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三年五月十八，上饶。
仗打完了二十天，城里的气味从血腥变成了石灰、木屑和桐油混在一起的涩味。知府衙门烧焦的匾额换了一块新的，吕留良亲笔题了“明镜高悬”四个字。字写得圆润平和，和刀光剑影的城头形成奇怪的对照。
王士元站在北门城楼上，看着城外的信江。方仲文从城下上来，手里拿着册子，脸上带着汗——二十天了，他每天跑遍全城，清点物资、登记俘虏、安排伤员，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先生，矿工营的抚恤银发完了。一百零三户，每户五十两。银子不够，从库银里垫了三千两。现在库银还剩不到六千两。”
王士元的手指在垛口上停了停。“不够就去挣。铅山的铜矿开工了没有？”
“开工了。查嗣韩找了几个老矿工，带着新招的人下去挖了。第一批铜锭已经炼出来了，两千多斤。铅山的匠人说要铸钱，还缺钱模子——清廷的钱模子在大理府的铸钱局，拿不到。私铸铜钱，做出来的跟制钱不一样，百姓不一定认。”
“不做铜钱，做铜料。铜能卖，能换粮食、换铁、换硝石硫磺。福建的商人认铜。查嗣韩在福建有人脉，让他去跑。铜锭运到福建，换成粮食和军需。”
“那条路不好走，从铅山到福建，山路一百多里，还有清军的关卡。”
“关卡绕过去。走小路，夜里走。多走几天，总比没有强。”
方仲文应了一声，低头在册子上记。
王士元走下城楼，沿着城墙根走了一圈。上饶的城墙比广丰高得多，青石砌成，大部分完好，但有些地段年久失修。士兵们正在修补，和泥的、搬砖的、砌墙的，叮叮当当响成一片。这些人里有一半是招降的清军俘虏，穿着新发的衣裳，拿着新发的刀，脸上的表情还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他们不知道这个“王先生”能撑多久，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哪天又被清军俘虏回去。但当兵吃粮，谁给饷就跟谁干，先把今天混过去再说。
张万祺从城西跑过来，脸上晒得黑红，脖子上全是汗。“先生，西门的瓮城修了一半，砖不够了。城里能拆的旧墙都拆了，还是差不少。”
王士元想了想。“拆庙。上饶城里庙多，关帝庙、城隍庙、土地庙，挑那些没人去的，拆了取砖。回头再盖。”
张万祺愣了一下。“拆庙？怕老百姓不答应。”
“先顾活人。活人守不住城，死人更没地方烧香。”
张万祺应了一声，跑了。
军营里，王永泰正在带新兵练刀。左胳膊还吊着布条，但已经能走路了。他站在队伍前面，手里拿着一根竹竿，一下一下地敲那些新兵的手腕。
“刀不是这么握的！握死了，转不了腕。转不了腕，劈不出去。劈不出去，挨刀的就是你！”他走到一个新兵面前，竹竿敲在那新兵的手腕上，新兵手一抖，刀掉了。“捡起来。重来。”
王士元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没有走过去。王永泰把标营剩的那四十多个老兵打散，每两个老兵带十一个新兵，一个教刀，一个教火器。新兵里有俘虏，有矿工营的伤员，有从百姓里招的壮丁。混在一起，谁也不认得谁，反而好带。
杨德茂从矿工营的营地走过来，走路还一瘸一拐的，背上的伤没好利索。左耳朵包着白布，白布已经换了新的，不再往外渗血。精神比半个月前好了很多，不再哭了。
“先生，矿工营能上城墙的有一百二十个人了。剩下的还在养伤，伤好了就能归队。新招的矿工也有一百多个，都是铅山那边的，听说当兵给二两银子一个月，自己跑来的。”
“新招的矿工先不急着上城墙。让他们跟着老兵练。练好了再上阵。”
杨德茂点头。
夜里，王士元坐在大堂上，对着舆图发呆。方以智端着茶进来，放在桌上，在旁边坐下。
“殿下，想什么？”
“想后路。”王士元没有抬头，“大师，你说清军会给我们三个月吗？”
方以智捻佛珠的手停了。“殿下以为呢？”
“不会。我要是塔尔岱，我也不会等。他在江山，离上饶不到二百里。他手里还有一千多人，加上衢州还能再调兵。如果他趁我们立足未稳，联合江西的绿营，东西夹击上饶，我们守不住。”
方以智沉默了一会儿。“殿下想怎么办？”
“练。往死里练。一个月之内把新兵练出个样子，两个月之内把城防修完，三个月之内把粮草凑够。然后不等了。不等清军来打我们，我们先打出去。”
“打哪里？”
“江山。打掉塔尔岱，关浙江的门。然后往西，打弋阳、贵溪，把江西的门也关上。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散。留得命在，不怕没柴烧。”
方以智看着王士元的眼睛。“殿下的意思是……”
“万一清军人太多，几路合围，打不赢，我不在上饶等死。往南走，进福建，或者往西走，去投吴三桂。”王士元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方以智能听见。
方以智没有惊讶。“吴三桂是逆贼，殿下是大明皇子，去投他？”
