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阳光已显毒辣，将四合院的青砖地晒得滚烫。
上班的工人们早已离院，只留下些老人、孩子和居家操持的女人们，院里比往日安静许多，只有水龙头滴答的水声和偶尔传来的孩子的哭闹声。
这份宁静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
街道办王主任带着一名年轻干事，面色沉郁地走进大院，手里拿着铁皮喇叭和一摞深褐色封皮的小本子——那是牵动着全院人心的粮本。
“院里的住户，注意了！”
“各家能主事的，出来一下，开个短会，发下月粮本！”
王主任的声音透过喇叭，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瞬间传遍了各个角落。
门帘窸窣，人影晃动。纳鞋底的、哄孩子的、洗衣服的女人们，以及蹒跚的老人，都带着几分惯性的紧张和隐约的期盼聚拢到中院。
每月25号领粮本是头等大事，但王主任的脸色让大家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周维民的母亲李素芹也放下手里的活计，擦了擦手快步走出，心里莫名地有些发慌。
王主任见人来得差不多了，清了清嗓子，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沉重，开口道：“各位街坊邻居，今天过来，是传达上级的一个重要通知。”
“由于目前全国面临的暂时困难，为了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支援国家建设。”
“经上级严格核算决定，从下个月，也就是六月份开始，本市居民的口粮定量标准，在现有基础上，再次统一下调一成！”
“下调一成？！”
这轻飘飘的四个字，却如同烧红的铁钎，猛地烫在所有人心上！
“老天爷！还让不让人活了！”
“又减？！“本来就不够吃啊！”
“一成！一成啊！这得少多少口粮！”
贾张氏反应最为激烈，她一拍大腿，差点跳起来，声音尖利地嚷嚷：“减定量？这日子没法过了！”
”王主任！您看看！”
“您看看，我们家就东旭一个人有定量粮，原本都不够，再减这一成，您这是要我们贾家的命啊！”
她捶胸顿足，唾沫星子横飞。
秦淮茹站在婆婆身后，低着头，双手死死绞着衣角，脸色惨白，没有哭出声，但眼圈瞬间就红了，那单薄的身子微微发抖，仿佛随时会倒下。
三大妈脸色煞白，声音都带了哭腔：“王主任，这……这怎么行啊！”
“我们家解放、解旷都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现在的定量都紧巴巴的，再减一成，这……这不得饿出毛病来啊！”
后院的李奶奶颤巍巍地问：“王主任……这一成……是多少啊？”
“我这老婆子，本来定量就少……”声音里充满了无助。
李素芹站在人群里，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周家情况特殊，二儿子维民有门路，家里明里暗里确实比别家多些存粮，心里有点底。
但是，这粮食不光要管城里这七张嘴，还要按月接济乡下他大伯一家和叔叔一家呢。
维民的奶奶跟着大伯在乡下，小叔一家子也在农村，那地方比城里更苦，每个月就指望着城里这点接济了。
丈夫周传福是个孝子，重情义，家里刚缓过劲来，还打算这个月多往乡下送点粮食的。
现在城里七口人的定量凭空又少了一成（粗算下来得少十几斤），而乡下那边……等着米下锅的嘴一张也没少！
周家七口人，按照不同的年龄和工种定量：
周传福（三级工）：按重体力劳动标准，约30斤/月。
李素芹（家庭主妇）：18斤/月。
周维国（学徒工）按重体力劳动标准，约28斤/月。
周维民（刚进厂，采购员）：暂按轻体力劳动，约22斤/月。
周晓芸（中学生）：16斤/月。
周维华（小学生）：12斤/月。
周晓芬（小学生）：12斤/月。
这样算下来，周家每月总定量大约在 138斤左右。
减少一成，就意味着下个月要凭空少了 13斤8两的粮食！
李素芹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和邻居们一样的愁容，那不是伪装，而是一种对未来的深切担忧，以及对儿子可能要承担更大压力的心疼。
其他住户也是人人色变，唉声叹气之声不绝于耳。
女人们相互诉苦，声音带着哭腔；
老人们摇头叹息，满脸的褶子里都刻满了愁苦；
连不懂事的孩子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绝望的气氛，吓得不敢出声。
王主任看着眼前群情激愤的场面，叹了口气，压了压手，示意大家安静：“大家的心情，我理解！”
“街道也理解！”
“但是，这是国家的统一政策，是为了共渡难关！”
“我们街道也会积极想办法，看能不能组织些代食品，或者联系些野菜供应点。”
“大家也要发扬风格，精打细算，瓜菜代，想办法克服困难！”
“克服困难？说得轻巧！”
“肚子饿怎么克服？”
有人小声嘀咕。
“瓜菜代？现在野菜都快被挖光了！”
“这日子，真是越来越难熬了……”
“大家静一静，下面发放六月份的粮本和粮票。”
办事员开始按户主名字逐一发放那深褐色的小本子和夹在里面的、印着不同面额的珍贵粮票。
每叫到一个名字，就有人上前，小心翼翼地接过，仔细翻看核对，仿佛捧着的是全家性命。
