从封杀食材到找人投毒，每一步都不是临时起意，是早就想好了的。
“那个从郑州来的人——“侯三压低了声音，“是干什么的？”
吴账房的目光微微偏了一下：“你不用知道。”
侯三没有再问。他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个人做的事，你最好不要知道。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把话题转开了。
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茶馆角落里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从吴账房上楼的时候就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碗已经凉透的茶，从始至终没有抬头看过他们一眼。
他只是安静地坐着，把一碟茴香豆一颗一颗地剥着吃，像是在等什么人。
吴账房和侯三离开之后，那个人才放下手里的豆子，站起来，走到柜台前结了账。
他走出茶馆的时候往西瞥了一眼——常乐坊的方向。他没有去，转身往南走了。
他走后，茶馆伙计过来收桌子，发现那人坐的位置上，碟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伙计拿起来扫了一眼，不识字，就又放回去了。
过了不久，另一桌的客人走过来坐下，顺手把那张纸条揣进了袖子里。
纸条上只写了四个字：证人找齐。
吴账房从茶馆出来之后没有直接回住处。
他去了一趟城南，在一间小院子门口站了片刻，没有敲门，确认院子里的灯亮着就走了。
那是他租的院子，郑州来的人住在里面。
他没有进去，因为他不想让人看到他在这个时候跟那个人走得太近。
他只是确认了一下灯亮着——灯亮着，人还在。
他走在回住处的路上，夜风吹过来，带着长安城特有的味道——泥土、炊烟、马粪、和远处不知谁家飘来的酒香。
他在长安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属于这里。
他只是替东家办事的人。
办完了，他就回郑州。
他本来以为这件事一个月就能办完。现在一个月过去了，那个女人还在常乐坊，她的铺子虽然被封了，但她的人还没有走。
只要她的人还在常乐坊一天，她的铺子就还有重新开门的可能。
他不能让她有那个可能。可她一个女人家，真的能被一纸判决按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