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审讯室。
日光灯管发出的冷白色光线将整个房间照得纤毫毕现，墙壁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目。陈海坐在审讯桌后，面前摊着一叠厚厚的材料，他的目光紧紧锁在对面那个穿着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身上。陆亦可坐在他旁边，手里握着笔，随时准备记录。审讯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胶着而压抑的气氛，像是暴风雨来临前那种令人窒息的闷热。
坐在铁椅上的丁义珍，从被带进这间审讯室的那一刻起，就表现出了一种与其处境极不相称的镇定。他的双手被铐在身前，脊背却挺得笔直，脸上没有丝毫被抓获后的惊慌失措，反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近乎嘲讽的淡然。从抓捕到现在，几个小时过去了，无论陈海问什么、说什么，他始终保持着同一个姿态嘴唇紧闭，目光要么盯着面前桌上的一点，要么越过陈海的肩膀，投向审讯室那扇紧闭的门，仿佛在等什么人推门而入。
一个字都不肯吐。
陈海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一点。他的时间不多了。等到天亮，省纪委的人就会拿着手续来提人。一旦丁义珍被移交到省纪委的羁押场所，他再想亲自审讯、从丁义珍嘴里撬出东西来，就几乎不可能了。高育良在会上定下的那个折中方案办案权归侯亮平，但省纪委先行审查等于在他和真相之间竖起了一道高墙。他只有这短短一夜的窗口期。
陈海压下心头的焦躁，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沉稳而不失威严。他把一份材料推到桌边，用手拍了拍，发出清脆的响声。
“丁义珍，我告诉你。你能坐在这里，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确凿的行贿受贿证据。这一点，我希望你心里有数，不要再心存任何幻想。”陈海停顿了一下，观察着丁义珍的反应，但对方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波澜。“你的问题很严重，但组织上从来都是给出路的。我希望你能够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主动交代，争取立功。不要再死扛了，把你做过的事，一五一十地全都讲清楚。”
丁义珍听完这番话，嘴角甚至微微弯了一下。那表情像是在听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背诵课本上的标准话术。他见得太多了，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落马，和那些街头斗殴被抓的小混混根本不是一个概念。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真正复杂的案子面前，这两句话就像纸糊的盾牌一样不堪一击。说得越少越安全，这个道理不需要任何人来教他。你陈海一个反贪局长，到底是真不懂这里面的水深水浅，还是在跟我演戏，想从我嘴里套话？退一万步讲，就算我真把有些事说出来，你一个小小的反贪局长兜得住吗？你肩膀上那副担子，扛得起那些名字背后的分量吗？
丁义珍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间安静的审讯室里，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进了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
“陈海，你还别吓唬我。”他的语气不紧不慢，甚至带着几分懒洋洋的从容，“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既然证据都已经在你手里了，那你还有什么必要坐在这里问我呢？”
这话噎得陈海胸口一闷。
丁义珍心里有自己的盘算。他很清楚，只要自己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事情就还有转圜的余地。他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孤魂野鬼，他是赵瑞龙赵公子的人。这些年来，他替赵公子办了多少事，经手了多少见不得光的往来，脑子里又装着多少一旦泄露出去就足以让半个汉东官场地震的秘密，他自己最清楚不过了。赵瑞龙是什么人？那是赵立春的儿子。只要这个消息传到赵公子的耳朵里，他不可能不出手捞人。大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丁义珍要是真的扛不住了，把肚子里那点东西往外一倒，谁也跑不了。赵公子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你！”
陈海被丁义珍这副油盐不进、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激得火气直往上窜。他把一沓材料重重地摔在桌上，纸张在光滑的桌面上滑出去老远。“你看看这些！你以为你不开口，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吗？北京那边的赵德汉已经彻底交代了，他清清楚楚地供述，你曾经向他行贿。就凭行贿这一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的案子钉死！”