待粮本发放完毕，王主任顿了顿，脸上挤出一丝极其勉强的安抚神色，喊道：
“困难是暂时的！我们要相信组织！”
“全国一盘棋……我们要发扬风格，互相帮助，共渡难关……”
然而，在这些实实在在减少的粮食面前，任何口号都显得空洞无力。
众人带着满腹的绝望、愤怒和茫然，像被抽走了魂一样，捏着那本仿佛瞬间“贬值”了的粮本，慢慢散去。
中院只剩下王主任和干事无力的叹息，以及空气中弥漫的、令人窒息的恐慌。
下午红星轧钢厂，采购三科。
周维民在李建国的带领下，来到了后勤仓库，领到了给每一位采购员都配备的一辆自行车。
8成新的二八大杠飞鸽牌自行车推到他面前时，周维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漏了一拍。
虽然不是全新的，但保养得极好，黑色的车架擦得锃亮，几乎没有大的划痕，链条、齿轮都上足了油，转动起来顺滑无声，车铃一按，声音清脆响亮。
结实的前叉，宽大的车座，坚固的后架，无一不彰显着这个时代工业品的扎实与气派。
车的后座两边分别挂着一个竹筐子，方便放采购到的食品。
车把正中，“飞鸽”的商标清晰夺目，车架上的编号更是它身份的象征。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从此告别了全靠步行的时代，活动半径大大增加！
无论是去下乡采购，还是去那先生那里，都有了极大的便利！
更重要的是，这辆车本身就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他仔细检查了车辆，确认无误后，在领取单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周维民推着自行车来到停车棚锁好，又跟李建国回到了科里。
李建国又抽空与他聊了会儿，介绍了科里几位同事的大致性格与一些不成文的规矩，让他受益匪浅。
周维民也借此了解到，科里目前最大的“痛点”确实是缺少荤腥，特别是肉类和即将到来的夏季蔬菜供应。
李建国告诉周维民明天上班后带他下乡采购，让他好好学习，周维民欣然同意，并期待明天下乡后的状况。
轧钢厂下班的铃声清脆地响起，工人们如同开闸的洪水，涌出高大的厂门。
在这熙攘的人流中，周维民推着一辆八成新的飞鸽牌二八大杠，站在厂门外一侧的老槐树下，格外引人注目。
周维民脸上带着难以抑制的、属于年轻人的兴奋光彩。
他扶着车把，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父亲和大哥的身影。
很快，他看到了并肩走来的父亲周传福和大哥周维国。
两人看到树下的周维民，以及他身旁那辆显眼的自行车，都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爸！哥！”
周维民推着车迎了上去，语气里带着自豪，“科里给配的车，方便下乡跑采购。”
周传福走近，伸出粗糙的手掌，轻轻摸了摸冰凉结实的车架，眼眶有些发热，连连点头：“好！好啊！我儿子……出息了！”
这辆车，在他眼里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儿子在厂里站稳脚跟、得到重用的象征。
周维国憨厚地笑着，拍了拍弟弟的肩膀：“行啊，老二！这下你可比哥强多了！”
他眼里满是替弟弟高兴的神色。
“哥，你说啥呢，咱家会越来越好的！”
周维民笑道。
父子三人，连同那辆崭新的（在他们眼里）自行车，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周维民没有骑，而是和周维国一起，一左一右陪着父亲，慢慢推着车走。
一路上，遇到相熟的工友或邻居，无不投来羡慕的目光。
“哟，周师傅，维民可以啊！这都配上车了？”
“飞鸽牌！好车啊！”
“维民，以后采购可得给咱院儿里谋点福利啊！”
周维民笑着应承，周传福也难得地挺直了腰板，脸上带着骄傲。
周维国在一旁憨笑。
然而，当他们父子三人有说有笑地踏进南锣鼓巷95号院时，却敏锐地察觉到气氛不对。
院子里没有了往日的喧闹，一种压抑的、令人不安的寂静弥漫在空气中。
几个女人聚在水池边，不是在洗菜淘米，而是低声交谈着，脸上愁云密布。
连平时最爱在院里咋呼的刘光天、刘光福兄弟，都蔫头耷脑地蹲在墙角。
周维民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他看向正从中院走出来、脸色凝重的阎埠贵：“三大爷，院里这是……怎么了？”
阎埠贵看到周维民和他身边的自行车，眼睛亮了一下，但随即又被更深的愁绪覆盖。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推了推滑到鼻梁的眼镜，压低了声音：“维民，你们刚回来还不知道吧？”
“街道办上午来人了，通知……下个月的定量粮，减少了一成！”
“什么？！又减了？还是一成？！”
周维民失声惊呼，心脏猛地一沉。
他身后的周传福和周维国也瞬间变了脸色，刚才因为新车带来的那点喜悦被这个噩耗冲击得荡然无存！
“可不是嘛！”
阎埠贵哭丧着脸，掰着手指头算，“这都第二次减了，加起来都快两成了！”
“这日子……可真是没法过了！”
他摇着头，佝偻着背走开了，仿佛被抽走了精气神。
他深吸一口气，将自行车稳稳地支在自家窗下。