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陆续走进车间的时候，李家港已经在仓库最深处蹲了快一个小时。
他没让人跟着。不是不需要帮手，是在见所有人之前，他得先自己摸清家底——到底有多少东西还能用，多少东西只能报废，多少东西被遗忘在角落里，连福伯都不记得了。车间外面的脚步声和交谈声隔着仓库的铁门隐隐传来，偶尔有人拉高嗓门问一句“少爷呢”，然后被福伯压低了声音拦住。他听见福伯说了句“在里面，别吵他”，然后脚步声就散开了。
他面前是四只发潮的纸箱，堆在货架最底层，旁边是几台报废的注塑机模具和一整卷发霉的帆布。纸箱上的标签已经看不清了，雨水打湿过好几次，墨迹洇成一团团模糊的灰蓝色。但从灰尘的厚度来看，它们至少被遗忘了五六年。最外面的纸箱底部已经有轻微的塌陷，纸板受潮之后又干了，变得像风干的树皮一样脆硬。
他把最上面那只纸箱打开。里面是一堆用旧报纸包着的东西，报纸已经发黄变脆，稍微一碰就碎成几片。他把碎报纸拨开，露出来的东西让他停住了手。
收音机旋钮。
不是父亲后期用的那种廉价塑胶钮——那种旋钮是1974年以后为了压缩成本从台湾订的货，模具粗糙，刻度线上的白漆用几个月就会剥落。这是更早的产品，在他很小的时候，李家的收音机上用的就是这种。金属底座，铝制的，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胶木外壳，表面磨得光滑温润，每个旋钮的顶部都刻着精细的防滑纹路——不是后来的那种简单的直线纹，而是一种交叉菱格纹，手指拧上去摩擦力刚好，不滑不涩。他拿起一个对着从高窗泄进来的天光细看，铝座边缘还留着车床切削的纹路，每一道都匀称工整，显然是手艺极熟的师傅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这种旋钮在七十年代初的香港电子业曾经很流行。那时候香港的收音机厂有五六十家，每家的旋钮都是自己做的——不是因为日本买不到，是因为自己做的反而更讲究。后来日本货越做越便宜，塑胶旋钮的成本只有铝座胶木钮的三分之一，这种老工艺就慢慢没有人用了。到1978年，全港还在用这种旋钮的收音机厂，大概一家都没有了。
他把旋钮放回纸箱，心里记下：这批旋钮有大概两百只，够第一批产品用的。短期内可以省掉开新旋钮模具的费用。
第二只纸箱里装的是电路板基板。六十年代的环氧树脂板，单面覆铜。他把基板翻过来检查铜箔面，有些边缘已经开始氧化，铜面上出现了斑斑点点的暗绿色铜锈。但大部分板面的铜箔还是光滑的，手指摸上去平整如镜。他拿起来掂了掂，比现在市面上通用的纸基覆铜板重得多——纸基板轻，但电气性能差，介电常数不稳定，高频信号上去衰减得厉害。这批老式环氧板的成本无法跟日本货竞争，但如果只做短期的应急生产，用来做第一批量产机的电路板，电气性能足够撑住。
第三只纸箱最大，塞满了各种规格的漆包线。铜丝、铜包铝、还有几卷颜色发乌的早期铝线。他拿起一卷铜丝对着光线看了看线径，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线皮。铝线那一卷已经被淘汰很久了——氧化严重，表面发乌，几处线皮剥落的地方能看到白色的铝锈粉末。剩下的铜丝有几卷表面漆皮发脆，指甲一刮就翘起一小片，但最底下那几盘用油纸裹着的铜线还是好的。他把油纸拆开一角，扯出一截对着高窗的天光看：线径均匀，漆皮完整，在手指间弯曲的时候柔韧有力，绕中周足够用。
他把几盘好铜线搬到一边。心里默默算了一下：这些铜线够绕至少五百只中周变压器。如果阿强能把绕线圈的成功率提上来，一只变压器对应一台收音机，五百只就是五百台。
第四只纸箱让他停住了手。
