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五那天何眼线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透他就到了城东那间茶楼门口。茶楼叫“望江楼”,两层木楼,楼下散座,楼上雅间,门口挂着块旧匾,漆掉了大半,“望江楼”三个字只剩“望”和“楼”,中间那个“江”字模糊得认不出来。门口蹲着条黄狗,瘦得肋骨一根根数得清,见何眼线走过来,抬了抬眼皮,没动。何眼线从它旁边绕过去,站在屋檐底下等开门。
开门的是个老头,姓周,六十来岁,背微驼,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拿门板一块一块往下卸。卸完了把门板靠在墙边,回头看了何眼线一眼,说“客官来得早,楼上还没烧水”。何眼线说“不急,先上去坐坐”。周老头说“那你上去等着,水烧开了我给你端”。何眼线应了一声,踩着木楼梯上了二楼。楼梯板年头久了,踩上去吱呀响,有一块踏板的边角翘起来,他差点绊了一下,扶了把墙才站稳。
二楼不大,摆了七八张桌子,靠窗一排四张,靠墙一排四张,中间过道窄得两个人侧身才能过。何眼线挑了靠窗第三张桌子坐下来。这个位子斜对着赵德贵和孙德荣每回碰头的那张桌子——靠里第二张,靠着墙,背对楼梯口,有人上楼他们看得见,别人坐在外头看不见他们的脸。何眼线把自己的椅子往窗边挪了挪,侧着身子坐,眼睛看着窗外,余光能扫到那张桌子。窗外是条街,街上还没什么人,一个卖早点的挑着担子从街东头走到街西头,担子一头搁着蒸笼,一头搁着炉子,蒸笼里的热气冒出来,在晨风里散得快。
周老头端了壶茶上来,搁在他面前,说“客官先喝着,水刚烧上,一会儿再续”。何眼线倒了碗茶,慢慢喝。茶是粗茶,涩口,泡得浓,喝了一口舌头根子发苦。他不在意,端着碗小口小口地抿。等了大约半个时辰,楼下街面上人渐渐多了,卖菜的、挑担的、赶车的挤成一片,吆喝声从窗户缝里灌进来。茶楼里也上了几桌客人,两个跑货的坐在楼梯口旁边那桌,叫了壶茶和一碟花生米,边吃边聊。一个瘦子说“今年茶价涨了两成”,另一个胖子说“涨呗,反正咱们不贩茶”。两个人聊了几句,瘦子压低声音说“听说了没有,长史司那边最近在查账”,胖子说“查就查呗,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何眼线耳朵竖着,面上不动,接着喝茶。长史司查账——这事赵德贵没提过,大概是最近才有的。他心里记了一笔,接着听。瘦子说“听说查的是钱粮出入,赵典簿这两天脸色不大好看”。胖子说“赵典簿管了十几年钱粮,能有什么事”。瘦子说“谁知道呢,反正长史司里头人心惶惶的”。何眼线心想,长史司查账,赵德贵脸色不好看,这两件事跟五千两银子有没有关系?是王府那边催着送钱,长史司这边又在查账,赵德贵夹在中间两头受挤?他端着茶碗,把这些话一句一句记在心里。
又等了大约两刻钟,楼梯响了。何眼线从窗户玻璃的反光里看见赵德贵上来了。穿一件灰绸长衫,腰板挺得直,两步并一步走上来,往靠墙第二张桌子一坐,把手里提的蓝布包袱搁在桌角上。过了一会儿孙德荣上来了。瘦高个,戴黑缎小帽,穿暗红缎面长衫,走路没声,楼梯板都没怎么响,大概走惯了这条楼梯。他上了楼,在赵德贵对面坐下来,把帽子摘了搁在桌角,露出半秃的脑门。
何眼线这时候已经把脸趴在胳膊上了,一只手攥着茶碗,装出跑货累了打瞌睡的样子。他选这个姿势是有讲究的——趴着能听见声音,胳膊挡着脸,对方看不见他的表情。跑堂的过来续水,他哼哼两声摆摆手,跑堂的没再管他,提着壶去招呼另外两桌了。
赵德贵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但何眼线坐得近,中间只隔了两张桌子,断断续续能听见。头几句没听清,大概是说长史司查账的事。赵德贵说“查账的事你知道了吧”,孙德荣说“知道,查就查呗,账面上做得平,查不出什么”。赵德贵说“面上做得平,底下不平。查账的人不傻,往深处查,查出来谁都不好看”。孙德荣沉默了一下,说“那你打算怎么办”。赵德贵说“先应付着,把面上那本账做得再平些”。
何眼线心想,长史司查账,赵德贵在账面上做手脚,这事跟五千两银子是连着的——王府催着送钱,长史司这边查账,赵德贵得两头顾。
孙德荣岔开话头,说了句什么,何眼线没听清。赵德贵的声音忽然高了一点——“那边又来催了”。孙德荣说“催就催呗,货在道上走,急也没用”。赵德贵说“这回不一样,那边说了,下个月要送五千两,不能再拖”。孙德荣沉默了一下,说“五千两?上回才三千”。赵德贵说“那边添了新差事,银子不够用”。
何眼线趴在桌上,耳朵竖着。五千两。上回三千,这回五千,下回呢?