这确实是陈海目前手里最硬的一张牌。最高检那边审讯赵德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赵德汉在崩溃之后交代了一连串行贿受贿的事实，其中就包括丁义珍向他输送利益的具体细节。行贿的证据链已经基本闭合，虽然丁义珍本人受贿的直接证据还在搜集中，但光是行贿这一项，就足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与此同时，陈海派出的另外几路人马正在连夜行动。一队人去了丁义珍位于京州市中心那套四室两厅的住宅，另一队人则进入了他的办公室。因为是突击抓捕，丁义珍没有任何销毁证据的时间窗口。陈海相信，在他的家里和办公室里，一定还藏着不少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只要搜查那边传来好消息，他手里的筹码就会更多。
审讯进行到中途，陈海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是派去丁义珍家里搜查的周正发来的消息。消息很简短，但内容让陈海精神一振“陈局，在丁义珍家中主卧室衣柜夹层内发现大量现金及多张来源不明的银行卡，初步清点数额巨大，正在继续搜查。”
陈海收起手机，把这个最新战果甩到了丁义珍面前。他指着手机屏幕，语气更加强硬：“丁义珍，你家里的衣柜夹层里藏着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现金，银行卡，我们的人现在就在你家里清点。你以为你把嘴闭上，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了吗？”
然而，丁义珍的反应依然如故。他甚至没有朝那部手机多看一眼，目光依旧定定地落在对面雪白的墙壁上，像是那面墙上正在放映一部只有他才能看到的电影。他的沉默不是那种被揭穿后的哑口无言，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近乎挑衅的拒绝沟通。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墙上的挂钟指针无声地划过表盘，审讯室里只剩下空调出风口发出的细微嗡鸣和陈海偶尔翻动材料的声音。陆亦可记了大半本笔录，但上面大部分都是陈海的提问，丁义珍回答的那一栏几乎是空白。
陈海的耐心，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耗殆尽。
他靠在椅背上，盯着对面这个油盐不进的人，脑子里反复转着祁同伟之前叮嘱他的那番话。祁同伟在电话里说得明明白白能查多少查多少，查不出来的不要强求。这件事背后牵扯的东西太深、太广，绝对不是他陈海一个人能扛得住的。祁同伟没有明说那是什么，但陈海不是傻子，他听得懂那些弦外之音。今晚在省委汇报会上李达康的态度，更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祁同伟的判断这件案子是一颗雷，谁踩实了谁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陈海不是没有野心。他骨子里也想像一个真正的反贪战士那样，把丁义珍背后那整条线上的蛀虫一条一条地揪出来，把那张隐藏在光明峰项目背后的大网彻底撕碎。但理智告诉他，那不是一个地市级反贪局长能做的事情。那是需要更高层级的决心、更强有力的授权、以及更严密的保护才能触碰的禁区。而他陈海，现在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他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不那么甘心、但足够务实的决定收工。
现有的证据已经足够把丁义珍的案子做实了。行贿的事实清楚，家里又搜出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哪怕丁义珍一个字都不交代，就凭这两条，也够他在监狱里蹲上好些年。战果虽然没能进一步扩大，但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陈海合上面前的卷宗，站起身。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的这次审讯画上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他看了丁义珍最后一眼，对方依然保持着那副老僧入定的姿态，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把他带下去，关在羁押室。安排人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不能出任何纰漏。”陈海对旁边的法警交代了一句，然后转身走出了审讯室。
走廊里很安静，陈海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他走出大楼，站在台阶上点了一根烟。夜色浓稠得像化不开的墨汁，远处的城市灯火在夜幕中明明灭灭。他吐出一口烟雾，看着它在路灯下缓缓消散，心里想的却是反贪局的工作，从来就不只是查案那么简单。他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主动权，可以针对某些特定的线索和人主动出击，但在绝大多数时候，为了避免造成太大的震荡，为了不让打击腐败的行动波及面过广、影响到地方的经济和民生，他们不得不遵循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办案要讲策略，讲分寸，不能稀里哗啦地倒掉一片，否则引起的社会连锁反应谁都承担不起。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是基层反贪干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当晚，丁义珍被关押在检察院内部的一间羁押室里。铁门落锁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沉闷，两名法警守在门外，一切看起来都万无一失。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汉东省纪委的车就开进了检察院的大院。手续齐全，流程规范，交接单上盖着鲜红的公章。陈海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后面，看着丁义珍被两名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带上车，然后那辆黑色的轿车平稳地驶出大门，消失在晨光之中。