这只箱子比前三只都重，搬的时候铁皮搭扣刮在货架角上，发出一声刺耳的锐响。他打开箱盖，里面是一套完整的收音机模具。外壳模具、旋钮模具、喇叭罩模具——三副模具，每一副都涂过黄油，虽然油已经干了，在型腔表面结成一层半透明的蜡状硬壳，但模具的型腔面上依然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油膜，用手指擦开蜡壳，下面一点锈都没有长。显然在装箱之前，装箱的人用了心思。
他把模具翻过来，对着光看了看底座。底板槽的排位干净利落，流道和浇口的布局看起来像是用直尺比着画出来的，连螺丝孔的避空都留得丝毫不差。这种模具整条街都找不出第二副——不是设备的问题，是手艺的问题。六十年代没有数控机床，模具全靠钳工一手一锉做出来，型腔的精度全靠手上的分寸感。做得好的师傅全香港就那么几个，而做出这套模具的师傅，水准不在任何人之下。父亲当年花了大价钱请人做这副模具，后来为了腾地方把它塞进仓库最里面。塞进去的时候大概没想到，它还能重见天日。
李家港把模具放回纸箱，站起来。纸箱旁边靠墙立着一台被帆布盖住的机器——不是注塑机，是一台旧的手动小型车床。他把帆布掀开，三爪卡盘还稳稳地夹着一截未车完的铝棒，铝棒截面的车削纹路清晰可见，像一张还没有画完的图纸被永远停在了最后一笔。他蹲下来看了看车床的铭牌——英国货，1958年出厂，比他父亲还早开始做工。他转动卡盘，夹爪缩紧又松开，动作还算顺滑。导轨上的油已经干了，但锈迹很浅。
“这台机器，”他回头问跟在身后的福伯，“是谁用的？”
福伯蹲下来，把车床底座的锈迹用抹布擦了一下。抹布是干的，擦过的地方露出底下的灰色铸铁，表面有一层薄薄的老油膜。“阿强。少爷你不知道，阿强刚来厂里的时候才十六岁。他在技校学的是机械，后来才自学的电子。这台车床是他最宝贝的家伙，去年厂里没活干，他每天晚上在这台车床上削铜件——不是做产品，是做练习件。他说手艺不能生，生疏了再捡起来就难了。”
“他递辞职信了？”
“递了。在我这里，我还没批。他不敢直接递给你，早上才塞到我手里的。”福伯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这孩子不是不想留。他妈有肾病，每个月要洗两次血，一次四百，一个月光药费就八百。他爸跑远洋的，在印度洋上修柴油机摔伤了腰，现在在码头做散工，一天挣不了几个钱。日本人的厂开三倍工资，他不是想去——是被逼到墙角了。”
李家港没有说话。他把那只铝座旋钮放回纸箱里，站起来看着那台车床。车床旁边的墙上钉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整整齐齐挂着一排车刀，从粗车刀到精车刀按刃口宽度排列，每一把都磨得锃亮。木板左下角用铅笔写着几个小字：“用后归位。阿强。”
他在仓库里站了一会儿，听见车间那头隐约传来福伯招呼工人的说话声、工作鞋踏过水泥地的摩擦声、有人拖拽铁凳的尖锐声响。他从前世的记忆里翻出类似场景的无数片段——在实验室里带着研究生清理一台闲置了三年的数控机床，拆开防护罩发现导轨上的油膜还没干透，是上一个使用它的工程师封存之前上了一层新油；在自动化产线上翻找旧料架，从最底层拉出一箱被遗忘的高精度伺服电机，铭牌上的出厂日期比研究生年纪还大，但绝缘电阻测出来还是新的。很多东西不是不能用，是被放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位置。把这些被遗忘的东西重新放回牌面上——这就是绝境翻盘的第一步。他弯腰把散落在货架边缘的两盒电容器拣回纸箱，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转身推开了仓库的铁门。车间的日光灯管在他头顶一阵明灭，福伯召集起来的二十几张面孔在实验台前稀稀落落地排开，有人交头接耳，有人靠着机器抽烟，后排几个老师傅还在往门口张望，像是在等他身后还能走出什么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