“他不是逆贼，他是枭雄。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的是他；到云南当藩王，养兵自重的是他；现在打着‘兴明讨虏’旗号反清的也是他。这种人不在乎谁当皇帝，他在乎的是自己能当多大的王。现在他兵强马壮，朝廷的主力都在跟他打。我们去投他，他不但不会杀我们，还会把我们供起来。朱三太子在他手里，他打‘反清复明’的旗号就更名正言顺了。”
方以智捻着佛珠，很久没有说话。“殿下想得很远。”
“不想远不行。我们在上饶，看起来热闹，其实就是一口锅。清廷是灶台下面的火。火不大，锅里的水还能温着；火一大，水就烧干了。万一烧干了，我得带着这锅水跑，不能干等死。”
方以智站起身来。“老僧去画一份福建和江西的山川地图。殿下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
“越快越好。”王士元顿了顿，“大师，这件事，先不要跟别人说。说了，人心就散了。”
方以智合十。“老僧省得。”
五月底，上饶城里渐渐有了些秩序。各营重新整编完毕，标营三百人，矿工营八百人，三个千户所各一千人，全军三千一百人。
方仲文把新花名册送到王士元案头的时候，王士元翻了一遍。三千一百个名字，有的叫张大、李二、赵石头；有的叫文远、明德、守义。不管叫什么，他们都是他的兵。阵亡的那九十七个名字写在另一本册子里，单独放着。王士元每天晚上都会翻一遍，提醒自己这九十七个人是怎么死的，自己欠他们什么。
王士元站在城墙上，和璋站在他身后。十六岁的少年穿着小号的甲胄，腰间别着那把短刀，刀鞘上的磨痕在暮色中泛着暗光。
“和璋，你过来。”王士元的声音很平。
和璋走近一步。
王士元没有回头，只是看着城墙下面那些收工回营的士兵。“你跟着我半年了，刀练了，城守了，仗打了。看见死人了？”
和璋的声音有些发紧。“看见了。”
“怕不怕？”
“怕。”
“怕就对了。不怕的人，都死了。”王士元转过身，看着儿子的脸。这张脸还很年轻，但眼睛里已经有了一些不属于十六岁的东西。“你记住，你是崇祯皇帝的孙子，大明的皇孙。你现在没有退路，我也没有退路。城破了，清军进来，不会因为你年纪小就放过你。凌迟，三千六百刀，一刀一刀剐成骨头。这是你爷爷的子孙的下场。”
和璋的脸白了，嘴唇在发抖。
“但我不会让那一天到来。”王士元的声音放低了一些，“如果有一天，上饶守不住了，我会带着你们走。往南走，进福建，往西走，去投吴三桂。吴三桂不会杀我们，他需要我们。朱三太子在他手里，他的旗号才有人信。到那时候，你们在吴三桂的地盘上，照样能活。但是，在这之前——在上饶，在广丰，在铅山——在这些我们自己打下来的地方，你不能退。一步都不能退。”
和璋的手攥着刀柄，指节发白。“爹爹，我不退。”
“不是不退，是不敢退。退了，命就没了。”王士元拍了拍他的肩膀，“去练刀吧。练完了，找你吕伯伯读书。你吕伯伯说你的字写得太硬，黄伯伯说你的文章写得太直。不用改。硬有硬的好处，直有直的用处。朱家的子孙，不用学那些弯弯绕绕。”
和璋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爹爹，吴三桂真的不会害我们吗？”
“不会。他不是好人，但他不傻。害了我们，对他没有好处。一个活着的朱三太子，比一个死的值钱十倍。”
和璋想了想，快步走了。王士元站在城墙上，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远处，夕阳正在落下，把整座上饶城染成了金红色。城墙上的士兵在换岗，城下的百姓在收摊，军营里传来晚饭的号声。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王士元知道，这种正常撑不了太久。他必须在撑不下去之前，想好所有的路——打赢的路，打输的路，跑的路，投降的路。他不想投降，但他的家人、他的兵，不能跟着他一起死。
方以智从城下走上来，手里拿着一卷刚画好的舆图。“殿下，福建和江西的山川地图，粗粗画了一份。小路、关隘、渡口，都标在上面了。从铅山往南，翻过武夷山，就是福建的光泽县。光泽县往南，是邵武府。邵武府往西，可以绕开清军的关卡，进入江西的建昌府。建昌府往西南，就是吴三桂的地盘了。这条路全是山路，不好走，但清军追不上。”
王士元接过舆图，展开。密密麻麻的山川标记，一条红线从铅山蜿蜒向南，穿过武夷山，穿过福建，拐进江西，一直画到湖南。那是他最后的退路。
“大师，这条路你走过吗？”
“年轻时走商走过两次。那时还是明朝。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山路还在，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清军的关卡。”
“派人去探。扮成商人，走一遍。看看哪段路能走，哪段路有清军。探清楚了，回来画一份详细的地图。”
方以智合十。“老僧这就去安排。”
王士元把舆图卷好，塞进袖子里。他转过身，看着城外的黑暗。他不知道这条路会不会用上，但他必须准备好。一旦用上，就是救命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