人被提走了。接下来的一切，就跟他陈海没有直接关系了。
丁义珍被带到省纪委的办案点之后，被单独关进了一间经过特殊布置的房间。这里的陈设比检察院的羁押室更规整一些，但性质完全一样四面实墙，一扇铁门，窗户上焊着密实的钢筋护栏。由于省纪委书记田国富此刻并不在京州，他正陪着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在下面几个市县搞调研，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因此对丁义珍的后续审讯工作，暂时由省纪委的二把手负责指挥。
当天上午九时许，省纪委的工作人员按照规定程序，向丁义珍本人正式送达了“双规”决定书。所谓双规，就是要求被调查人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就有关问题向组织做出说明。
负责送达的工作人员拿着决定书走进了丁义珍的房间。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两名同事，其中一人手里拿着记录本。工作人员走到丁义珍面前，公事公办地念了一遍决定书的内容，然后把文件递到他面前，示意他签字确认。
变故就在这一刻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丁义珍原本坐在床沿上，面色红润，神情自若，和昨夜在审讯室里那副老油条的模样别无二致。他甚至已经伸出手，准备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笔。然而就在他的手指即将触碰到那支黑色签字笔的瞬间，他的脸色骤然变了。
那是一种肉眼可见的、急剧的生理变化。他脸上的血色在短短一两秒之内迅速褪去，先是变得惨白，紧接着又泛起一层不正常的铁青色。他的眉头猛地皱成一团，额头上瞬间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嘴唇也在剧烈地哆嗦，像是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他的右手改变了方向，没有去接那支笔，而是一把捂住了自己左胸口心脏的位置，五指死死地揪住衣襟，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抽搐。起先是肩膀在抖，然后蔓延到整个上半身，他整个人从床沿上滑了下去，后背重重地砸在房间的地板上，发出一声闷响。他的双腿在地上毫无章法地蹬了几下，喉咙里挤出一阵含混而痛苦的声音，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气管。
现场的工作人员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但多年的职业素养让他们迅速反应了过来。距离最近的那名工作人员立刻蹲下身，一边大声喊着“丁义珍！丁义珍！”，一边伸手去探他的脉搏。另一名工作人员则迅速掏出手机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对着话筒急促地报出了地址和现场情况。还有一个人冲出了房间，去喊驻点的医护人员。
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从丁义珍捂住胸口滑倒在地，到他彻底停止抽搐，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两分钟。等驻点医生提着急救箱冲进房间的时候，躺在地上的丁义珍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他的眼睛半睁着，瞳孔散大，对光线的刺激毫无反应。胸膛不再起伏，脉搏和心跳全部消失。
急救医生跪在地上进行了将近二十分钟的心肺复苏，人工呼吸、胸外按压，能用的手段全都用了，但仪器上的那条线始终是一条冰冷的直线。120急救车赶到之后，随车医生又接力抢救了十几分钟，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地摇了摇头。
上午十点十五分，急救医生收起听诊器，在死亡确认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死亡时间，初步推断为十点零三分。直接死因，初步判断为心脏骤停，疑似突发性心肌梗死。但医生也在报告上注明，确切的死亡原因需要等待进一步的尸检和病理学检验才能最终确定。
丁义珍死了。死得干脆利落，死得毫无征兆，死在一个本应最安全、最不可能出事的场所省纪委的办案点里。
这个消息就像一块巨石被砸进了汉东省本就暗流汹涌的官场池塘，激起的波澜迅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最先接到消息的，是远在数百公里之外陪同沙瑞金调研的省纪委书记田国富。他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的时候，他正陪着沙瑞金在一家农业产业园的大棚里参观，周围簇拥着一群市县两级的陪同干部和媒体记者。田国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省纪委那边的心腹打来的，他本能地感到一丝不安，快步走到大棚外面一处相对僻静的角落，按下了接听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