孙德荣喝了口茶,把茶碗搁下来,声音比赵德贵稳些。“五千两走水路,得分三批走,一批走太显眼。绸缎庄的货单上添几匹绸子的事,货箱里夹带,税卡上打点好了不查。但路上不稳当,上个月老吴的船在鄱阳湖口碰见水匪了,货丢了两箱,幸亏夹带的银子没搁在那两箱里”。
赵德贵说“水匪的事我听说了,老吴报了官,官差查了两天没查着。老吴说以后走夜路不走了,只走白天”。孙德荣说“白天走慢,得多花两天工夫。慢就慢吧,总比丢了强”。赵德贵说“那边催得紧,慢两天怕是不行”。孙德荣说“催也得走稳当,银子丢了谁赔?你赔还是我赔?”赵德贵不说话了。
何眼线趴在桌上,把关键的东西一句一句记在心里。五千两,分三批走,夹在绸缎庄的货箱里,税卡上打点好了,水匪的事让老吴不敢走夜路。上个月鄱阳湖口碰见水匪——老吴走船走了二十年,头一回碰见水匪?还是水匪本来就有的,只是以前没碰上?何眼线想起沈默说过的一句话——“水匪不光是水匪,有时候水匪是有人养的”。鄱阳湖口的水匪,是养的还是野的?要是养的,谁养的?王府那边养水匪截自己的货?说不通。除非水匪截的不是自己的货,是别人的货,赵德贵的船碰上了,被误截了?
何眼线想不明白,把这个念头搁在一边,接着听。孙德荣又说了一句话,声音比刚才还低,何眼线差点没听清。“那边的新差事,是往北边送的。杭州那边接了货,再往南京送,南京往京城送。京城那边有人接,接了往宗人府递”。赵德贵问“宗人府?王府的事怎么递到宗人府去了?”孙德荣说“那边说,宗人府里头有咱们的人,递进去就有人接。递到宗人府,王府的折子就能往上递,递到皇上跟前”。赵德贵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事比我想的大”。孙德荣说“你以为呢?五千两银子,光走一趟水路用得着这么多?”
何眼线心里咯噔一下。宗人府。王府的折子递到宗人府,宗人府往皇上跟前递。这条线从南昌走到京城,走到宗人府,走到皇上跟前。他想起刘文远在牢里说的——“王府那边谁都不敢动我”。刘文远以为王府够大了,没想到王府上头还有宗人府,宗人府上头还有皇上。这条线比他想的深多了。
赵德贵和孙德荣又说了几句,商量怎么分三批走。赵德贵说“初八走第一批,一千五百两,老吴的船”。孙德荣说“初八太急,货还没备齐”。赵德贵说“备齐了,绸缎庄的货前天就到了,夹在货箱里,明天装船”。孙德荣说“行,初八走第一批,十八走第二批,廿八走第三批。三批走完了,银子到杭州,杭州往南京送,南京往京城送”。赵德贵说“就这么办”。孙德荣又说“初八那批,你亲自盯着装船,别出岔子”。赵德贵说“我盯着”。
两个人又坐了一会儿,喝完了茶,站起来下楼走了。何眼线趴在桌上没动,等他们下了楼,楼梯声没了,才慢慢抬起头来。胳膊压麻了,他甩了甩手,把茶碗里剩的茶一口喝了,搁下碗,掏了铜钱搁在桌上。跑堂的过来收碗,问他“客官喝好了”。何眼线说“喝好了”。跑堂的说“我看你趴了半天,茶都凉了”。何眼线说“跑货累了,歇歇脚”。
出了茶楼,何眼线站在街面上吐了口气。日头升起来了,街上人来人往,卖菜的、挑担的、赶车的挤成一片。他站在茶楼门口,把刚才听见的话在心里捋了一遍——五千两银子,分三批走,初八第一批,老吴的船,夹在绸缎庄的货箱里,税卡上打点好了,杭州接货往南京送,南京往京城送,京城往宗人府递。长史司在查账,赵德贵在账面上做手脚。水匪在鄱阳湖口截过老吴的船。这条线一层一层往上递,递到宗人府,递到皇上跟前。
他拐进一条巷子里,快步往济仁堂药铺走。走到药铺门口,方掌柜正在柜台后面打算盘,见他进来,抬了抬眼。何眼线走到柜台前,压低声音说“听见了,五千两,分三批走,初八第一批,走宗人府”。方掌柜把算盘搁下来,把他让到后头。何眼线把茶楼里听见的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方掌柜听完,脸色变了。
“宗人府。”方掌柜说,“这条线通到宗人府,通到皇上跟前。王府这是要往皇上跟前递折子。”
“递什么折子?”
“不知道。但五千两银子铺路,递的折子肯定不小。”
何眼线把茶楼里听见的话一句一句写下来,写完了一遍,又看了一遍,觉得没漏,才把纸折好,交给方掌柜。方掌柜把信走驿站送出去,回来跟何眼线说“初八第一批,你得盯着老吴的船。看船什么时候走、装了多少货、路上有没有人接应”。何眼线说“我明天去码头上盯着”。
当天晚上何眼线躺在药铺后院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五千两,分三批,初八第一批。他想起茶楼里孙德荣说的那句“递到宗人府,王府的折子就能往上递,递到皇上跟前”。这句话压在他心口上,沉甸甸的。他翻了个身,心想这事比他想的大,比沈默想的也大。他明天得去码头上盯着老吴的船,看第一批银子怎么走。盯着了,报回去,剩下的事让上头去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